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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进步和时代的飞速发展，无论在哪一种政体制度下，民主化问题都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之一，也是被学术界津津乐道的热点话题之一，多年来越来越受关注。什么才算民主，如何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如何巩固民主，这些都是20世纪以来政治学界理论家们不断探索的热点话题。直到现在，众说纷纭，而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与民主化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因素之一。本文试图解释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是正相关的关系，即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转型与巩固，通过对该领域内几位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的观点阐释，对亨廷顿《第三波》一书的理解与分析，并总结出自己的一些新看法和观点。
[关键词] 经济发展；民主化；《第三波》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22. 067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22- 0105- 02
1 相关文献综述
现代西方学者关于经济对民主化影响的观点各不相同，基于20世纪出现的民主化兴起、之后的专制回潮以及随着各国发展，再转变为民主化复苏的种种现象，学术界多位学者当中，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主化转型起到了决定作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化转型和巩固没有多大影响，有时候反而起到抑制作用，之后更多学者反驳了以上观点，并有力证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主化的促进作用。
1.1 1965年之前的民主化兴起
现代西方政治学者大多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实现民主化的几率就越大。1959年开始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可谓是当时轰动一时并对之后乃至现在还被大量引用的民主理论，其中，李普塞特算是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他在《政治人》一书中指出：“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和教育，有利于建立民主制”。并且论证了财富的积累与民主化进程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达尔也认为“一种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它所造成的社会，它所引起的，为它所特有的经济增长，这一切对于发展和维持民主政治制度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所以，基于现代化理论的迅速传播，涌现了一大批经济决定论者。
1.2 1965-1980年间的“专制回潮”
拉斯特在《民主过渡：一个动态模式》一书中，极力反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他强调的是民主化在不同政体背景下的进度和发展可能性完全不同，认为政治主张的行动主题是民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也许会在民主准备阶段发生，但是说明不了经济对民主化的促进作用，其他因素也可能引起相同的情况发生。海格德和考夫曼从另一个角度来批判，在《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中，他们两人通过研究当时27个转型国家的民主进程，反驳了经济发展的理论，反而推出经济危机对转型的意义的命题。他们了解到，在27个转型国家里只有3个国家在转型期间发生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其余国家均发生了经济危机。
在量化研究方面，挑战现代化理论的成果也逐渐出现。其中最系统的反驳李普赛特命题的是普沃斯基等。当时他的《民主与发展》一书出版后，引发了互相争论的两大派别。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民主化进程中的内生化因素；经济因素可能更合理地被称为是促进民主巩固的因素，而非转型的有利因素。基于这两个观点，他承认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正相关关系，但不是必要的关系。普沃斯基用大量的国家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经济发展不一定引发民主和经济发展可能巩固民主的论调。
1.3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主复苏
著名学者波伊克斯的《内生性民主化》一文最先对普沃斯基的“外生性理论”进行批判。通过对普沃斯基的数据来源进行分析，他得出普沃斯基的数据存在选择性问题。选择的国家当中，一些是1950年之前就已经民主化的国家，那选择它们还有什么意义，他指出，应该选择那些还没有民主化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他通过对1950年之前的国家数据分析得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关系，且经济发展对民主巩固基本不存在影响。换言之，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内生性解释比外生性解释更具有说服力。波伊克斯的论证可以说是对盛极一时的“外生性理论”的重创，也是对李普赛特命题的一次有力挽救。
英格里哈特等也对普沃斯基的观点提出质疑，反驳普沃斯基的分析忽视了穷国和富国政权稳定性的不同。普沃斯基虽然论证了很多高收入的国家是专制制度而非民主制度的国家，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即更多的高收入民主国家几乎没有民主倒退的趋势。该书指出，“在人均收入1 000美元之下的国家，向民主转型的次数仅仅是向专制倒退次数的1/10。但在人均收入7 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向民主转型的次数则是向专制倒退次数的28倍。”另外，肯尼迪在《重新概念化民主的社会条件》 一文中与英格丽哈特的观点相似。他指出，在1950-2000年间的116个国家，发生的348次民主转型的事实依据说明了“在经济发达国家里，转型更容易向民主而不是专制方向发展”这一结论。
另外，在量化研究方面，很多政治学家也对这种“经济促进说”和现代化理论作了支持的论断。其中有波伦的《政治民主和发展的时机》，该书驳斥了“早期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不可能被后发国家所重复”的观点，通过统计分析他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是衡量民主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各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后发民主化国家的民主道路与先发民主化国家的道路也是有差异的。杰克曼的《论经济发展与民主表现的关系》一书主要是支持了民主的“经济门槛”说，他利用线性回归的经济测量方法得到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之后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与民主巩固呈边际递减关系。还有政治学者伯克哈特等人的《比较民主：经济发展命题》一书，首次利用“自由之家”数据库来测试李普赛特命题。之后的许多政治学家再次论证了李普赛特的观点，普遍认为，影响民主转型的一个显著因素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而其他因素都是随着经济条件变化而随之改变并间接影响的因素。 2 对亨廷顿《第三波》中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理解
2.1 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呈正相关关系
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并可能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因素对民主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的，并不是说它是决定民主的决定性因素，也不是说经济的发展是必要或充分条件，经济发展对政治民主化只是促进作用。从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就可以看出，影响民主化的因素每一个时期都不同，发生浪潮的原因在民主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是，必须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发展不管对哪一次民主化浪潮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即两者具有正相关关系。
亨廷顿认同西方政治学学家们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民主转型的观点。他认为，民主化的国家一般是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阶段的国家，因为在贫穷的国度里，人民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国家和政府以及公民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如何民主化或者是否要建立民主政体的问题。他们首要紧迫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而相对地，那些富裕国家基本上都是已经民主化了的国家，不管是否仍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顺利前进，其之前都是经过民主化改革的。通过经验型的归纳和数据统计显示，1989年除了3个石油输出国 （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新加坡外，在人均收入6 010美元（西班牙）到21 330美元（瑞士）之间有20个高收入国家均为民主国家，而40个非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情况是从130美元（埃塞俄比亚）到450美元（利比里亚）不等，即它们都是低收入的非民主国家。这样在两者之间，我们会想到，那个促使民主化发生的人均收入临界点在哪里？也就是亨廷顿所说的“转型带”（transition zone）。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带时，它就会出现向民主化过渡的前景。
2.2 经济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础
从书中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分析来看，亨廷顿所说的经济发展的涵义有三：①该国经济发展不只是像单凭产油国家那样的经济增长，而是要涉及工业发展，并且具有广泛的基础。②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的变迁，从而便会推动民主转型。这里需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会推动社会中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一个发展壮大的中产阶级也会直接地对民主化产生有利影响。因此，在第三波的民主化运动中，“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都是来自中产阶级”。③经济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但不包含经济危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平稳增长且不发生经济危机，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实现就指日可待。亨廷顿总结到，在第三波中，经济发展超过转型带，达到实质水平，且只伴随短期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是实现民主体制转型最易成功的时候。
为什么说经济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础，对此亨廷顿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首先，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财富的积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因此，会导致更多的经济体系出现，这样经济体系的增多会使国家的权利难以集中，并且各种利益集团也会争取话语权，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因经济地位的显赫而提升。这就要求国家要开始权利分化，决策权分散开，这些现象将有助于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其次，他认为，经济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上升，一些除了温饱问题以外的要求和权利随之产生，这样就不得不推动社会结构变迁和民众对自己身份的价值观的态度转变，社会中组织之间的信任度增强，人民生活的满足感提升，这些都会间接促使民主转型的发生。再次，亨廷顿研究了从1960-1981年间，发展中国家每个家庭中人民接受教育上中学的年龄团体的比例，认为更多的人接受了教育，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水平较之前大大提高，这与民主化存在高度的关联。另外，亨廷顿还分析到经济发展会推动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使更多的公共资源和个人资源都得到更合理有效的分配和利用，这样互利合作的经济模式是符合民主精神的，是与政治上流行的融合和妥协策略相似的思想观念，会同时促进民主化的发展。最后，尽管经济发展常常在短期内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的严重化，但从长期规划来看经济发展将更有助于更加平等的收入和分配。民主并不代表绝对的平等，彻底的经济平等是不存在的，而经济发展最终会降低经济上的不平等，从而有助于民主的出现。
3 对中国的启示
经济发展是有助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这是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得出来的一条通则。可以说，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是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迅速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备受瞩目，然而发展的同时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这些改变能够促进民主化进程。可以看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过度的控制得以放松，各项决策权得到了分散，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话语权、选择权和自主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这些都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显然有利于民主化的发展。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中，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只有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能为中国民主化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我们不能相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某一天，民主化会自然降临的荒谬假设，而应该加大力度，在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适宜地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达尔.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Juan Linz，Alfred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4]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
[5]Carles Boix，Sebastian Rosato.A Complete Data Set of Political Regimes，1800—1999[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2001.
[关键词] 经济发展；民主化；《第三波》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22. 067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22- 0105- 02
1 相关文献综述
现代西方学者关于经济对民主化影响的观点各不相同，基于20世纪出现的民主化兴起、之后的专制回潮以及随着各国发展，再转变为民主化复苏的种种现象，学术界多位学者当中，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主化转型起到了决定作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化转型和巩固没有多大影响，有时候反而起到抑制作用，之后更多学者反驳了以上观点，并有力证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主化的促进作用。
1.1 1965年之前的民主化兴起
现代西方政治学者大多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实现民主化的几率就越大。1959年开始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可谓是当时轰动一时并对之后乃至现在还被大量引用的民主理论，其中，李普塞特算是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他在《政治人》一书中指出：“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和教育，有利于建立民主制”。并且论证了财富的积累与民主化进程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达尔也认为“一种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它所造成的社会，它所引起的，为它所特有的经济增长，这一切对于发展和维持民主政治制度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所以，基于现代化理论的迅速传播，涌现了一大批经济决定论者。
1.2 1965-1980年间的“专制回潮”
拉斯特在《民主过渡：一个动态模式》一书中，极力反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他强调的是民主化在不同政体背景下的进度和发展可能性完全不同，认为政治主张的行动主题是民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也许会在民主准备阶段发生，但是说明不了经济对民主化的促进作用，其他因素也可能引起相同的情况发生。海格德和考夫曼从另一个角度来批判，在《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中，他们两人通过研究当时27个转型国家的民主进程，反驳了经济发展的理论，反而推出经济危机对转型的意义的命题。他们了解到，在27个转型国家里只有3个国家在转型期间发生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其余国家均发生了经济危机。
在量化研究方面，挑战现代化理论的成果也逐渐出现。其中最系统的反驳李普赛特命题的是普沃斯基等。当时他的《民主与发展》一书出版后，引发了互相争论的两大派别。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民主化进程中的内生化因素；经济因素可能更合理地被称为是促进民主巩固的因素，而非转型的有利因素。基于这两个观点，他承认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正相关关系，但不是必要的关系。普沃斯基用大量的国家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经济发展不一定引发民主和经济发展可能巩固民主的论调。
1.3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主复苏
著名学者波伊克斯的《内生性民主化》一文最先对普沃斯基的“外生性理论”进行批判。通过对普沃斯基的数据来源进行分析，他得出普沃斯基的数据存在选择性问题。选择的国家当中，一些是1950年之前就已经民主化的国家，那选择它们还有什么意义，他指出，应该选择那些还没有民主化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他通过对1950年之前的国家数据分析得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关系，且经济发展对民主巩固基本不存在影响。换言之，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内生性解释比外生性解释更具有说服力。波伊克斯的论证可以说是对盛极一时的“外生性理论”的重创，也是对李普赛特命题的一次有力挽救。
英格里哈特等也对普沃斯基的观点提出质疑，反驳普沃斯基的分析忽视了穷国和富国政权稳定性的不同。普沃斯基虽然论证了很多高收入的国家是专制制度而非民主制度的国家，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即更多的高收入民主国家几乎没有民主倒退的趋势。该书指出，“在人均收入1 000美元之下的国家，向民主转型的次数仅仅是向专制倒退次数的1/10。但在人均收入7 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向民主转型的次数则是向专制倒退次数的28倍。”另外，肯尼迪在《重新概念化民主的社会条件》 一文中与英格丽哈特的观点相似。他指出，在1950-2000年间的116个国家，发生的348次民主转型的事实依据说明了“在经济发达国家里，转型更容易向民主而不是专制方向发展”这一结论。
另外，在量化研究方面，很多政治学家也对这种“经济促进说”和现代化理论作了支持的论断。其中有波伦的《政治民主和发展的时机》，该书驳斥了“早期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不可能被后发国家所重复”的观点，通过统计分析他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是衡量民主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各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后发民主化国家的民主道路与先发民主化国家的道路也是有差异的。杰克曼的《论经济发展与民主表现的关系》一书主要是支持了民主的“经济门槛”说，他利用线性回归的经济测量方法得到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之后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与民主巩固呈边际递减关系。还有政治学者伯克哈特等人的《比较民主：经济发展命题》一书，首次利用“自由之家”数据库来测试李普赛特命题。之后的许多政治学家再次论证了李普赛特的观点，普遍认为，影响民主转型的一个显著因素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而其他因素都是随着经济条件变化而随之改变并间接影响的因素。 2 对亨廷顿《第三波》中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理解
2.1 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呈正相关关系
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并可能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因素对民主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的，并不是说它是决定民主的决定性因素，也不是说经济的发展是必要或充分条件，经济发展对政治民主化只是促进作用。从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就可以看出，影响民主化的因素每一个时期都不同，发生浪潮的原因在民主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是，必须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发展不管对哪一次民主化浪潮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即两者具有正相关关系。
亨廷顿认同西方政治学学家们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民主转型的观点。他认为，民主化的国家一般是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阶段的国家，因为在贫穷的国度里，人民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国家和政府以及公民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如何民主化或者是否要建立民主政体的问题。他们首要紧迫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而相对地，那些富裕国家基本上都是已经民主化了的国家，不管是否仍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顺利前进，其之前都是经过民主化改革的。通过经验型的归纳和数据统计显示，1989年除了3个石油输出国 （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新加坡外，在人均收入6 010美元（西班牙）到21 330美元（瑞士）之间有20个高收入国家均为民主国家，而40个非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情况是从130美元（埃塞俄比亚）到450美元（利比里亚）不等，即它们都是低收入的非民主国家。这样在两者之间，我们会想到，那个促使民主化发生的人均收入临界点在哪里？也就是亨廷顿所说的“转型带”（transition zone）。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带时，它就会出现向民主化过渡的前景。
2.2 经济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础
从书中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分析来看，亨廷顿所说的经济发展的涵义有三：①该国经济发展不只是像单凭产油国家那样的经济增长，而是要涉及工业发展，并且具有广泛的基础。②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的变迁，从而便会推动民主转型。这里需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会推动社会中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一个发展壮大的中产阶级也会直接地对民主化产生有利影响。因此，在第三波的民主化运动中，“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都是来自中产阶级”。③经济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但不包含经济危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平稳增长且不发生经济危机，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实现就指日可待。亨廷顿总结到，在第三波中，经济发展超过转型带，达到实质水平，且只伴随短期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是实现民主体制转型最易成功的时候。
为什么说经济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础，对此亨廷顿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首先，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财富的积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因此，会导致更多的经济体系出现，这样经济体系的增多会使国家的权利难以集中，并且各种利益集团也会争取话语权，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因经济地位的显赫而提升。这就要求国家要开始权利分化，决策权分散开，这些现象将有助于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其次，他认为，经济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上升，一些除了温饱问题以外的要求和权利随之产生，这样就不得不推动社会结构变迁和民众对自己身份的价值观的态度转变，社会中组织之间的信任度增强，人民生活的满足感提升，这些都会间接促使民主转型的发生。再次，亨廷顿研究了从1960-1981年间，发展中国家每个家庭中人民接受教育上中学的年龄团体的比例，认为更多的人接受了教育，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水平较之前大大提高，这与民主化存在高度的关联。另外，亨廷顿还分析到经济发展会推动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使更多的公共资源和个人资源都得到更合理有效的分配和利用，这样互利合作的经济模式是符合民主精神的，是与政治上流行的融合和妥协策略相似的思想观念，会同时促进民主化的发展。最后，尽管经济发展常常在短期内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的严重化，但从长期规划来看经济发展将更有助于更加平等的收入和分配。民主并不代表绝对的平等，彻底的经济平等是不存在的，而经济发展最终会降低经济上的不平等，从而有助于民主的出现。
3 对中国的启示
经济发展是有助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这是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得出来的一条通则。可以说，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是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迅速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备受瞩目，然而发展的同时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这些改变能够促进民主化进程。可以看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过度的控制得以放松，各项决策权得到了分散，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话语权、选择权和自主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这些都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显然有利于民主化的发展。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中，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只有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能为中国民主化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我们不能相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某一天，民主化会自然降临的荒谬假设，而应该加大力度，在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适宜地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达尔.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Juan Linz，Alfred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4]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
[5]Carles Boix，Sebastian Rosato.A Complete Data Set of Political Regimes，1800—1999[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