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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封建监察制度中，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不断运作、不断探索、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监察管理运行机制，而唐朝御史弹劾制度是整个唐代监察体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十分宝贵的政治财富。唐朝御史弹劾制度经过历代发展至唐朝已趋渐成熟，自成体系。对其制度的研究有利于以古为鉴，对当今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运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唐代；御史；弹劾
中图分类号：G633.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147-02
唐代的监察制度是秦汉以来的集大成。日本学者池田温有言：“传统中国官僚机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监察制度的发达。在汉代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唐代御史台组织与机能的完备是其典型代表”[1]。而唐代的御史弹劾制度则是唐代监察理念的直接体现。在唐代近三百年的王朝统治中，盛世的出现、唐朝政局的稳定、人民生活的安定，尤其是在净化官僚社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唐代的弹劾机构是御史台。唐代的御史台成员主要包括“御史大夫一人，从三品。中丞二人，正五品。侍御史四人，从六品下。殿中侍御史六人，从七品上，监察御史十人，正八品上。”①唐代全部御史台均掌握弹劾的权力，只不过是弹劾的对象有所不同而已。而日本学者筑山治三对御史弹劾则认为“御史大夫直接弹劾官僚的事件，除去一些特別的事例外，几乎没有，弹劾主要由侍御史以下担当。”②
唐代之所以进行御史弹劾制度，是因为贿赂现象的存在，即使在繁荣昌盛的唐代王朝也不例外。而唐代的贿赂现象主要出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为官及升迁。“有益人姓薛，黄金五十两，遮而奉之，仪领金受其状，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张锡，数日失状以问仪，仪曰：我亦不得有姓薛者。即与锡检业内姓薛者六十余人，并令与官”③。可见，用钱即可以买到官，而不是靠求官者个人的学识能力，这样一来，学富五车一心效国之人，求官不顺，而平庸无能，不学无术之人则平遥之上。唐代官场的风气亟须整顿。
二为考中科举。世人皆知，科举考试是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而其中有一部分人企图通过贿赂主考官或者朝中权贵而通过考试求得金榜题名。在武则天时期，一度出现“选举冗滥，贿赂公行”的局面。张鸳曾正对弊端上奏曰：“乾封以前选任，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人不加众，选任益繁者，盖有由矣。尝试论之，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脏污狼藉。流外行署，钱多即流。或贴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撵脚营田当屯无尺寸工夫，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对于蚁聚。若闻实用，百无一人。积薪化薪，所从来远矣。”③由以上史料可知，科举考试中存在的弊端，直接影响了人才选拔的正常程序，使许多无学识之人进入朝中为官，而真正求学之人却名落孙山。难怪白居易不得志，痛曰：“初应进士时，朝中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
而收取贿赂之人也涉及朝中重臣，如宰相、三省六部的主要官员等。据史料记载“申锡自居内廷，及为宰相，以时风侈靡，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不暇更方远害，且与贞元时相悖矣。申锡至此，约身谨洁，尤以公廉为己任，四方问遗，悉无所受。既被罪，为有司验劾，多获其四方受领所还问遗之状，朝野为之叹息”。除此之外，行贿者还通过结交、贿赂皇亲国戚等人达到自身的贿赂目的。由此可见，唐代行贿，受贿风气时有存在，影响了朝中风气，日渐发展可影响到整个封建国家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不利于政治统治的稳定。因此监察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唐代获取官僚违法证据的途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御史台监察；二是通过受害者亲自诉讼。而对于唐代弹劾程序，特别是御史台接受诉讼状的制度始于何年，史书记载与学者研究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结果。诉讼状制度正式设立是在高宗年间，对此史料记载如下“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辞状者，立于台门厚御史，御史径往门外收采。知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④到武则天称帝之后，御史台的组织、定员等均有变化，且诉讼状的受理制度也产生了新的变化——“白匦”成了一个申冤投诉的地方。据史料记载“武后垂拱二年（686年），有鱼保宗者，上书请置匦以受四方之书，乃铸铜匦四，涂以方色，列于朝堂：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密谋者投之。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使，知匦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其后，同为一匦。”①可见，武则天称帝之后，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建立四匦制度，将受理诉讼的案件清晰地分为四类，以便及时掌握朝廷内外百官的为官情况，以维护政治统治的稳定。而御史作为皇帝的耳目之臣，一旦发现官僚违法失职行为之后，在朝会时即可直接实施弹劾，无需“关白” ，“进状”，御史这一特权直接加大了对百官的监察力度，使其违法行为有所收敛，而不敢肆意妄为。
“关白”是指在进状之前将弹劾的案件向御史台大夫、御史中丞报告。“进状”是指御史弹劾之前将弹劾状呈送中书门下审批，听候进止。而自从唐代弹劾制度中加入了“关白”“进状”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唐代为何要在弹劾程序中加入关白与进状呢？进状始于中宗景龙三年。而这一年的二月，发生了监察御史崔琬弹劾宰相宗楚客的事件。史料记载如下：西安都护郭元振奏请徒忠节于内地，楚客与晋卿、处讷等个纳忠节重赂，奏请发兵以讨娑葛，不纳元振所奏。娑葛知而大怒，举兵入寇，甚为边患。御史监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臣闻四牡项领，良御不承；二心事君，明罚无舍。谨案宗楚客、纪处讷等，志越溪壑，幸以遭逢圣主，累忝殊荣，承恺悌之恩，居■谐之地。遂乃专作威福，敢树朋党，有无君之心，阙大臣之节。纳贿不赀；公引顽凶，受贿无限。”②当时，宗楚客为同中书门下三品，纪处讷为门下侍中，而二人投靠韦后、安乐公主，势力极为嚣张，虽崔琬上奏言其罪，中宗也有处分之意，但终因韦石干预朝政而最终无法处罚。而在事发数月之后，中宗下敕“其御史弹事，亦先进状”，由此，金装正式加入了御史弹劾的程序之中。 “关白”的出现在武周时期早有记载，在李承嘉任御史以来，已经出现了要求御史在弹劾前要报告大夫的意见，但是一直未形成完整的制度。“关白”作为正式制度出台是在开元后期，“开元末，宰相以御史权重，遂制：弹奏者先咨大夫、中丞，皆通许。又先通状白中书门下，然后奏得。从此，御史不得特奏，威权大减。”③
从唐代弹劾事件的原因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渎职弹劾。主要是指因受贿、坐脏、挪用公钱等问题。元稹曾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严砺收涂山甫等庄二十九所，宅四十一所，奴九人，婢一十七人。加征钱钱三千贯文，米二千石，草七万五千九百五十二束。严砺本是梓州百姓，素无才行可称，久在兵间，过蒙奖拔……而乃横征暴赋，不奉典常，擅破人家，自封私室。访闻管内产业，动以万记。”④在唐代，这种地方长官以集团形式渎职违法的现象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地方官员的行为，与国家所期待的“刺史者受方岳之寄，为吏人之表，以宣法则，以树风教”。⑤的作用完全背道而驰。
然后，政治原因，包括叛臣、党争，谋陷、谋反等原因。弹劾本来是一种体现正义的公正严肃的法律手段，但是在古代官僚社会中，弹劾常为朋党之争或者被泄私愤所利用。下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元忠又嫉武三思专权用事，心常愤叹，思欲诛之。（神龙）三年（707年）秋，太子起兵诛三思，元忠及左羽林大将军李多柞皆潜预其事……是时，三思之党兵部尚书宗楚客与侍中纪处讷等又执政元忠及（子魏）升，云素与太子同谋构逆，请夷其三族，中宗不许……楚客等又引右卫侍郎将姚庭筠为御史中丞，令劾奏元忠，由是贬渠州员外司马。”⑥玄宗时期也有同样的事例“中书令张说素恶（宇文）融之为人，又患其权重，融之所奏，多建议争之。融揣其意，先事图之。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词，不可不备也。’说曰：‘此狗鼠辈，焉能为事！’融寻兼户部侍郎。从东封还，又密陈意见，分吏部为十典选事，所奏又为说所抑。融乃与御史大夫崔甫连名劾说，延奏其状，说由是罢政事。”⑦
最后，违反典章制度。包括违反各种制度以及社会道德规范等问题。例如太宗时期的刺史张长贵“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倾”⑧；高宗时期司农卿韦机“兼领将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宮狭小，不容送终之具，遣机续成其功，机于埏之左右为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阳等宫，莫不壮丽。仁杰奏其太过，机竟坐免官。”⑨前者为私欲，后者为良田。再如，玄宗时期魏州长史敬让因为“奏事违章”；朔方令郑延因为“母死不葬三十年”等等，都属于这类弹劾事件。
自古以来，御史在国家官僚体制中扮演者弹劾百官的重要角色，御史的存在弹劾职责的实施，始终让权臣感到震慑，感到恐惧。纵观唐代三百年的历史，尽管弹劾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监察力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在维持唐代的统治秩序、净化官场风气、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在唐后期权臣当道、藩镇林立、宦官势力猖獗的政治环境中，也没能完全掩盖住御史弹劾赃官的浩然正气，弹劾制度在支撑唐代国家政治完成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宋敏求.大唐召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元稹.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高一涵.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
[8]徐式圭.中国监察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37.
关键词：唐代；御史；弹劾
中图分类号：G633.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147-02
唐代的监察制度是秦汉以来的集大成。日本学者池田温有言：“传统中国官僚机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监察制度的发达。在汉代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唐代御史台组织与机能的完备是其典型代表”[1]。而唐代的御史弹劾制度则是唐代监察理念的直接体现。在唐代近三百年的王朝统治中，盛世的出现、唐朝政局的稳定、人民生活的安定，尤其是在净化官僚社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唐代的弹劾机构是御史台。唐代的御史台成员主要包括“御史大夫一人，从三品。中丞二人，正五品。侍御史四人，从六品下。殿中侍御史六人，从七品上，监察御史十人，正八品上。”①唐代全部御史台均掌握弹劾的权力，只不过是弹劾的对象有所不同而已。而日本学者筑山治三对御史弹劾则认为“御史大夫直接弹劾官僚的事件，除去一些特別的事例外，几乎没有，弹劾主要由侍御史以下担当。”②
唐代之所以进行御史弹劾制度，是因为贿赂现象的存在，即使在繁荣昌盛的唐代王朝也不例外。而唐代的贿赂现象主要出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为官及升迁。“有益人姓薛，黄金五十两，遮而奉之，仪领金受其状，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张锡，数日失状以问仪，仪曰：我亦不得有姓薛者。即与锡检业内姓薛者六十余人，并令与官”③。可见，用钱即可以买到官，而不是靠求官者个人的学识能力，这样一来，学富五车一心效国之人，求官不顺，而平庸无能，不学无术之人则平遥之上。唐代官场的风气亟须整顿。
二为考中科举。世人皆知，科举考试是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而其中有一部分人企图通过贿赂主考官或者朝中权贵而通过考试求得金榜题名。在武则天时期，一度出现“选举冗滥，贿赂公行”的局面。张鸳曾正对弊端上奏曰：“乾封以前选任，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人不加众，选任益繁者，盖有由矣。尝试论之，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脏污狼藉。流外行署，钱多即流。或贴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撵脚营田当屯无尺寸工夫，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对于蚁聚。若闻实用，百无一人。积薪化薪，所从来远矣。”③由以上史料可知，科举考试中存在的弊端，直接影响了人才选拔的正常程序，使许多无学识之人进入朝中为官，而真正求学之人却名落孙山。难怪白居易不得志，痛曰：“初应进士时，朝中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
而收取贿赂之人也涉及朝中重臣，如宰相、三省六部的主要官员等。据史料记载“申锡自居内廷，及为宰相，以时风侈靡，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不暇更方远害，且与贞元时相悖矣。申锡至此，约身谨洁，尤以公廉为己任，四方问遗，悉无所受。既被罪，为有司验劾，多获其四方受领所还问遗之状，朝野为之叹息”。除此之外，行贿者还通过结交、贿赂皇亲国戚等人达到自身的贿赂目的。由此可见，唐代行贿，受贿风气时有存在，影响了朝中风气，日渐发展可影响到整个封建国家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不利于政治统治的稳定。因此监察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唐代获取官僚违法证据的途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御史台监察；二是通过受害者亲自诉讼。而对于唐代弹劾程序，特别是御史台接受诉讼状的制度始于何年，史书记载与学者研究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结果。诉讼状制度正式设立是在高宗年间，对此史料记载如下“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辞状者，立于台门厚御史，御史径往门外收采。知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④到武则天称帝之后，御史台的组织、定员等均有变化，且诉讼状的受理制度也产生了新的变化——“白匦”成了一个申冤投诉的地方。据史料记载“武后垂拱二年（686年），有鱼保宗者，上书请置匦以受四方之书，乃铸铜匦四，涂以方色，列于朝堂：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密谋者投之。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使，知匦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其后，同为一匦。”①可见，武则天称帝之后，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建立四匦制度，将受理诉讼的案件清晰地分为四类，以便及时掌握朝廷内外百官的为官情况，以维护政治统治的稳定。而御史作为皇帝的耳目之臣，一旦发现官僚违法失职行为之后，在朝会时即可直接实施弹劾，无需“关白” ，“进状”，御史这一特权直接加大了对百官的监察力度，使其违法行为有所收敛，而不敢肆意妄为。
“关白”是指在进状之前将弹劾的案件向御史台大夫、御史中丞报告。“进状”是指御史弹劾之前将弹劾状呈送中书门下审批，听候进止。而自从唐代弹劾制度中加入了“关白”“进状”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唐代为何要在弹劾程序中加入关白与进状呢？进状始于中宗景龙三年。而这一年的二月，发生了监察御史崔琬弹劾宰相宗楚客的事件。史料记载如下：西安都护郭元振奏请徒忠节于内地，楚客与晋卿、处讷等个纳忠节重赂，奏请发兵以讨娑葛，不纳元振所奏。娑葛知而大怒，举兵入寇，甚为边患。御史监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臣闻四牡项领，良御不承；二心事君，明罚无舍。谨案宗楚客、纪处讷等，志越溪壑，幸以遭逢圣主，累忝殊荣，承恺悌之恩，居■谐之地。遂乃专作威福，敢树朋党，有无君之心，阙大臣之节。纳贿不赀；公引顽凶，受贿无限。”②当时，宗楚客为同中书门下三品，纪处讷为门下侍中，而二人投靠韦后、安乐公主，势力极为嚣张，虽崔琬上奏言其罪，中宗也有处分之意，但终因韦石干预朝政而最终无法处罚。而在事发数月之后，中宗下敕“其御史弹事，亦先进状”，由此，金装正式加入了御史弹劾的程序之中。 “关白”的出现在武周时期早有记载，在李承嘉任御史以来，已经出现了要求御史在弹劾前要报告大夫的意见，但是一直未形成完整的制度。“关白”作为正式制度出台是在开元后期，“开元末，宰相以御史权重，遂制：弹奏者先咨大夫、中丞，皆通许。又先通状白中书门下，然后奏得。从此，御史不得特奏，威权大减。”③
从唐代弹劾事件的原因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渎职弹劾。主要是指因受贿、坐脏、挪用公钱等问题。元稹曾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严砺收涂山甫等庄二十九所，宅四十一所，奴九人，婢一十七人。加征钱钱三千贯文，米二千石，草七万五千九百五十二束。严砺本是梓州百姓，素无才行可称，久在兵间，过蒙奖拔……而乃横征暴赋，不奉典常，擅破人家，自封私室。访闻管内产业，动以万记。”④在唐代，这种地方长官以集团形式渎职违法的现象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地方官员的行为，与国家所期待的“刺史者受方岳之寄，为吏人之表，以宣法则，以树风教”。⑤的作用完全背道而驰。
然后，政治原因，包括叛臣、党争，谋陷、谋反等原因。弹劾本来是一种体现正义的公正严肃的法律手段，但是在古代官僚社会中，弹劾常为朋党之争或者被泄私愤所利用。下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元忠又嫉武三思专权用事，心常愤叹，思欲诛之。（神龙）三年（707年）秋，太子起兵诛三思，元忠及左羽林大将军李多柞皆潜预其事……是时，三思之党兵部尚书宗楚客与侍中纪处讷等又执政元忠及（子魏）升，云素与太子同谋构逆，请夷其三族，中宗不许……楚客等又引右卫侍郎将姚庭筠为御史中丞，令劾奏元忠，由是贬渠州员外司马。”⑥玄宗时期也有同样的事例“中书令张说素恶（宇文）融之为人，又患其权重，融之所奏，多建议争之。融揣其意，先事图之。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词，不可不备也。’说曰：‘此狗鼠辈，焉能为事！’融寻兼户部侍郎。从东封还，又密陈意见，分吏部为十典选事，所奏又为说所抑。融乃与御史大夫崔甫连名劾说，延奏其状，说由是罢政事。”⑦
最后，违反典章制度。包括违反各种制度以及社会道德规范等问题。例如太宗时期的刺史张长贵“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倾”⑧；高宗时期司农卿韦机“兼领将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宮狭小，不容送终之具，遣机续成其功，机于埏之左右为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阳等宫，莫不壮丽。仁杰奏其太过，机竟坐免官。”⑨前者为私欲，后者为良田。再如，玄宗时期魏州长史敬让因为“奏事违章”；朔方令郑延因为“母死不葬三十年”等等，都属于这类弹劾事件。
自古以来，御史在国家官僚体制中扮演者弹劾百官的重要角色，御史的存在弹劾职责的实施，始终让权臣感到震慑，感到恐惧。纵观唐代三百年的历史，尽管弹劾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监察力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在维持唐代的统治秩序、净化官场风气、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在唐后期权臣当道、藩镇林立、宦官势力猖獗的政治环境中，也没能完全掩盖住御史弹劾赃官的浩然正气，弹劾制度在支撑唐代国家政治完成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宋敏求.大唐召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元稹.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高一涵.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
[8]徐式圭.中国监察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