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连发，少女殒命。破案过程，一波三折。最终......
　　 在被谋杀四周后，道恩的尸体入土为安。在确信已经找到凶手后，警方希望最终能把琳达之死与道恩之死绝对地联系起来。事实上，英国媒体早就在传言这两起案件系一人所为。然而，该男孩应该是被冤枉了，因为对他的血检证明他根本就不是一名A型血PGM1 分泌者。当警方在寻找凶手时，这可是一个硬性指标。但法医学家安慰警方说，法医学家只是在处置一些可能性，这类处置方法还算不上是“精确的”科学。虽然该男孩的母亲向警方提供了案发当天他儿子不在现场的证明，但该证明不被警方采信，原因很简单——她完全有可能是在企图为儿子开脱罪责。回头来看，警方当时被“胜利”冲昏头脑——终于找到了“凶手”。警方受间接证据影响太大，从而忽略了问题的真正所在。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现已无从考证。该男孩的父亲坚持说，他听说了基因指纹技术的出现，于是请求儿子的律师打听此事。但另一方面，警方坚持说，是他们想到了要一锤定音地证明他们没有抓错人。无论双方谁的说法正确，总之杰弗里博士粉墨登场了。而他的出面，是琳达和道恩这两起案件发展的决定性一步。
　　 在这两起案件发生前，杰弗里就已创造了法医学上的一项历史纪录。通过基因指纹，他证明了一名法国青少年竟然是一名英国离婚妇女孩子的父亲。虽然他当时在圈内备受尊敬，但在一般人群中却不见得有多少名气。不过，这一点即将改变。
　　 来自莱斯特警方的一名资深侦探，请杰弗里检测一些血液样本。这些样本来自于自我坦白杀害了道恩的凶手——那个男孩。该侦探对杰弗里说：“（检测）只是为了证明就是他（指那个男孩）干的。”言下之意，警方抓捕那个男孩是正确的。他还对杰弗里说，警方希望证明这个男孩也是谋杀琳达的人。
　　 警方还给了杰弗里一份来自琳达体内的精子样本。该样本已经有些降解，但杰弗里依然使用基因指纹术检测了它，并且希望能得到最佳检测结果。幸运的是，他的确得到了一张适合的DNA基因图。从这张图，能够明确看出强奸杀人嫌疑人的基因特征。然而，这些特征都不符合警方给予杰弗里血液样本的那个嫌疑人——那个说自己杀了道恩的男孩。接着，杰弗里花了一周来检验采集自道恩被谋杀案的样本。
　　 得到最终检测结果后，杰弗里对警察局长戴维说，有好消息给他，但也有坏消息给他。戴维想先听坏消息。杰弗里对他说：“不仅你的人（指那个男孩）在琳达案中是清白的，而且他也不是杀害道恩的凶手。”戴维又问好消息是什么。杰弗里回答：“你只需要抓一个人。两个女孩都是被他杀害的。”戴维想知道基因检测结果是否可能出错。杰弗里的回答是：“只要你给我的样本没错，检测结果就没错。”
　　 1986年11月21日，这个男孩出现在莱斯特法庭上。对英国司法和法医学界来说，这都是很重要的一天。该男孩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为DNA测试结果而被清除罪名的人。直到今天，没有人完全清楚他为什么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杀人，也没有人清楚为什么他看来知道许多有关道恩案的秘密细节。也许，他只是在被密集审讯的压力下“屈打成招”。至于他为什么能了解那么多“秘密”细节，只是因为道听途说，而传言制造者当时有可能目击了道恩案调查过程，所以从该男孩口中流出的“传言”才会那么接近事实，就好像他对这起案件了如指掌。该男孩最终被判无罪。对杰弗里和法医学来说，这是一场漂亮的胜利。对该男孩的家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但是对莱斯特警方来说，这却是一场灾难。警方别无选择，只能重新查找凶手。
　　 尽管是重新寻找，任务却更加紧迫。警方悬赏两万英镑查找凶手，50名警员集结待命。1987年初，办案团队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策——提取当地每一个没有不在现场证明、并且年龄在14～31岁之间的男性的血液样本，还要提取所有曾经在纳博罗、里托索普或恩德比这三个相邻村子工作过、或者与这些村子有这样或那样关联的所有上述年龄段男性的血液样本。稍后，样本采集范围修改至出生于1953年1月1日～1970年12月31日，并且在该地区生活过、工作过或玩耍过的所有男性，其中包括卡尔登精神病医院过去和现在的男性患者和雇员。
　　 采血在两个地点进行，每周采血3天，时间从早上7时持续到晚上9时。每周还有一次夜间采血，时间是从晚上9时到晚11时半。到了1月末，属于采血范围的90%的人都被采集了血样，总人数超过1000人。然而，其中仅1/4的人经过测试被排除嫌疑。显然，这一过程比当初预计的两个月更长。
　　 1987年的1月，对科林来说糟透了。他感到麻烦缠身，睡不好觉。自从接到警方要他到附近诊所接受采血的通知后，他就开始忧心忡忡。警方规定了采血期限。他的妻子问他为什么会对采血感到不安，科林解释说他担心警方设计陷害他，因为他之前有一次当众不雅行为。这一次，他没有按照要求去验血。
　　 当第二份验血通知到来时，科林开始找到自己在糕点厂的朋友和同事，说如果对方愿意代替他验血，他就给对方200英镑。他说，他由于之前的不雅行为而很讨厌警方。许多同事拒绝了科林的利诱。当科林找到刚来糕点厂半年的伊安之后，后者同意为他帮忙。事实上，为了让伊安替他作假，科林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对伊安说，他已经替一个朋友验了血，这个朋友因为之前被控当众不雅和抢劫，所以怕招来麻烦。科林还说，他的朋友绝不可能与琳达及道恩案有牵连，因为案发时他根本就不住在该地区。然而，他（科林）自己现在却陷入麻烦，因为他帮了无辜却受嫌的朋友一个忙。如果被发现，他的好心之举就可能导致他和好友坐牢。他的下一次采血最后期限是1月27日。时间越来越近，他对伊安施压也越来越大。伊安最终答应替他验血。
　　 这一精心安排一直很顺。但到了1月27日，伊安却生病了。不过，科林硬是说服他从病榻上起来，然后两人前往采血地点——位于恩德比村比尔路上的丹米尔学校，而道恩生前就住在这条路旁。当伊安被采血时，科林在外面的隐蔽处等候。伊安按照要求签了采血同意书，然后被采集血样和唾液样本。一切看来都挺顺利。
　　 到了1987年5月末，属于采血范围的98%的人都被采了血。但在3653名被采血者中，只有2000人被排除嫌疑，原因是验血实验室不堪重负。到了这时，办案团队中的警官人数已经减少到24人，而他们还有超过1000人需要接触。此后不久，办案团队警官人数再次减少，只剩16人。不知为什么，有人希望解散办案团队。然而，两名检察官对此坚决反对。
　　 案情突破，常常是在涉案当事人之一不经意间放松警惕之时。一次午间休息时，伊安去酒吧喝酒，遇到了一些厂里的同事。众人谈笑间提到了科林及其对女性的龌龊行为，伊安则提及自己替科林验过一次血。当被问及为什么会这样做，伊安说这与谋杀调查有关。另一名面包师说，科林也曾找到他要他帮忙验血，还说要给他200英镑，但被他拒绝。
　　 其中一名女性对自己所听见的内容深感不安。她问一名烘烤师应该怎样对待科林，得到的回答是“没事”。看来没人相信科林有罪。此外，如果真有事的话，伊安也脱不了干系，大家并不希望如此。尽管这样，这名女性却不愿对此事撒手不管。她发现该酒吧老板有个儿子在当警察。好几周后，她终于下决心对这位年轻警察说了自己听到的事。
　　 警方收到这一信息后，首先比较了科林在接受琳达案例行上门调查时的签名和他在1987年1月被采血時的签名，两者显然不匹配。1987年9月19日早晨，伊安被捕。他立即供认了自己替科林验血的行为。同日下午5时45分，警方来到科林家。科林似乎早已料到这一天，他对警方说：“给我几分钟，我要和老婆说几句话。”在他被带离时，一名警探问他：“为什么要加害于道恩？”他回答：“她在那儿，我也在那儿。”虽然警方现在确信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凶手，但他们也明白自己之前犯过一次错。又到了由杰弗里给出终极证据的时候，这一次的测试结果很明确：道恩和琳达都是被科林奸杀的。
　　 科林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1988年1月，他受到了法律的惩处。法官在宣布对他的判决时说：“如果不是因为DNA技术，你（科林）可能会依然逍遥法外，而其他女性则可能面临杀机。”
　　 作为法医学中百年来最大进展的DNA测试，至此终于成熟。今天，尽管DNA检测面临一些担忧和挑战，有一点却很明显——杰弗里的重要发现丝毫不打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