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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诵明先生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杰出爱国人士，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奠基者，同时也是中国病理学科的开山鼻祖。
萌生信念：唯有医学救国
徐诵明，1890年10月生于浙江绍兴新昌县的一个塾师家庭，5岁起便进入私塾读书，一读就是8年。1904年，徐诵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浙江大学前身)，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始终保持优秀。1907年，浙江省掀起了反英护路风潮，这股热潮对时年17岁的徐诵明影响很大，爱国之情一触即发，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然后靠自己的能力去变革，才能救国，才能驱除鞑虏、振兴中华。于是次年他就背井离乡，踏上了远赴日本的留学之路。
留学期间，徐诵明经常关注国内形势，同盟会驻东京办事处是他常去的场所。在那里，他结识了章太炎先生，并经他推荐加入了同盟会，更多地接触了中国革命的思想和观念，受益匪浅。
1914年，徐诵明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优异的成绩让他在毕业之后得以继续留校从事病理学研究。在此期间，徐诵明还与郭沫若、夏禹鼎、钱潮、刘先登等同学一起成立了“夏社”，声援国内革命活动。1919年，徐诵明受聘回国，担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科（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病理学教授。当时他是我国唯一的一位中国病理学教授，填补了我国病理学的空白。之后，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并担任主任，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病理学。1920年，徐诵明出席医学各科名词审查会议，为“病理学”中文名词定名，从此他成为第一个用中文讲授西方医学的人。可以说，徐诵明为引进病理学、创建中国病理学科、积极培养病理学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难当头：实施救亡教育
回国后的所见所闻，让徐诵明深刻明白，中国的现实国情并非一两个人的先进思想或技术成就所能改变或有所扭转的。要想国富必须民强，而民强只能靠办教育，因为教育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有文化的人，这才是救国之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徐诵明开始苦心经营高等教育事业。
1928年，徐诵明就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院长一职。凭借着在国外留学时积累的丰富医学经验，一年后他又创办了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1930年，徐诵明在北平大学医学院首先开始实施七年制教学，还向人们介绍了医学院各个专业的设置，普及对医学院的认识。
1932年，徐诵明出任北平大学校长。他秉承公正开明、刚正不阿的办学品德，推崇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广受师生欢迎。他在任期间，学校学术氛围浓厚，到处弥漫着民主、自由的气息。他还特别保护学生和维护教师，在国民党教育部实施高压政策、要求解聘该学校被扣以“倾共分子”帽子的5名教授时，仍然秉公执法，与国民党教育部抗衡，提出学校聘请教授只讲学问，不讲政治；更明确地表示教授的聘请权和解聘权在学校，教育部不应干涉命令。他更巧妙地与其周旋，抱怨“当校长不容易，不但要任劳，还要任怨”。就这样，他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始终坚持着，一直拖到国共合作而不了了之。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逼近北平。为保护师生、延续教育，国内多所大学纷纷内迁。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并成立了西安临时大学，由徐诵明任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且主持校政。在日军的全面进攻之下，陕西门户潼关也告急，学校不得不继续南迁。徐校长虽然明知南迁途经的川陕公路路途遥远，可能会出现很多危险情况，但还是毅然决然地带领西安临时大学的师生连夜徒步前进，因为他知道这是唯一的生路和希望。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徐校长带领的大队人马安全到达汉中。不久，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徐诵明继续任校长。在全校的开学典礼上，徐诵明慷慨激昂地说：“抗战期间，高等学府学生应当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1944年，徐诵明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在此之前，同济大学同样为了躲避战乱，已经从上海迁至四川。当地的环境条件十分艰苦，经济也非常困难，徐诵明坚持勤俭办校、民主办学，并且开始引入外界先进人才和思想，院系设置逐渐增加，教学设备也逐步完善，让当时的同济大学开始扩展为一所综合性大学。抗日战争结束后，徐诵明迫切希望能把校址迁回上海，这同时也是广大师生员工的心愿，但民生的意愿总是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百般阻挠。徐校长不畏艰险，几经周折，坚决带领师生迁回上海继续办学。
1946年，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徐诵明调往东北落户沈阳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任沈阳医学院院长兼病理学教授。
这样，徐诵明先后担任了中国5所国立大学的校长，在这段中国历史上最为艰苦的岁月里，虽然举步维艰，但他依然极力推行兼容并包、民主开放、学术自由的治校方针，不断调整学校机构、整顿校纪，聘请名师、大胆任用。徐诵明校长用实际行动和事实证明，他走的教育为本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很多仁人志士都为此和他聚集在一起，传播普及更多的文化知识给更多的年轻人，以此唤醒国民斗志，为祖国存亡而奋勇抗战。
为了教育：一辈子坚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诵明先后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并兼任北京医学院教授、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等职务。
一辈子忙碌，一辈子坚守。在徐诵明百岁寿辰前夕，经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和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介绍，徐诵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百岁入党，百岁奇迹。1989年10月20日，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为徐诵明举办了百岁庆祝活动。大家一致认为，徐老一生旨在全心全意办教育，治学严谨，宽厚待人，得到了无数人的尊重和拥戴，他们也在徐诵明的行动和精神感召下收获了知识，更坚定了对国家、对党的忠诚。
徐诵明重视人才，任人唯贤。1934年任北平大学校长时，看到范文澜、许寿裳为人诚恳，工作认真，教学很受学生欢迎，即聘请他们为北平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院长。
徐诵明在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北平大学、同济大学、沈阳医学院等院校长及各校教授期间，治学严谨，知人善任，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医学界的尊敬和拥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诵明主持中央卫生部教育处工作期间，认真学习解放区医学教育和苏联医学教育的经验，在卫生部统筹领导下，规划了全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展、招生规模。在创办高等医学教育三年制的专修科制度、建立医学中专教育制度和组织建立在职干部进修教育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系。并在教学计划、院系设置、学制规定、经费调拨、师资培养等方面，制定了统一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为新中國的卫生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徐诵明一生廉洁奉公，到晚年仍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他有民族兴亡之大志，无个人享乐之奢求。他乐观大度，心胸宽广，处顺境不骄，遇逆境不馁。他起居有序，饮食有节，不嗜烟酒，晚年虽双目失明，但依然鹤发童颜。徐诵明崇高的道德修养和豁达的处世精神，使他得以身心健康，延年益寿。1989年10月20日前夕，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为徐诵明举办百岁庆祝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胡厥文曾为徐诵明题词：一生办教育，桃李满天下。
徐诵明毕生都坚守在中国高等教育这块阵地上，呕心沥血，至死不渝，为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2年，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在建校80周年庆典之际，为了缅怀老校长，在校园内竖立起徐诵明教授的半身铜像，供世人敬仰。
萌生信念：唯有医学救国
徐诵明，1890年10月生于浙江绍兴新昌县的一个塾师家庭，5岁起便进入私塾读书，一读就是8年。1904年，徐诵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浙江大学前身)，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始终保持优秀。1907年，浙江省掀起了反英护路风潮，这股热潮对时年17岁的徐诵明影响很大，爱国之情一触即发，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然后靠自己的能力去变革，才能救国，才能驱除鞑虏、振兴中华。于是次年他就背井离乡，踏上了远赴日本的留学之路。
留学期间，徐诵明经常关注国内形势，同盟会驻东京办事处是他常去的场所。在那里，他结识了章太炎先生，并经他推荐加入了同盟会，更多地接触了中国革命的思想和观念，受益匪浅。
1914年，徐诵明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优异的成绩让他在毕业之后得以继续留校从事病理学研究。在此期间，徐诵明还与郭沫若、夏禹鼎、钱潮、刘先登等同学一起成立了“夏社”，声援国内革命活动。1919年，徐诵明受聘回国，担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科（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病理学教授。当时他是我国唯一的一位中国病理学教授，填补了我国病理学的空白。之后，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并担任主任，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病理学。1920年，徐诵明出席医学各科名词审查会议，为“病理学”中文名词定名，从此他成为第一个用中文讲授西方医学的人。可以说，徐诵明为引进病理学、创建中国病理学科、积极培养病理学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难当头：实施救亡教育
回国后的所见所闻，让徐诵明深刻明白，中国的现实国情并非一两个人的先进思想或技术成就所能改变或有所扭转的。要想国富必须民强，而民强只能靠办教育，因为教育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有文化的人，这才是救国之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徐诵明开始苦心经营高等教育事业。
1928年，徐诵明就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院长一职。凭借着在国外留学时积累的丰富医学经验，一年后他又创办了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1930年，徐诵明在北平大学医学院首先开始实施七年制教学，还向人们介绍了医学院各个专业的设置，普及对医学院的认识。
1932年，徐诵明出任北平大学校长。他秉承公正开明、刚正不阿的办学品德，推崇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广受师生欢迎。他在任期间，学校学术氛围浓厚，到处弥漫着民主、自由的气息。他还特别保护学生和维护教师，在国民党教育部实施高压政策、要求解聘该学校被扣以“倾共分子”帽子的5名教授时，仍然秉公执法，与国民党教育部抗衡，提出学校聘请教授只讲学问，不讲政治；更明确地表示教授的聘请权和解聘权在学校，教育部不应干涉命令。他更巧妙地与其周旋，抱怨“当校长不容易，不但要任劳，还要任怨”。就这样，他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始终坚持着，一直拖到国共合作而不了了之。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逼近北平。为保护师生、延续教育，国内多所大学纷纷内迁。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并成立了西安临时大学，由徐诵明任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且主持校政。在日军的全面进攻之下，陕西门户潼关也告急，学校不得不继续南迁。徐校长虽然明知南迁途经的川陕公路路途遥远，可能会出现很多危险情况，但还是毅然决然地带领西安临时大学的师生连夜徒步前进，因为他知道这是唯一的生路和希望。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徐校长带领的大队人马安全到达汉中。不久，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徐诵明继续任校长。在全校的开学典礼上，徐诵明慷慨激昂地说：“抗战期间，高等学府学生应当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1944年，徐诵明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在此之前，同济大学同样为了躲避战乱，已经从上海迁至四川。当地的环境条件十分艰苦，经济也非常困难，徐诵明坚持勤俭办校、民主办学，并且开始引入外界先进人才和思想，院系设置逐渐增加，教学设备也逐步完善，让当时的同济大学开始扩展为一所综合性大学。抗日战争结束后，徐诵明迫切希望能把校址迁回上海，这同时也是广大师生员工的心愿，但民生的意愿总是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百般阻挠。徐校长不畏艰险，几经周折，坚决带领师生迁回上海继续办学。
1946年，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徐诵明调往东北落户沈阳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任沈阳医学院院长兼病理学教授。
这样，徐诵明先后担任了中国5所国立大学的校长，在这段中国历史上最为艰苦的岁月里，虽然举步维艰，但他依然极力推行兼容并包、民主开放、学术自由的治校方针，不断调整学校机构、整顿校纪，聘请名师、大胆任用。徐诵明校长用实际行动和事实证明，他走的教育为本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很多仁人志士都为此和他聚集在一起，传播普及更多的文化知识给更多的年轻人，以此唤醒国民斗志，为祖国存亡而奋勇抗战。
为了教育：一辈子坚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诵明先后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并兼任北京医学院教授、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等职务。
一辈子忙碌，一辈子坚守。在徐诵明百岁寿辰前夕，经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和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介绍，徐诵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百岁入党，百岁奇迹。1989年10月20日，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为徐诵明举办了百岁庆祝活动。大家一致认为，徐老一生旨在全心全意办教育，治学严谨，宽厚待人，得到了无数人的尊重和拥戴，他们也在徐诵明的行动和精神感召下收获了知识，更坚定了对国家、对党的忠诚。
徐诵明重视人才，任人唯贤。1934年任北平大学校长时，看到范文澜、许寿裳为人诚恳，工作认真，教学很受学生欢迎，即聘请他们为北平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院长。
徐诵明在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北平大学、同济大学、沈阳医学院等院校长及各校教授期间，治学严谨，知人善任，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医学界的尊敬和拥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诵明主持中央卫生部教育处工作期间，认真学习解放区医学教育和苏联医学教育的经验，在卫生部统筹领导下，规划了全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展、招生规模。在创办高等医学教育三年制的专修科制度、建立医学中专教育制度和组织建立在职干部进修教育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系。并在教学计划、院系设置、学制规定、经费调拨、师资培养等方面，制定了统一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为新中國的卫生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徐诵明一生廉洁奉公，到晚年仍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他有民族兴亡之大志，无个人享乐之奢求。他乐观大度，心胸宽广，处顺境不骄，遇逆境不馁。他起居有序，饮食有节，不嗜烟酒，晚年虽双目失明，但依然鹤发童颜。徐诵明崇高的道德修养和豁达的处世精神，使他得以身心健康，延年益寿。1989年10月20日前夕，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为徐诵明举办百岁庆祝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胡厥文曾为徐诵明题词：一生办教育，桃李满天下。
徐诵明毕生都坚守在中国高等教育这块阵地上，呕心沥血，至死不渝，为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2年，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在建校80周年庆典之际，为了缅怀老校长，在校园内竖立起徐诵明教授的半身铜像，供世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