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着没睡，坐等凌晨两点全美进入冬令时，结果写电邮忘了时间，打开CNN时已过两点，时间又回到了一点，联网的两个手机无缝切换，只有老旧的时钟需要回拨。平白无故赚了一小时，却感觉时间被偷走了，这么想时又觉得傻兮兮的，就一刻度而已。入秋以来树都成了刻度，每天都能看到颜色变化，上下课经过几条固定线路，有时会突然发现某棵树不见了，其实是叶子掉光了，有时又发现自己看错了，它还站在远处，通体红透，就稍微心安一点。
　　还是calendar可靠，这里人人都用calendar，这样即便把饭局约到了一个月以后也不会忘。总在各种场合听到轻微的滴声，那是calendar在提醒你半小时后的活动，生活就这样被切割开来。早晨起来照calendar给的方向去听第一堂课/讲座，坐下时，一位勤奋的俄亥俄大学教授已经通过邮件组发来了当日值得关注的中国报道，开小差读一篇余华的专访，其他研究中心的讲座通知也陆续进来，中东主题的最多，说的都是3个字：抱恙中。还有同学朋友通过Facebook和微信推荐的活动，加上哈佛的APP，看到感兴趣的点击两下，calendar就愈加饱满自信，好像已经听过讲座似的。某天我在电脑前看书，卧室突然被染成明黄色，原来是窗外那棵梧桐一夜变色，阳光照射下黄得触目惊心，我呆看了半天，这事儿calendar上没有。
　　到周末，活动通知一下子消失了，邮箱也变得清静，就特别容易忘事，比如，去买周日版《纽约时报》。安慰自己说反正厚得看不完，又说，在这个“连起来”的时代，也不会真正错过什么，《纽约时报》的南中国海专题、对Greenwald（最早报道斯诺登的前《卫报》记者）的专访最后都变成了CNN、饭桌以及社交媒体上的话题。人人都在说“连起来”，还有人号召大家“重新连起来”（rewire），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Ethan Zuckerman的新书就叫这个名字，开头却从1977年的德黑兰讲起，讲流亡在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演讲如何通过磁带渗透进伊朗，促成1979年伊斯兰革命——只要互联网专家们愿意，他们一定可以从上下五千年里找到“连接改变世界”的证据。
　　《纽约客》倒是登了篇《断开》（disconnect）的长文，作者Evgeny Morozov，著名互联网怀疑者。和Zuckerman一样，他也先拽了一段历史，把我们带回到1924年的魏玛共和国。这年的11月，德国社会学家Siegfried Kracauer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篇抱怨现代城市生活的评论：街边的廉价烟酒广告牌劫持了人们的神经，电影和剧院上演着不属于任何人但让每个人都精疲力竭的生活，而收音机则把我们置于一个永远在接收，永远胸怀伦敦、埃菲尔铁塔和柏林的状态。这些城市资产阶级啊，Kracauer感叹，“在热闹喧哗中越陷越深，最后忘掉了自己还有一颗大脑。”
　　该怎么办呢？Kracauer的药方很简单：无聊休克疗法。在一个大家都出城兜风的阳光明媚的下午，把自己锁在屋里，拉下窗帘，躺在沙发上向无聊投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调动出自己那些荒唐的、未经修饰的想法，进而达致一种“神秘的喜悦”，最后学会与自己相处，“你不再被应该做某事的欲求所束缚，什么都不做也能泰然处之。”听起来像近年国内鹊起的禅修班，把手机电脑上缴，在郊区某个院落或者远方某个寺庙打坐冥思数天。几天前，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还在向我们推荐：“麻省就有，离波士顿两小时车程，已经排到了明年，我在那里待了12天，大哭了3次。”
　　不过，Morozov告诉我们，许多西方人还是决定用他们熟悉的方法来对抗信息过载：掀起一场“信息环保运动”。在阿姆斯特丹就出现了一种能自动屏蔽WIFI的座椅，而一群挪威大学生则设计出一种叫igoo的小玩意，可以屏蔽家里所有的电磁信号，这真是可爱的西式思维——改变自己前，先试着改变周围的环境，创造出几个身边的瓦尔登湖来。
　　瓦尔登湖其实很近，搭通勤火车40分钟到康科德镇，再走半小时就能抵达。去的那天阴云低回，我盯着岸边倒伏的白松，想着1845年3月末梭罗砍树建小屋的那天，“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梭罗小屋仅剩遗迹，一群紫衣姑娘在林间练习健美操，暴雨忽然落了下来，坡地水沟纵横，姑娘们四散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