我不确定自己曾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但我希望向人们解释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被赋予了堕落的形象，但这些并不是事实
　　
　　对于改革开放后长大的一代中国人来说，皮尔·卡丹曾经是西方时尚的代名词。时光流转30年，皮尔·卡丹早被路易威登、迪奥、普兰达等眼花缭乱的奢侈品牌淹没，再也不会引起中国人的特别关注。但我们稍微留意，便发现皮尔·卡丹还是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留下难以取代的印象。
　　11月18日晚上6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皮尔·卡丹公司在巴黎的总部。卡丹先生等在公司门口，亲切得仿佛并非第一次相见。
　　
　　“因为投身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说我是个疯子”
　　
　　中国新闻周刊：说到30多年前进入中国市场，当你身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背景中，你有过担忧甚至害怕吗？
　　卡丹：从没有过担忧。当时我在中国的冒险曾经引起很多人的怀疑，因为我投身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说我是个疯子，但我个人从来没有怀疑过。在来中国之前，我就曾在苏联呆过一年，我在莫斯科也做了不少关于时尚的推广工作。
　　在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我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即使在苏联，我也享受着充分的自由。
　　我不是间谍，也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相反，我总是愿意帮助他们，总是试图去理解他们和分析那里的形势。
　　中国新闻周刊：当你1978年来中国时，留下了这么一张历史照片：你走在一群中国人中间，你的衣着及气质与他们形成了鲜明反差。照片中的你在想些什么？
　　卡丹：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觉得我像个外星人。其实，我心里对他们有一种同情和尊重。当时中国人很不容易，他们为了某个梦想奋斗了一生。应该让他们认识到这并不是真正的天堂。
　　我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也没有资格来批评任何事情。这只是一种见证和内心的思考。
　　中国新闻周刊： 20世纪80年代，“皮尔·卡丹”在中国是一个充满梦幻的品牌。中国人首次认识了西方的生活标准。现在看来，是你给中国人上了一堂精致生活与时尚的课程。
　　卡丹：我不确定自己曾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但我希望向人们解释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被赋予了一个堕落的形象，比如资本家挣很多的钱、剥削工人、贩卖奴隶等，但这些并不是事实。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到了许多地方，去看不同的工厂。中国老百姓非常容易相处。跟他们在一起，你可以得到很明确的答案。一杯酒下去就会坦露心声，就成了朋友。但是与日本人，就不是这样了。我有一个50年交情的日本朋友，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因为这样一种民族性格，让我与中国人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特别是和当时在任的轻工业部部长。
　　在北京开第一家马克西姆餐厅前，有一次我跟这位部长说，我来中国是为了推动中法两国间的互相了解，因此我打算出资请一些中国模特到巴黎，给她们新的时装形象，而不是传统的中山装或旗袍，因为这些老式装束给人感觉很封闭，政治味道过浓。他当场答应了，前提是我承担所有的费用。这项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给我带来的媒体关注度是从未有过的。
　　我去中国就是为了了解他们，同时也试图让他们去了解外部世界。我个人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在马克西姆餐厅上的投资。
　　我并没有像其他投资者，坚持一两年，亏了很多钱后便撤离，但我留了下来。因为受法国金融系统的管制，我不能直接从法国调资来中国。所以，我不得不从我在日本的产业收入里面抽取资金，通过一家在北京开设有办事处的日本银行把钱调到中国。
　　我投资的马克西姆餐厅，是当时北京唯一的高级西餐厅，是资本主义在北京的象征。我不遗余力地劝说中国官员，马克西姆可以为来北京的外交官和国家元首提供一个交流空间。就这样我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和积极。
　　我只能影响那些喜欢皮尔·卡丹的人。即便在巴黎，有喜欢我的，也有不喜欢我的。我是第一个让中国人了解什么叫时尚的西方人。我很像马可·波罗，因为我们都具有冒险精神。
　　1958年当我在法国“巴黎春天”展示我的作品时，就有人预言说皮尔·卡丹终将被人遗忘。但现在我是唯一活着的那一时代的设计师，并且一直完全保持着公司的产权独立性。
　　
　　“我对中国充满希望”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样评论中国的发展？
　　卡丹：所有的东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如与我们合作的中国工厂，现在完全有能力做出可以跟巴黎工坊相媲美的产品。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我见过一些非常优秀的中国学生，当时他们是我在中国的导游。接触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承受着来自政治气候的压抑感，他们甚至羞于在我面前吃米饭。
　　苏联犯下的大错是他们开放得太快了，甚至可以说是个悲剧。如果没有规则，社会只能大乱。我很早就理解了这一点。我对中国充满希望。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在中国和日本没有真正的时装设计师。你认为中国何时能建立起自己的时尚和奢侈品产业？北京能否成为另一个时尚中心？
　　卡丹：日本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设计师的，但中国毫无疑问将成为未来的时尚强国。我经常在巴黎时装周上看到很有潜力的中国设计师。我认为你们中国人还没有真正展示你们的创造力。
　　巴黎像一个集市，汇聚了所有同业人士。真正的法国设计师并不多。如同戛纳电影节，并不能独自出产电影。中国奢侈品行业首先要通过质量来推动，然后就是声誉。
　　当代新技术领域的发展令人感到惊讶。我总是尝试在创作中使用新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无论如何，中国将占主导地位，印度是30年以后的事情，非洲是60年以后的话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通过品牌授权的方式，使你的服装在世界各地的设计更加“因地制宜”。但是在近几年， “皮尔·卡丹”品牌因为过度的商业化而导致价值下降。你曾宣布要重塑在中国市场的形象，具体的打算是什么？
　　卡丹：特许贴牌战略是我几十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好的创作，好的创作才华并不能与高价划等号。这不是贫穷落后和奢侈之间的差距。我的思路是，给更多的工厂合法复制并量产我的时尚设计的权利。
　　中国有13亿人，只要有一小部分对我的产品感兴趣就够了。虽然在中国市场，我是一个先驱; 我的名字也因此变得家喻户晓。但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市场运作方法。
　　中国新闻周刊：你能否提供一些关于中法关系的看法？你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
　　卡丹：我在外交和工业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已经做得够多的了。
　　我现在只想继续做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仅是在服装方面，而且还有许多别的有意思的事情。
　　当前的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波浪而已，会过去的。这里面很多的数字、金钱概念都是虚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