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布朗大学一年一度的校友志愿者峰会在纽约柏悦酒店举行。会议为期两天，除了学校管理层，还邀请了很多重磅嘉宾做讲座，学校还特意带了很多优秀的在校生，峰会的吃住对于校友都是免费的，级别非常高。
　　现任布朗大学校长、名誉校长、教务主任、院长、校董等都从四小时车程以外的学校赶来，究竟是哪些校友，让学校80%的管理层全力准备这次会议？学校为什么花如此大价钱，不停地去“讨好”这些校友呢？

被邀请的校友都做了什么？

　　被邀请的都是毕业后和学校依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校友，他们在毕业后，依然志愿参与学校的活动，活动包括这几类：

校友面试

　　每年常青藤大学的大量面试工作，其实都是毕业校友完成的。每年两三万的申请者，一个花费一小时的话，就是两万小时，这些校友基本工资都在每小时100美金以上（峰会中才发现医生、律师的比例超过30%），也就是每年校友为学校的录取办公室提供的价值，就超过200万美金。
　　基本过程是，录取办公室每年会通知全世界范围的校友“区域主席（Regional Chair）”，然后由区域主席联系当地校友，填志愿表，然后开始分配学生根据每个志愿校友愿意付出的时间安排面试人数。
　　要知道，无论是区域主席还是面试校友，他们都是志愿的，没有任何报酬。而且区域主席往往还都是成功人士，比如布朗大学的曼哈顿地区区域主席，就是某私募基金的大佬。这些日进斗金的人，愿意为了母校的面试亲自发邮件、联系甚至四五点睡，是多大的力量在支撑他们呢？

Annul Fund - 捐赠基金

　　美国私立大学的钱从哪里来？答案就是校友捐款。这可能在中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比起中国的公立大学都是政府拨款，美国的私立大学主要来自校友和企业的捐助，因此大学的自主性也比较强。捐助的资金会直接进入到“捐赠基金”中去产生收益，捐赠基金会直接影响学校的学术研究、奖学金、教授资源等。所以其实美国的私立学校排名，和学校的捐款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
　　相比如此有钱的私立大学，美国的主要靠政府捐助的公立大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罗伯特·贝根奈曾说：“高等教育是一个竞技场，一些私立大学依赖多年积累的雄厚的捐赠基金在这个竞技场上独领风骚，让我们这些三分之一的经费来自州政府的公立学校望尘莫及。因此，不断扩大捐赠基金规模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美国私立大学就是用这种培养人才、人才成功后捐助母校、母校将钱投入到培养更多的人才，形成了精英滚动式培养的模式。
　　有了这些背景介绍，现在知道校友们尤其是“精英校友”对母校的作用有多大了吧。
　　可是和很多人想象中的不同，美国的大学并不是在一个人成功，企业上市的那一天，忽然贴上去说“哎呀，捐点钱吧”，而是有一个非常先进的系统：在校友们毕业后，分成5年、10年、20年的校友，把不同年龄段的校友放进系统，根据他们的家庭和在校期间对学校的满意程度、个人成就等多项数据，把和学校联系最紧密的放进“金色系统”，然后组织“金色系统”的人为学校找到更多人捐款。这些人如果同意了帮学校做这件事，其实牺牲的时间也不少，不仅仅要在自己能力的范围捐款，还需要不断地劝说同样能力范围的人捐助学校。他们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呢？

校友的动力是什么？

　　为什么有的校友愿意花这么长时间为学校面试、愿意花这么长时间和金钱去捐款呢？看似一天随机安排的峰会，慢慢给了我答案。

有机会参与学校今后的战略决策

　　被邀请的校友并没有想象中的多，可是其中不乏从加州赶来的70多岁老夫妇，特意休假的律师、医生，包括某著名银行的董事……第一个分会议就是校长回答在座所有校友的问题，然后这些校友有机会提出建议，这些建议会直接传达到管理层。无论是校长、教务长还是教授，他们的姿态都不太是管理者，而更像是面对投资人的创业者，细心地听取建议、做笔记、解釋情况，然后会根据建议跟进解决方案。
　　每一位在学校生活四年的人，觉得自己如此被重视，其实都在心里有一些感动，也愿意为母校继续付出吧。

归属感

　　其实人的一生，能让人有归属感的事情不多，但是在美国文化中，大学绝对是其中的一项：
　　在某个工作岗位上，如果遇到了校友，那自然就形成了辅助关系，好像校友之间有责任互相帮助。
　　在家庭中，如果家庭成员是一所学校毕业的，那么共同的回忆往往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夫妻二人一同参加学校的返校聚会，曾经被纽约时报评为“夫妻最浪漫的事情”之一。
　　即使走在大街上，如果你看到别人的车子上贴着学校的车贴，看见偶尔某个健身房有人穿母校校徽的套头衫，都会是很开心上去打招呼的机会。
　　其实学校要做的，就是营造一个氛围，勾起大家共同的回忆。毕竟18-22岁的年龄，无论身在何处，都是美好的事情多。其实学校要做的，就是多将美好归功于自己，把这些不断地传递给校友。
　　人是群居的动物，往往在孤独时，需要一些归属感;往往在年迈时，想要美好青春的回忆。

这不都是水到渠成的吗？

　　会议中有这么一项，邀请了三个“优秀”在校生分享他们的经历。
　　第一个“优秀在校生”是个小姑娘。
　　我作为新校友，其实我知道她和我年龄差不多，可是今天我已经换了个视角去审视这些小孩，我想知道我的时间、金钱投入，到底给了怎样“优秀”的人。我知道他们打动我往往更难，不仅仅是因为我年轻，更是因为我参加了中国论坛，开始帮助学校与中国方面的合作，这样的贡献，别人又怎么超过我？我抱着如此高傲的心态，可是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真的被震撼了。 　　一个拄着拐杖的女孩走上台，说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吧，我是布朗大学大三的学生。我从小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多动症，很不幸大一那年我出门时被性侵犯，很長时间住院，不能出门。那段时间我开始自残，患有很严重的抑郁症。
　　我知道很多人这时候会告诉我，学校有两个抑郁症治疗中心，我在纽约的家旁边就是最好的抑郁症诊所，好像我的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治疗心理健康的资源，我就该好起来。
　　可是若不是自己的经历，我又怎么知道，其实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缺少的并不是治疗资源，而是迷茫中告诉自己去看医生的勇气：我不知道我这种身体情况会不会被退学、不知道这样的记录未来会有多少人看到、不知道这样的故事会怎样影响我已经过不下去的人生。没有经历的人又怎么知道这些？
　　于是我成立了一个组织，用于弥补患者和治疗资源中间的缝隙，希望更多地帮助真正患病的人，在他们和治疗资源之间建立真正的联系，提高社会对这个问题真正的意识。
　　目前我的组织一共帮助了18000名学生，我们从在布朗小小的社团，到现在成为联合国联合的群体，两年了，慢慢壮大。
　　我记得她一步一步用拐杖下台时，所有校友都站了起来，用力鼓掌。
　　那个时候我在想：
　　比起我的国家，美国在心理健康方面已经足够关注，医疗和辅导已经是世界最领先水平，可是依然有20岁的孩子希望不断完善这个系统，希望帮助更多的人。
　　从意识到问题到大面积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个精英教育下的女孩子发挥的最好的优势吧。
　　其实她下台时，我偷偷地掉了几滴眼泪，坐在我旁边的那位校友，某银行的董事，也偷偷地拿起了桌子上的纸巾。
　　我相信她和我一样，觉得付出的都值得了。
　　我两年前从大学毕业，从“被学校服务”的学生身份，开始转化为“对学校有用的”校友身份。去年的我，仅仅因为好玩和好奇，为学校花了几个小时面试，也在试探着找人捐款。可是参加了这个会议，我心里已经流了很多感动的眼泪，从今年起，我想真真正正地花更多时间投入到志愿中去。
　　他们打动了我这个24岁的年轻人。24岁，只是服务的开始。
　　看看身边这些花甲之年的成功人士，他们大概也就是从20多岁时被打动，一直为这个家付出到现在的吧！
　　这个文化的力量，真大！
　　（檬男摘自中信出版社《从常青藤到华尔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