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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姚莹、沈壶等史地学者对边疆形势和边疆问题的深刻认识，是与其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社会批判思潮集中反映了边疆观念的时代特征。面对社会上日益泛滥的主张“放弃”新疆的论调，面对昧于边情的社会人士和投降派官员的所言所行，史地学者给予了有力的斥责和抨击。在批驳的同时，他们自己则表达了要求关心“边情”、努力了解天下大势、维护边疆稳定和疆土完整的愿望和要求。
关键词：鸦片战争前后；社会批判思潮；边疆观念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k9011003－0751(2007)03－0188－04
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姚莹、沈垚等史地学者对边疆形势和边疆问题的深刻认识，是与其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社会批判思潮集中反映了边疆观念的时代特征。面对社会上日益泛滥的主张“放弃”新疆的论调，面对昧于边情的社会人士和投降派官员的所言所行，史地学者给予了有力的斥责和抨击。在驳斥的同时，他们自己则表达了要求关心“边情”、努力了解天下大势、维护边疆稳定和祖国统一的愿望和要求。
一、对“放弃”新疆论的批驳
长期以来，新疆的财源大部分靠清廷的“协饷”来维持，但是乾嘉以后，清政府财力日渐衰弱，对新疆的“协饷”供应不力。鉴于此，有些清朝官吏便抱怨新疆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所谓“西域绝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主张“放弃”新疆的论调至嘉道成时期日益甚嚣尘上。如咸丰年间，甘肃布政使张集馨竟然认为，新疆除乌鲁木齐、伊犁两地可以“留之为内地屏障，其余各地皆可放弃”。清政府对这种论调无力顾及，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放弃新疆的论调愈演愈烈，激起了边疆史地学者的极大愤怒，沈垚、龚自珍、魏源等纷纷著书立说，痛陈取弃新疆之利弊。
沈垚《新疆私议》作于道光八年(1828)，当时清政府刚平定张格尔叛乱，新疆善后问题一时成为朝野议论的中心。对于有人以喀什噶尔等边城“悬远难守”、费用巨大为由，主张“捐西守东”之议，沈垚明确指出：“然则远终不可守乎?非也。不尽其守之道，故不可得而守也。不守远必守近，而守近之费不减于远或更甚焉。”在沈垚看来，守近的费用并不少于守远。他主张：“镇守诸臣，诚以时度地形，益治沟洫，广田蓄，务储积，则内地之转输可罢，蓄积益多，兵食益足，缓急有备。”沈垚指出，“夫回部者，安西关内之藩篱也。四城者，又回部之藩篱也。藩篱固，则腹心安。腹心实，则藩篱益固”。沈垚主张发展新疆经济，以解决边防军费。他说：“西域地广，饶水草，其处温和田美，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诚广行屯田积粟之法，即有军兴，可无需中国馈运。”沈垚认为，玉门关以西是内地的藩篱，如藩篱失腹地必不安。他指斥有人主张放弃新疆的观点是“迂士之论”。
针对一些清朝官吏抱怨新疆是一个沉重的包袱，龚自珍进行了有力的辩驳，说：“臣闻前史安边之略，不过羁縻之、控制之。虽有长驾远驭之君，乘兵力之盛，凿空开边。一旦不能有，则议者纷纷请弃地，或退保九边已耳，非真能畺其土、子其人也。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拓地二万里而不得以为凿空，台堡相望而无九边之名。畺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在龚自珍看来，新疆地区在中国版图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时势日艰的情况下，更应加强对其统治和管理。
魏源也对当时流行的“放弃”新疆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他列举令人信服的事实，说明治理新疆不会给清政府造成“增兵”、“费财”、“劳敝”等负担，强调了治理新疆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一旦追天时、顺人事、列亭障、置郡县，人又或以为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抑思兵果否尝增耶?财果否尝费耶?南北两路养兵万有九千余名，设官千有四百余员，有驻防，有换防。驻防携眷之满洲、索伦、蒙古；厄鲁特兵则移自盛京、黑龙江，移自张家口，移自热河。其换防番戍之绿营兵，则调自陕、甘，岁支俸饷银六十有七万八千九百余两，即内地应领之额项，其增兵者安在?……是以乾隆初年户部库银止三千三四百万，今已多至七千八百余万，有盈无绌。是新疆不惟未尝糜饷，而且节币，其费财者又安在?且北路屯田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余亩，南路四万九千四百余亩，岁交粮米共十四万三千余石，尽支放外，尚不敷二万三千石，于旧存仓聍五十万石内支补，计兵屯、回屯、民屯、旗屯共十余万丁，统于乌鲁木齐提督。官田外，余地听民自占，农桑阡陌徭役如内地。且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衰多益寡者，政之经。国家提封百万，地不加增，而户口日盛，中国土满人满。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裔，牛羊麦面蔬菔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矿、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外番茶、马、布、缎互市之利，又皆什倍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辄辟汗莱，长子孙，百自无一反。是天留未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闾者也。是圣人损益经纶之义，所必因焉乘焉者也。中外一家，老死不见兵革，较之康熙、雍正间烽火逼近畿，边民寝锋镝，中国运馥屯甲于科布多、也里坤，且守且战，先后糜币七千余万者，其劳敝又安在?夫狃近安，忘昔祸，不可谓智。生齿日孳，民财日匮，反欲闭其大源，不可谓智。国用之绌，由名粮武俸之增，河工岁修之费，八旗口粮之重，文银出洋之甚，皆倍于乾隆中叶以前，不探其本，而漫咎于新疆，耳食道听，不可谓智。”在魏源看来，新疆地区地域广袤、物产资源丰富，而且经济发达。对新疆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军事等管理，不仅可以缓解中国其他地区“土满人满”等矛盾，而且对边疆地区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魏源强调新疆在政治、经济及军事上的重要意义，这在当时是颇具识见的。
总之，鸦片战争前后主张放弃新疆的论调形成一股较大的逆流，对于这种破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错误言行，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史地学者对之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们雄辩地论证了新疆在祖国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意义。
二、对昧于边情者和投降派的斥责
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统治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世界大势瞢然无知。1802年，在英国侵略者撤离澳门后，嘉庆帝曾不无得意地说：“该夷兵遇官兵开炮，并不敢稍有抗拒，及奉有严饬谕旨，亦即畏惧，开帆远去，是该夷兵尚知震慑天威，无他伎俩。”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帝还一再发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谕旨。如有谕旨问：“英吉利国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相通?该国向与英吉利有无往来?”连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都昧于世界情事到这等惊人地步，更毋论一般的士人了。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殖民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许多士人仍然不把这看成是军事与外交上的失败，反而认为签约的结果避免了战争与麻烦，是“天朝”值得庆幸之事。《软尘私议》记述当时京城的政治气氛说：“和议之后，都门仍复 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鸦片战争前后，就广大的士大夫阶层来说，其中仍有不少人虚骄自大、盲目排外，他们对于边情和世界形势缺乏基本的了解。尤其是投降势力提出的妥协主张，致使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到极大的破坏。对此，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史地学者深为忧虑，他们纷纷指斥昧于边情者和投降势力，对其言行和严重后果进行了深刻的揭批。
第一，史地学者对昧于边情和世界形势者的指责。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前后，对于西方的了解与认识简直判若两人。1839年初，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时，他与其他闭目塞听的士大夫一样，对西方一无所知。他认为，“夷人之利，皆天朝所予，倘一旦上千圣怒，绝市闭关，彼各国皆无锱铢之利可图”。林则徐在致英王书中，说：“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在处理广东“夷务”时，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后，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他在1839年6月的奏折中指责“沿海文武员牟，不谙夷情，震于英咭唎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他指出：“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为此，他认为：“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
魏源认为中国人对西方所知甚少，官私著作对外国的记载不仅极其肤浅，而且错误之处很多。他说：“儒者著书，惟知九州以内，至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皆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为了战胜外国侵略者，首先必须了解外国，知已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因此，魏源主张开设译馆，用来翻译外国书籍，“若内地亦设馆于粤东，专译夷书夷史，则殊俗敌情，虚实强弱，恩怨攻取，嘹悉曲折，于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于驾驭岂小补哉”。魏源对那些不知“夷情”而又反对“师夷”的顽固守旧势力提出批评：“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日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苟有议繙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日多事；及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感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
姚莹对上古以来有关“九州”记载的演变情况进行考析，认为时人由于昧于世界情势的变化，以致曲解了“九州”的原意。他说：“昔者九皇御世，兄弟九人分治九州，地舆乃尽。九州者，邹子所言大九州，非禹贡之九州也。九皇各主一州，自为政教。今之中国五帝三王以来所治乃大地之东南隅，中土以外八州风气异宜，政教各别。三代本有载籍掌于太史，九邱之类是也。自秦代焚书，史失其职，遂无可稽，世儒见所未见，概以为诞则迂矣。汉后异域渐通，略复纪载，实皆古皇之所遗治也。大地径三万里为万里者，九当以方万里为一州，今圣人在宥中国舆地实已倍之意，异域诸国大小兼并不知凡几。”姚莹认为鸦片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魂，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他恳切地希望“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姚莹在《外夷留心中国文字》篇中，强调了了解外国的重要性。他列举英吉利、普鲁社、耶马尼之留心中国文字，日本、安南、缅甸、暹罗等国讲求各国诸事的记载，这些国家无不“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国许多士大夫“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平居大言，谓一事不知为耻，乃勤于小而忘其大”。姚莹批评上述士大夫的“拘迂之见”已经不适应古今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指出其结果只会“误天下国家也”。他在这篇札记文末表示：“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姚莹将是否了解天下形势同国家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可见他对世界纷纭变化局势之关切和对中华民族前途之忧心。
夏燮指出，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寝寝东来之际，中国的士大夫对西方却茫然无知。他说：“然明之诸臣，迄不知其为大西洋人。直至万历间，利玛窦至京师，始识大西洋之名，而迄不知其与佛、荷等国之或同或异也。况自西士利、艾等与中朝士大夫往返讨论，固已备悉其山川风土，指掌列眉。而修《明史》者，尚堕云雾中，岂非卧榻之旁，被人鼾睡而不知者耶?然则通番之远，莫远于明，而勤远略于数万里之遥，遂酿近忧于二百年之久，岂细故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传教士在同士大夫讨论的过程中，知悉了中国的山川情势；而纂修《明史》之人竟然如堕云雾中。在夏燮看来，暗昧世界形势是酿成鸦片战争的重要原因。夏燮还指责封疆大臣对于西方传教士的态度说：“自传教士私往各省，交结民人，往来自便。封圻大臣漫无觉察，其知者又恐别生事端，容隐不发。因而此辈久居中土，绘图测镜，消息潜通。虽列圣怀柔，示以大公，不疑其别有不法情事，而觊觎之渐萌于此矣。”夏燮痛惜士人不悉外国情事，说：“士大夫讳谈月报，罔识夷情，予感其事，因录其全奏而附识于此。(即《表漕督甲三复奏》文)”有鉴于此，夏燮通过多方搜求资料：一是邸抄、奏议；二是当时传抄的官员的来往信札；三是当事人的笔记、书信；四是可以据信的西人月报，写成了一部充满爱国义愤的近代史名著《中西纪事》。
第二，史地学者对妥协投降势力的斥责。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龚自珍旗帜鲜明地批驳了那些主张对外妥协的论调，龚氏将之归纳为“三答难”。针对有人提出“中国食急于货”，龚氏认为这是“袭汉臣刘陶旧议论以相抵触。固也，似也，抑我岂护惜货，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议施之于开矿之朝，谓之切病；施之于禁银出海之朝，谓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货即第二，禹、箕子言如此矣”。针对有人认为“不用呢羽、钟表、燕窝、玻璃，税将绌”，龚氏答之日：“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之曰：行将关税定额，陆续请减，未必不蒙恩允，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入，矧所损细所益大?”针对有人“毋用兵”之议，龚自珍正言道：“刑乱邦用重典，周公公训也。至于用兵，不必陆路之用兵，此驱之，非剿之也；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非与彼战于海，战于艅煌也。”对于社会上的种种谬论，龚自珍恳切地告诫林则徐千万不要“为若辈所动”。在他看来，这些散布妥协言论的“黠猾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应该对之“杀一儆百”。由此可见他要求保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坚定决心。
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斥责清统治集团“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以致敌人“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魏源通过一系列事实说明，鸦片战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琦善、奕山、奕经之流不抵抗的结果。如1840年12月5日义律突袭沙角、大角炮台时，“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游击马辰等，尚分守镇远、威远、靖远各炮台，兵各仅数百，相向而泣。 天培遣廷钰回省城哭求增兵，阖省文武亦皆力求，琦善置之不理，惟连夜作书令鲍鹏持送义律，再申和议，于烟价之外复以香港许之，并归浙江俘人，以易定海城。琦善与立契约，遂于正月赴虎门宴义律于狮子洋”。魏源对琦善的妥协行为予以揭示，对奕山、奕经先是轻率冒险，一败涂地之后屈辱投降，而后弄虚作假、讳败为胜的可耻行径作了深刻的揭露。在魏源看来，正是由于他们的腐败无能，遂使英军大肆侵犯浙江、宝山、上海、镇江等地，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的惨败结局。《道光洋艘征抚记》文末就“战”、“守”、“款”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说：“夷寇之役，首尾二载，糜帑七千万。中外朋议，非战即款，非款即战，从未有专议守者。何哉?且其战也，不战于可战之日，而偏战于不可战之日。其款也，不款于可款之时，而专款于必不可款之时。其守也，又不守于可守之地，而皆守于不可守不必守之地。粤东不议守而专款，是浪款也。”
姚莹对鸦片战争中主和的投降势力深为痛心。他说：“至于海外数万里之远夷，以其隙侵侮中国。天子虽有外攘之志，而中外大臣颓焉不振，莫不惊心咋舌，罔知所为，相顾聚谋。惟以和夷为事，辱国丧师，不知愤耻。其有奋义讨敌者，反抑之以悦敌人。甚且奏请重兴异教，若恐人心陷溺，犹有未尽也。呜呼!此非衰敝极变之侯乎。”
梁廷枏一再指出“夷欲未厌”，认为英国侵略中国已蓄谋已久，不达目的会誓不罢休。对于投降派将鸦片战争的起因归于林则徐禁烟操之过急，梁廷枏斥之日：“去火贵抽薪，遗烬清泉沃。或云一网收，致败缘缚束。孰如挥令去，持之毋太促；或云厚厥偿，投桃报琼玉，我法一以伸，彼亦盈其欲。不知由前说，具文空相勖，接济遍海需，转瞬如常局。尚执后说论，调停殊委曲……第就成败观，所见皆流俗。”对于投降派认为英军大肆侵华是出于报复的荒谬论调，梁廷柑明确指出：“广东、浙江两次还其夷俘，彼未尝因是稍生感激。则闽以台湾之俘还之，亦未必能动其天良，遽然舍去。盖其所求者甚大，声言抱怨，皆虚作恫喝之长技耳。”梁廷枏深刻揭示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本质及其狡猾伎俩，这无疑是对投降派言论的当头棒喝。梁廷枏对投降派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指出：“倘官民同志，稍善机宜，村民万口同声，索其缴还原赀(指广州城下之盟被英军勒索去的六百万银两)而后散，官为调停其间，续给者当可免。”
在《中西纪事》一书中，夏燮对琦善、牛鉴、耆英、伊里布等投降派人物进行了无情的鞭笞。他痛斥琦善日：“开门揖盗，百喙奚辞，聚铁为山，一错难铸。何义律之智，而琦相之愚也!”夏燮控诉牛鉴、耆英、伊里布的罪状，说：“白门之抚，英人挟兵以要之，牛督危言以胁之。予阅其奏词，言形势万分危急，呼吸即成事端。既铺张钟山架炮之事，又言事若不成，即遣人前挖高家堰。道听之语，不知传自何人，而任意指称，以效腐鼠之吓，牛督之罪上通于天矣!耆、伊初到，预存一不敢战之心，而先入之言，方寸已乱，开门之揖，借一无谋，虽欲不抚，乌可得哉!”又说：“然是役也，英人本欲进窥苏、松，抚事将定，仍思挟兵以要之。伊相迁延，不图速决，浙抚亦自顾门户，苟安目前，未及而入江之患起矣。”夏燮明确指出，关天陪、裕谦、陈化成的牺牲，完全是投降派头目的罪过，他说：“关军门之死也，琦相实杀之。裕帅之死也，余步云实杀之。陈军门之死也，牛督实杀之。观于三忠殉难之本末，则千载而下，必有援曲端武穆之律以成定谳者，其亦可为长叹也已!”在对投降派腐败无能进行挞伐的同时，夏燮则用褒扬的笔墨讴歌了殉难志士的光辉业绩。他说：“吴淞之役，关系江上全局。牛督掣援而走，不知其开门揖盗之祸，驯至于兵临城下，俛首莅盟，遂为东南戎首。陈军门竭三年热血，尽瘁匪躬，固已操胜而后战之算。不意乖其所遇，乃与恇怯观望之元帅共事，以杀其身，岂非天哉!”夏燮高度评价裕谦，说：“自英夷犯定海，裕帅谓其犯兵家之忌者八，上书主剿，虽未免言过其实，而一腔热血，报国拳拳。至其身任钦差大臣，予阅其前后章奏及来往咨会之文，古谊忠肝，勃然义行于色，若夫用兵之成败利钝，非可逆睹，矧以今日沿承平之积习，文驰武玩，一旦祸几猝发，而欲责堙河于一掌，倚支厦于独木，虽智者亦知其难也。”
对于姚莹在台湾的抗敌之功，投降派头目竞颠倒黑白，诬蔑姚莹“冒功欺罔”。对此，夏燮辩诬说：“台湾之狱，外则耆相主之，内则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办此案，竞以‘莫须有’三字定谳，固由忮功，亦奉政府枋臣指授也。当日置镇道于劾典，辄以恐误抚夷之局一语，奉为全计，岂知成庙深识时事之艰，不欲诿过于臣下。而今上在青宫之日，已微窥其不得已之苦衷，故于三十年驱逐洋艘之后，始将前后议抚诸臣明正其罪。又于林文忠外，更平反闽中镇道一案，颁示誉黄，布告天下，谓：‘穆彰阿排斥异己，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于是，此案之是非得失，遂为千秋定谳矣。”夏燮揭示了“台湾之狱”的真相，对投降派虚级冒功极表愤慨，说：“若夫粤东之抚，靖逆奏称四月初八日之捷；江浙之抚，扬威奏称镇海、定海之捷。又从而保举在事之文武员弁，是又明之邢玢、杨镐辈，虚级冒功，张濂所谓罚罪之典，移而为赏功之令者，今昔情形，异代同揆，可胜慨哉?”固可见，夏燮对于鸦片战争中的抗敌志士和卑躬屈膝之流有着爱憎分明的立场，也表达出他对祖国疆土无比珍惜的爱国情怀。
责任编辑：何参
作者简介：章永俊，男，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关键词：鸦片战争前后；社会批判思潮；边疆观念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k9011003－0751(2007)03－0188－04
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姚莹、沈垚等史地学者对边疆形势和边疆问题的深刻认识，是与其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社会批判思潮集中反映了边疆观念的时代特征。面对社会上日益泛滥的主张“放弃”新疆的论调，面对昧于边情的社会人士和投降派官员的所言所行，史地学者给予了有力的斥责和抨击。在驳斥的同时，他们自己则表达了要求关心“边情”、努力了解天下大势、维护边疆稳定和祖国统一的愿望和要求。
一、对“放弃”新疆论的批驳
长期以来，新疆的财源大部分靠清廷的“协饷”来维持，但是乾嘉以后，清政府财力日渐衰弱，对新疆的“协饷”供应不力。鉴于此，有些清朝官吏便抱怨新疆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所谓“西域绝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主张“放弃”新疆的论调至嘉道成时期日益甚嚣尘上。如咸丰年间，甘肃布政使张集馨竟然认为，新疆除乌鲁木齐、伊犁两地可以“留之为内地屏障，其余各地皆可放弃”。清政府对这种论调无力顾及，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放弃新疆的论调愈演愈烈，激起了边疆史地学者的极大愤怒，沈垚、龚自珍、魏源等纷纷著书立说，痛陈取弃新疆之利弊。
沈垚《新疆私议》作于道光八年(1828)，当时清政府刚平定张格尔叛乱，新疆善后问题一时成为朝野议论的中心。对于有人以喀什噶尔等边城“悬远难守”、费用巨大为由，主张“捐西守东”之议，沈垚明确指出：“然则远终不可守乎?非也。不尽其守之道，故不可得而守也。不守远必守近，而守近之费不减于远或更甚焉。”在沈垚看来，守近的费用并不少于守远。他主张：“镇守诸臣，诚以时度地形，益治沟洫，广田蓄，务储积，则内地之转输可罢，蓄积益多，兵食益足，缓急有备。”沈垚指出，“夫回部者，安西关内之藩篱也。四城者，又回部之藩篱也。藩篱固，则腹心安。腹心实，则藩篱益固”。沈垚主张发展新疆经济，以解决边防军费。他说：“西域地广，饶水草，其处温和田美，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诚广行屯田积粟之法，即有军兴，可无需中国馈运。”沈垚认为，玉门关以西是内地的藩篱，如藩篱失腹地必不安。他指斥有人主张放弃新疆的观点是“迂士之论”。
针对一些清朝官吏抱怨新疆是一个沉重的包袱，龚自珍进行了有力的辩驳，说：“臣闻前史安边之略，不过羁縻之、控制之。虽有长驾远驭之君，乘兵力之盛，凿空开边。一旦不能有，则议者纷纷请弃地，或退保九边已耳，非真能畺其土、子其人也。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拓地二万里而不得以为凿空，台堡相望而无九边之名。畺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在龚自珍看来，新疆地区在中国版图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时势日艰的情况下，更应加强对其统治和管理。
魏源也对当时流行的“放弃”新疆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他列举令人信服的事实，说明治理新疆不会给清政府造成“增兵”、“费财”、“劳敝”等负担，强调了治理新疆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一旦追天时、顺人事、列亭障、置郡县，人又或以为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抑思兵果否尝增耶?财果否尝费耶?南北两路养兵万有九千余名，设官千有四百余员，有驻防，有换防。驻防携眷之满洲、索伦、蒙古；厄鲁特兵则移自盛京、黑龙江，移自张家口，移自热河。其换防番戍之绿营兵，则调自陕、甘，岁支俸饷银六十有七万八千九百余两，即内地应领之额项，其增兵者安在?……是以乾隆初年户部库银止三千三四百万，今已多至七千八百余万，有盈无绌。是新疆不惟未尝糜饷，而且节币，其费财者又安在?且北路屯田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余亩，南路四万九千四百余亩，岁交粮米共十四万三千余石，尽支放外，尚不敷二万三千石，于旧存仓聍五十万石内支补，计兵屯、回屯、民屯、旗屯共十余万丁，统于乌鲁木齐提督。官田外，余地听民自占，农桑阡陌徭役如内地。且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衰多益寡者，政之经。国家提封百万，地不加增，而户口日盛，中国土满人满。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裔，牛羊麦面蔬菔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矿、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外番茶、马、布、缎互市之利，又皆什倍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辄辟汗莱，长子孙，百自无一反。是天留未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闾者也。是圣人损益经纶之义，所必因焉乘焉者也。中外一家，老死不见兵革，较之康熙、雍正间烽火逼近畿，边民寝锋镝，中国运馥屯甲于科布多、也里坤，且守且战，先后糜币七千余万者，其劳敝又安在?夫狃近安，忘昔祸，不可谓智。生齿日孳，民财日匮，反欲闭其大源，不可谓智。国用之绌，由名粮武俸之增，河工岁修之费，八旗口粮之重，文银出洋之甚，皆倍于乾隆中叶以前，不探其本，而漫咎于新疆，耳食道听，不可谓智。”在魏源看来，新疆地区地域广袤、物产资源丰富，而且经济发达。对新疆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军事等管理，不仅可以缓解中国其他地区“土满人满”等矛盾，而且对边疆地区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魏源强调新疆在政治、经济及军事上的重要意义，这在当时是颇具识见的。
总之，鸦片战争前后主张放弃新疆的论调形成一股较大的逆流，对于这种破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错误言行，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史地学者对之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们雄辩地论证了新疆在祖国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意义。
二、对昧于边情者和投降派的斥责
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统治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世界大势瞢然无知。1802年，在英国侵略者撤离澳门后，嘉庆帝曾不无得意地说：“该夷兵遇官兵开炮，并不敢稍有抗拒，及奉有严饬谕旨，亦即畏惧，开帆远去，是该夷兵尚知震慑天威，无他伎俩。”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帝还一再发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谕旨。如有谕旨问：“英吉利国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相通?该国向与英吉利有无往来?”连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都昧于世界情事到这等惊人地步，更毋论一般的士人了。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殖民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许多士人仍然不把这看成是军事与外交上的失败，反而认为签约的结果避免了战争与麻烦，是“天朝”值得庆幸之事。《软尘私议》记述当时京城的政治气氛说：“和议之后，都门仍复 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鸦片战争前后，就广大的士大夫阶层来说，其中仍有不少人虚骄自大、盲目排外，他们对于边情和世界形势缺乏基本的了解。尤其是投降势力提出的妥协主张，致使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到极大的破坏。对此，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史地学者深为忧虑，他们纷纷指斥昧于边情者和投降势力，对其言行和严重后果进行了深刻的揭批。
第一，史地学者对昧于边情和世界形势者的指责。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前后，对于西方的了解与认识简直判若两人。1839年初，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时，他与其他闭目塞听的士大夫一样，对西方一无所知。他认为，“夷人之利，皆天朝所予，倘一旦上千圣怒，绝市闭关，彼各国皆无锱铢之利可图”。林则徐在致英王书中，说：“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在处理广东“夷务”时，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后，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他在1839年6月的奏折中指责“沿海文武员牟，不谙夷情，震于英咭唎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他指出：“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为此，他认为：“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
魏源认为中国人对西方所知甚少，官私著作对外国的记载不仅极其肤浅，而且错误之处很多。他说：“儒者著书，惟知九州以内，至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皆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为了战胜外国侵略者，首先必须了解外国，知已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因此，魏源主张开设译馆，用来翻译外国书籍，“若内地亦设馆于粤东，专译夷书夷史，则殊俗敌情，虚实强弱，恩怨攻取，嘹悉曲折，于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于驾驭岂小补哉”。魏源对那些不知“夷情”而又反对“师夷”的顽固守旧势力提出批评：“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日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苟有议繙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日多事；及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感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
姚莹对上古以来有关“九州”记载的演变情况进行考析，认为时人由于昧于世界情势的变化，以致曲解了“九州”的原意。他说：“昔者九皇御世，兄弟九人分治九州，地舆乃尽。九州者，邹子所言大九州，非禹贡之九州也。九皇各主一州，自为政教。今之中国五帝三王以来所治乃大地之东南隅，中土以外八州风气异宜，政教各别。三代本有载籍掌于太史，九邱之类是也。自秦代焚书，史失其职，遂无可稽，世儒见所未见，概以为诞则迂矣。汉后异域渐通，略复纪载，实皆古皇之所遗治也。大地径三万里为万里者，九当以方万里为一州，今圣人在宥中国舆地实已倍之意，异域诸国大小兼并不知凡几。”姚莹认为鸦片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魂，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他恳切地希望“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姚莹在《外夷留心中国文字》篇中，强调了了解外国的重要性。他列举英吉利、普鲁社、耶马尼之留心中国文字，日本、安南、缅甸、暹罗等国讲求各国诸事的记载，这些国家无不“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国许多士大夫“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平居大言，谓一事不知为耻，乃勤于小而忘其大”。姚莹批评上述士大夫的“拘迂之见”已经不适应古今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指出其结果只会“误天下国家也”。他在这篇札记文末表示：“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姚莹将是否了解天下形势同国家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可见他对世界纷纭变化局势之关切和对中华民族前途之忧心。
夏燮指出，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寝寝东来之际，中国的士大夫对西方却茫然无知。他说：“然明之诸臣，迄不知其为大西洋人。直至万历间，利玛窦至京师，始识大西洋之名，而迄不知其与佛、荷等国之或同或异也。况自西士利、艾等与中朝士大夫往返讨论，固已备悉其山川风土，指掌列眉。而修《明史》者，尚堕云雾中，岂非卧榻之旁，被人鼾睡而不知者耶?然则通番之远，莫远于明，而勤远略于数万里之遥，遂酿近忧于二百年之久，岂细故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传教士在同士大夫讨论的过程中，知悉了中国的山川情势；而纂修《明史》之人竟然如堕云雾中。在夏燮看来，暗昧世界形势是酿成鸦片战争的重要原因。夏燮还指责封疆大臣对于西方传教士的态度说：“自传教士私往各省，交结民人，往来自便。封圻大臣漫无觉察，其知者又恐别生事端，容隐不发。因而此辈久居中土，绘图测镜，消息潜通。虽列圣怀柔，示以大公，不疑其别有不法情事，而觊觎之渐萌于此矣。”夏燮痛惜士人不悉外国情事，说：“士大夫讳谈月报，罔识夷情，予感其事，因录其全奏而附识于此。(即《表漕督甲三复奏》文)”有鉴于此，夏燮通过多方搜求资料：一是邸抄、奏议；二是当时传抄的官员的来往信札；三是当事人的笔记、书信；四是可以据信的西人月报，写成了一部充满爱国义愤的近代史名著《中西纪事》。
第二，史地学者对妥协投降势力的斥责。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龚自珍旗帜鲜明地批驳了那些主张对外妥协的论调，龚氏将之归纳为“三答难”。针对有人提出“中国食急于货”，龚氏认为这是“袭汉臣刘陶旧议论以相抵触。固也，似也，抑我岂护惜货，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议施之于开矿之朝，谓之切病；施之于禁银出海之朝，谓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货即第二，禹、箕子言如此矣”。针对有人认为“不用呢羽、钟表、燕窝、玻璃，税将绌”，龚氏答之日：“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之曰：行将关税定额，陆续请减，未必不蒙恩允，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入，矧所损细所益大?”针对有人“毋用兵”之议，龚自珍正言道：“刑乱邦用重典，周公公训也。至于用兵，不必陆路之用兵，此驱之，非剿之也；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非与彼战于海，战于艅煌也。”对于社会上的种种谬论，龚自珍恳切地告诫林则徐千万不要“为若辈所动”。在他看来，这些散布妥协言论的“黠猾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应该对之“杀一儆百”。由此可见他要求保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坚定决心。
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斥责清统治集团“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以致敌人“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魏源通过一系列事实说明，鸦片战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琦善、奕山、奕经之流不抵抗的结果。如1840年12月5日义律突袭沙角、大角炮台时，“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游击马辰等，尚分守镇远、威远、靖远各炮台，兵各仅数百，相向而泣。 天培遣廷钰回省城哭求增兵，阖省文武亦皆力求，琦善置之不理，惟连夜作书令鲍鹏持送义律，再申和议，于烟价之外复以香港许之，并归浙江俘人，以易定海城。琦善与立契约，遂于正月赴虎门宴义律于狮子洋”。魏源对琦善的妥协行为予以揭示，对奕山、奕经先是轻率冒险，一败涂地之后屈辱投降，而后弄虚作假、讳败为胜的可耻行径作了深刻的揭露。在魏源看来，正是由于他们的腐败无能，遂使英军大肆侵犯浙江、宝山、上海、镇江等地，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的惨败结局。《道光洋艘征抚记》文末就“战”、“守”、“款”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说：“夷寇之役，首尾二载，糜帑七千万。中外朋议，非战即款，非款即战，从未有专议守者。何哉?且其战也，不战于可战之日，而偏战于不可战之日。其款也，不款于可款之时，而专款于必不可款之时。其守也，又不守于可守之地，而皆守于不可守不必守之地。粤东不议守而专款，是浪款也。”
姚莹对鸦片战争中主和的投降势力深为痛心。他说：“至于海外数万里之远夷，以其隙侵侮中国。天子虽有外攘之志，而中外大臣颓焉不振，莫不惊心咋舌，罔知所为，相顾聚谋。惟以和夷为事，辱国丧师，不知愤耻。其有奋义讨敌者，反抑之以悦敌人。甚且奏请重兴异教，若恐人心陷溺，犹有未尽也。呜呼!此非衰敝极变之侯乎。”
梁廷枏一再指出“夷欲未厌”，认为英国侵略中国已蓄谋已久，不达目的会誓不罢休。对于投降派将鸦片战争的起因归于林则徐禁烟操之过急，梁廷枏斥之日：“去火贵抽薪，遗烬清泉沃。或云一网收，致败缘缚束。孰如挥令去，持之毋太促；或云厚厥偿，投桃报琼玉，我法一以伸，彼亦盈其欲。不知由前说，具文空相勖，接济遍海需，转瞬如常局。尚执后说论，调停殊委曲……第就成败观，所见皆流俗。”对于投降派认为英军大肆侵华是出于报复的荒谬论调，梁廷柑明确指出：“广东、浙江两次还其夷俘，彼未尝因是稍生感激。则闽以台湾之俘还之，亦未必能动其天良，遽然舍去。盖其所求者甚大，声言抱怨，皆虚作恫喝之长技耳。”梁廷枏深刻揭示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本质及其狡猾伎俩，这无疑是对投降派言论的当头棒喝。梁廷枏对投降派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指出：“倘官民同志，稍善机宜，村民万口同声，索其缴还原赀(指广州城下之盟被英军勒索去的六百万银两)而后散，官为调停其间，续给者当可免。”
在《中西纪事》一书中，夏燮对琦善、牛鉴、耆英、伊里布等投降派人物进行了无情的鞭笞。他痛斥琦善日：“开门揖盗，百喙奚辞，聚铁为山，一错难铸。何义律之智，而琦相之愚也!”夏燮控诉牛鉴、耆英、伊里布的罪状，说：“白门之抚，英人挟兵以要之，牛督危言以胁之。予阅其奏词，言形势万分危急，呼吸即成事端。既铺张钟山架炮之事，又言事若不成，即遣人前挖高家堰。道听之语，不知传自何人，而任意指称，以效腐鼠之吓，牛督之罪上通于天矣!耆、伊初到，预存一不敢战之心，而先入之言，方寸已乱，开门之揖，借一无谋，虽欲不抚，乌可得哉!”又说：“然是役也，英人本欲进窥苏、松，抚事将定，仍思挟兵以要之。伊相迁延，不图速决，浙抚亦自顾门户，苟安目前，未及而入江之患起矣。”夏燮明确指出，关天陪、裕谦、陈化成的牺牲，完全是投降派头目的罪过，他说：“关军门之死也，琦相实杀之。裕帅之死也，余步云实杀之。陈军门之死也，牛督实杀之。观于三忠殉难之本末，则千载而下，必有援曲端武穆之律以成定谳者，其亦可为长叹也已!”在对投降派腐败无能进行挞伐的同时，夏燮则用褒扬的笔墨讴歌了殉难志士的光辉业绩。他说：“吴淞之役，关系江上全局。牛督掣援而走，不知其开门揖盗之祸，驯至于兵临城下，俛首莅盟，遂为东南戎首。陈军门竭三年热血，尽瘁匪躬，固已操胜而后战之算。不意乖其所遇，乃与恇怯观望之元帅共事，以杀其身，岂非天哉!”夏燮高度评价裕谦，说：“自英夷犯定海，裕帅谓其犯兵家之忌者八，上书主剿，虽未免言过其实，而一腔热血，报国拳拳。至其身任钦差大臣，予阅其前后章奏及来往咨会之文，古谊忠肝，勃然义行于色，若夫用兵之成败利钝，非可逆睹，矧以今日沿承平之积习，文驰武玩，一旦祸几猝发，而欲责堙河于一掌，倚支厦于独木，虽智者亦知其难也。”
对于姚莹在台湾的抗敌之功，投降派头目竞颠倒黑白，诬蔑姚莹“冒功欺罔”。对此，夏燮辩诬说：“台湾之狱，外则耆相主之，内则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办此案，竞以‘莫须有’三字定谳，固由忮功，亦奉政府枋臣指授也。当日置镇道于劾典，辄以恐误抚夷之局一语，奉为全计，岂知成庙深识时事之艰，不欲诿过于臣下。而今上在青宫之日，已微窥其不得已之苦衷，故于三十年驱逐洋艘之后，始将前后议抚诸臣明正其罪。又于林文忠外，更平反闽中镇道一案，颁示誉黄，布告天下，谓：‘穆彰阿排斥异己，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于是，此案之是非得失，遂为千秋定谳矣。”夏燮揭示了“台湾之狱”的真相，对投降派虚级冒功极表愤慨，说：“若夫粤东之抚，靖逆奏称四月初八日之捷；江浙之抚，扬威奏称镇海、定海之捷。又从而保举在事之文武员弁，是又明之邢玢、杨镐辈，虚级冒功，张濂所谓罚罪之典，移而为赏功之令者，今昔情形，异代同揆，可胜慨哉?”固可见，夏燮对于鸦片战争中的抗敌志士和卑躬屈膝之流有着爱憎分明的立场，也表达出他对祖国疆土无比珍惜的爱国情怀。
责任编辑：何参
作者简介：章永俊，男，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