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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金融杠杆、金融稳定、经济增长，三者形成了一个均衡三角关系，金融杠杆波动程度过大不仅降低经济增速，也会对金融体系稳定性带来不良影响。随着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防范化解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风险的渗透，中国需要从多个维度入手，用“硬实力”和“巧实力”来对冲和化解美元霸权的多重威胁。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金融视角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2017年7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总体安全观既要求统筹协调公共治理与经济生活，也要求在经济生活的具体领域完善机制架构，梳理好平稳转型的路径。当前实体经济“去杠杆”总体上大幅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性和脆弱性，这要求政府在实施金融“去杠杆”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去杠杆对不同企业、行业产生的差异性影响，也要考虑到去杠杆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产生的冲击力。[1]
系统性金融风险通常指，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外部金融冲击等方面。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的宏观机制一般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羊群效应带来的恐慌情绪;二是银行间资产互持与相互关联;三是金融机构资产结构的同质性（这取决于市场趋利本性）;四是金融顺周期性与周旋效应;五是国际经济一体化或曰全球化效应。[2]上述五个方面的宏观机制共同导致了全球性金融风险的共振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联动。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经济增长虽然会引起社会转型，但是会激起对竞争的抵制。人类的一种本能会促使我们与他人竞争，另一种本能则阻止这种竞争。比如由群体制裁实施的限制性规则，某些准入措施，虽然有时这些举措有益于公共安全，然而往往并非如此。[3]新的思想的竞争，新产品、新的生产方式都会给另外一些人带来“损害”，比如那些资产与旧产业结合的人，那些手中资源不具有流动性的人。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的政策维度
1.监管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产
作为金融体系清道夫的资产管理公司，包括中国长城资产、中国信达资产、中国华融资产、中国东方资产等公司，在企业纾困与提升资产价值等方面，引入产业投资，推动产业融合和产业升级。推动线上线下同时拍卖不良资产，加快了资产处置效率。国际疫情形势的严峻以及所导致的经济衰退延长了资产处置周期和流程，推动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不仅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也面临严峻考验，不良信贷比例持续温和升温，居高不下。近几年内，银保监会连续发文要求银行业关注不良贷款，并做到加强信用风险前瞻管理，对不良信贷加大处置力度，利用市场机制有序进行债务重组，积极盘活不良资产;积极构建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建立与业务规模、风险结构相匹配的风控机制。
2.提振国内消费水平与防范化解金融風险
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在国内。人民币国际化不应是投机交易主导的短期爆发过程，也不能由离岸市场、周边市场的金融炒作所阻挡。它是一个自然的、长期的过程，是中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国际贸易深化发展的过程，要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金融去杠杆”，并将其列为201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2018年再提“结构性去杠杆”并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有学者认为，快速去杠杆将导致非金融企业资金流动性不足，从而引发企业衰退甚至破产，致使实体经济衰退，进而反作用于整个金融行业，加剧商业银行脆弱性。金融杠杆、金融稳定、经济增长，三者形成了一个均衡三角关系，金融杠杆波动程度过大不仅降低经济增速，也会对金融体系稳定性带来不良影响。
2015年国际外汇市场显现出人民币汇率波动，同年经济增长放缓，中国金融风险形势凸显。习近平总书记谈及防范金融风险时，提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5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说明》中谈道：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4]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全球应对与地区反制
1.美国刺激经济转移通胀负面成本
美国拜登政府此轮空前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在降低失业率、提振经济的同时，也让美国社会掉入了死循环，政府支出的副产品是挤出效应，潜伏着下一轮经济危机。更为悲观的是，量化宽松并未如期带来消费增长，而是带来了事与愿违的储蓄率提升，通过扩张资产负债表，将债务货币化，本意是将刺激出的积极效果留在美国国内，让全球社会来承担经济刺激带来的负面成本。美元霸权必然是饮鸩止渴，自我削弱。全球结构性通胀的长期存在，已经给全球社会和国际金融安全加大了风险性，其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凸显。这对中国如何通过双循环格局抵制美元冲击力带来的溢出效应，具有挑战性，在双循环战略的宏观架构下，美元的负面效应对中国国内经济仍存惯性冲击力，微观层面仍存局部金融风险。 美元作为全球霸权主义政治工具与财富分配的话语模式，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拒绝使用美元支付，进而摆脱美元—能源—商品—服务—美元的循环模式，美元向全世界输出通胀的同时，储备和使用美元的国家、企业、个人都随时面临连带风险。
制度型的开放意味着要积极对接当今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从而必然要对接与贸易往来如影随形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向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经济治理中能够被绝大多数经济体所共同接受、认可的规则和方向看齐，同时还要以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对冲反向的金融冲击力。
与美国相比，中国制造业规模更大，对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具有更高需求，从而对相应匹配的人民币汇率稳固具有更高期待，这也符合国际社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期盼。今天中国大力推动国际自贸区建设，既需要贸易、投资的结合，也需要金融、海关的配套管理。自贸区建设从以往的在岸业务向在岸、离岸业务功能同步发展发生了转变，这对于离岸人民币的金融稳定性也产生了更高要求。
2.对冲国际金融风险的“一带一路”绿色金融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坚定必胜信念，积极开拓进取，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努力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绿色金融已成为当今国际投资主流规则，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最新签署“一带一路”绿色投资规则的机构是中国再保险集团和瑞士再保险集团。“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鼓励金融机构在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过程中，充分研判政治、社会环境和治理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也将同步地通过多渠道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绿色金融能力建设、支持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官方学者已认识到，建设一个可持续融资模式，政府、银行、企业、社会各方力量必须发挥合力，通过货币要素推动生产要素，将资本转化为财富和收益。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通过加强与联合国专门性国际组织，例如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提升了中国话语权与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力。
2021年2月23日，香港金管局、阿联酋央行、泰国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宣布联合启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桥项目（Multi-CBDC Bridge），希望通过这一项目推动各国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国际清算银行BIS香港创新中心也对该项目给予大力支持。在这一实践背后，表达的是各国专家的共识，即相信不同国家央行数字货币、不同金融系统之间是可以实现兼容和互联互通的，从而能够实现金融全球网络的高效运转。国际清算银行掌门人奥古斯丁·卡斯滕斯指出，这种金融互联互通可能以三种方式实现：一是不同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直接兼容，即各系统互联互通;二是构造一个闭环体系，各国央行数字货币通过不同界面和接口建立连接;三是构建一体化系统，将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系统放到同一个面板上使用同一个框架规则进行操作。
3.人民币国际化与防范自身风险密不可分
2021年6月11日在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2021）上，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发言说：“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我认为不必过度解读人民币的国际化，人为对人民币国际化赋予多种含义，如把人民币汇率变动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晴雨表’，把人民币当成国际避险货币，把数字人民币当成人民币国际化的捷径，把境外人民币市场作为主导人民币交易的市场，把离岸人民币汇率作为标志性的导向等等，更不能把人民币国际化当成国际对抗的武器。”[5]
2021年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五十一次会议，提出了要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部门规章，为打击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炒作行为，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就银行和支付机构为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提供服务问题，约谈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兴业银行和支付宝等部分银行和支付机构。
为进一步贯彻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精神，严格落实《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等规定，按照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约谈指导要求，农行持续开展对虚拟货币交易的打击治理行动，并声明坚决不开展、不参与任何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禁止涉及虛拟货币交易客户准入，并将对客户及资金交易加大排查和监测力度。一经发现相关行为，将立即采取暂停账户交易、终止客户关系等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同时要求客户协助农行履行法律义务，打击涉及虚拟货币挖矿和资金交易的违法犯罪行为。[6]
四、全球金融风险中的结构性冲突问题
2021年6月2日，在亚洲金融协会举办的题为“金融市场开放及消费者保护”的中韩金融市场研讨会上，韩国金融监督院副主席金东星表示，中国是韩国金融机构海外布局的首选目的地，韩在华设立金融机构已有42家，61个网点，在华韩资银行豁免外资法人对母行大额敞口监管比例等一系列问题都在协商过程中。相对于日美等国，韩国属于资本开放度较高的小型经济体，因此需要外国投资者在投资管理制度、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报告制度、监测管理机制等方面得到妥善安排，方可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的发生。中国也需借助国际经验完善风控模式。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垄断问题，学者和官方更关心垄断对公共福利产生的影响，对总体经济稳定产生的影响，从“应然”角度关注资源分配的边际比例，然而一般公众则更关心垄断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今天的国际金融格局则打通了这两者的关切点，今天中国之所以提出总体安全观，正是由于金融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安全等领域的安全要素相互融合，任何单一维度的变量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 全球摆脱美元霸权的呼声日渐强烈，非洲也处在这个浪潮中。2021年伴随全球疫情蔓延带来的经济不景气，西非国家着力推动使用统一货币，冲击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这也间接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加速度。西非经济共同体曾在阿克拉峰会达成一致协议，决定发行统一货币，然而受到多种客观原因阻挠，统一货币命运多舛。此外，俄罗斯官方长期以来也鼓吹减持外汇基金中的美元比例，增加人民币持有比例，建立一个排斥美元的支付体系。特别是在疫情暴发后，俄罗斯当局认为摆脱美元霸权操控的货币体系，才是复苏本国经济的必由之路。
从反恐融资到发展国防经济，两个维度具有内在趋同。由于反恐融资问题已在笔者相关论著中有专门讨论，此处不再赘述。而必须提到中央财经大学陈波老师翻译的，由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安德顿和约翰·卡特合著的《冲突经济学原理》一书。
书中有章节专门提到阿莱西纳-斯波劳雷模型，该模型指出，现存国家的体量产生于增加其规模的成本和收益之权衡。人均可支配收入随国家体量增加而上升，因人均税收会随着公共物品的人均成本分散而降低。这些低成本、低税收源自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与其规模经济性。该著作以国防经济、司法体制为例，以零成本即可保护全体公民。从国际贸易受限制的角度看，增加国家的体量可产生更高人均收入，从国内大规模专业化贸易分工产生更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和金融财政能力，对冲经济风险与自然风险。[7]查尔斯·安德顿进而举出1991年学者奥沙利文提出的三维空间冲突模型，把军事力量对抗的金字塔模式建立在经济学原理的解释平台上。尽管用这种冲突的金字塔三维模型来分析今天的全球金融冲突风险格局有失偏颇，然而这种将本国国内经济运行张力的向外扩张模型运用到国际安全的思维方法，为我们防范化解全球金融风险提供了新鲜的智力资源。
参考文献：
[1]李辉，舒长江，金雨晨.实体经济行业“去杠杆”降低商业银行脆弱性了吗？[J].金融理论探索，2020（6）.
[2]陈昆亭，周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西方金融经济周期理论货币政策规则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20（11）.
[3][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郭金兴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72.
[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9-110.
[5]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本世纪中叶人民币有望成为国际货币.[EB＼OL]2021.6.11 https：//finance.sina.com.cn/hy/hyjz/2021-06-11/doc-ikqciyzi9013601.shtml
[6]關于禁止使用我行服务用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的声明.[EB＼OL]2021.6.21 http：//www.abchina.com/cn/PersonalServices/SvcBulletin/202106/t20210621_2011168.htm
[7]查尔斯·安德顿，约翰·卡特.冲突经济学原理[M].郝朝艳，陈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155.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组部主管）
责任编辑：彭安玉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金融视角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2017年7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总体安全观既要求统筹协调公共治理与经济生活，也要求在经济生活的具体领域完善机制架构，梳理好平稳转型的路径。当前实体经济“去杠杆”总体上大幅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性和脆弱性，这要求政府在实施金融“去杠杆”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去杠杆对不同企业、行业产生的差异性影响，也要考虑到去杠杆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产生的冲击力。[1]
系统性金融风险通常指，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外部金融冲击等方面。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的宏观机制一般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羊群效应带来的恐慌情绪;二是银行间资产互持与相互关联;三是金融机构资产结构的同质性（这取决于市场趋利本性）;四是金融顺周期性与周旋效应;五是国际经济一体化或曰全球化效应。[2]上述五个方面的宏观机制共同导致了全球性金融风险的共振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联动。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经济增长虽然会引起社会转型，但是会激起对竞争的抵制。人类的一种本能会促使我们与他人竞争，另一种本能则阻止这种竞争。比如由群体制裁实施的限制性规则，某些准入措施，虽然有时这些举措有益于公共安全，然而往往并非如此。[3]新的思想的竞争，新产品、新的生产方式都会给另外一些人带来“损害”，比如那些资产与旧产业结合的人，那些手中资源不具有流动性的人。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的政策维度
1.监管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产
作为金融体系清道夫的资产管理公司，包括中国长城资产、中国信达资产、中国华融资产、中国东方资产等公司，在企业纾困与提升资产价值等方面，引入产业投资，推动产业融合和产业升级。推动线上线下同时拍卖不良资产，加快了资产处置效率。国际疫情形势的严峻以及所导致的经济衰退延长了资产处置周期和流程，推动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不仅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也面临严峻考验，不良信贷比例持续温和升温，居高不下。近几年内，银保监会连续发文要求银行业关注不良贷款，并做到加强信用风险前瞻管理，对不良信贷加大处置力度，利用市场机制有序进行债务重组，积极盘活不良资产;积极构建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建立与业务规模、风险结构相匹配的风控机制。
2.提振国内消费水平与防范化解金融風险
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在国内。人民币国际化不应是投机交易主导的短期爆发过程，也不能由离岸市场、周边市场的金融炒作所阻挡。它是一个自然的、长期的过程，是中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国际贸易深化发展的过程，要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金融去杠杆”，并将其列为201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2018年再提“结构性去杠杆”并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有学者认为，快速去杠杆将导致非金融企业资金流动性不足，从而引发企业衰退甚至破产，致使实体经济衰退，进而反作用于整个金融行业，加剧商业银行脆弱性。金融杠杆、金融稳定、经济增长，三者形成了一个均衡三角关系，金融杠杆波动程度过大不仅降低经济增速，也会对金融体系稳定性带来不良影响。
2015年国际外汇市场显现出人民币汇率波动，同年经济增长放缓，中国金融风险形势凸显。习近平总书记谈及防范金融风险时，提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5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说明》中谈道：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4]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全球应对与地区反制
1.美国刺激经济转移通胀负面成本
美国拜登政府此轮空前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在降低失业率、提振经济的同时，也让美国社会掉入了死循环，政府支出的副产品是挤出效应，潜伏着下一轮经济危机。更为悲观的是，量化宽松并未如期带来消费增长，而是带来了事与愿违的储蓄率提升，通过扩张资产负债表，将债务货币化，本意是将刺激出的积极效果留在美国国内，让全球社会来承担经济刺激带来的负面成本。美元霸权必然是饮鸩止渴，自我削弱。全球结构性通胀的长期存在，已经给全球社会和国际金融安全加大了风险性，其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凸显。这对中国如何通过双循环格局抵制美元冲击力带来的溢出效应，具有挑战性，在双循环战略的宏观架构下，美元的负面效应对中国国内经济仍存惯性冲击力，微观层面仍存局部金融风险。 美元作为全球霸权主义政治工具与财富分配的话语模式，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拒绝使用美元支付，进而摆脱美元—能源—商品—服务—美元的循环模式，美元向全世界输出通胀的同时，储备和使用美元的国家、企业、个人都随时面临连带风险。
制度型的开放意味着要积极对接当今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从而必然要对接与贸易往来如影随形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向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经济治理中能够被绝大多数经济体所共同接受、认可的规则和方向看齐，同时还要以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对冲反向的金融冲击力。
与美国相比，中国制造业规模更大，对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具有更高需求，从而对相应匹配的人民币汇率稳固具有更高期待，这也符合国际社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期盼。今天中国大力推动国际自贸区建设，既需要贸易、投资的结合，也需要金融、海关的配套管理。自贸区建设从以往的在岸业务向在岸、离岸业务功能同步发展发生了转变，这对于离岸人民币的金融稳定性也产生了更高要求。
2.对冲国际金融风险的“一带一路”绿色金融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坚定必胜信念，积极开拓进取，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努力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绿色金融已成为当今国际投资主流规则，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最新签署“一带一路”绿色投资规则的机构是中国再保险集团和瑞士再保险集团。“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鼓励金融机构在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过程中，充分研判政治、社会环境和治理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也将同步地通过多渠道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绿色金融能力建设、支持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官方学者已认识到，建设一个可持续融资模式，政府、银行、企业、社会各方力量必须发挥合力，通过货币要素推动生产要素，将资本转化为财富和收益。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通过加强与联合国专门性国际组织，例如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提升了中国话语权与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力。
2021年2月23日，香港金管局、阿联酋央行、泰国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宣布联合启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桥项目（Multi-CBDC Bridge），希望通过这一项目推动各国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国际清算银行BIS香港创新中心也对该项目给予大力支持。在这一实践背后，表达的是各国专家的共识，即相信不同国家央行数字货币、不同金融系统之间是可以实现兼容和互联互通的，从而能够实现金融全球网络的高效运转。国际清算银行掌门人奥古斯丁·卡斯滕斯指出，这种金融互联互通可能以三种方式实现：一是不同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直接兼容，即各系统互联互通;二是构造一个闭环体系，各国央行数字货币通过不同界面和接口建立连接;三是构建一体化系统，将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系统放到同一个面板上使用同一个框架规则进行操作。
3.人民币国际化与防范自身风险密不可分
2021年6月11日在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2021）上，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发言说：“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我认为不必过度解读人民币的国际化，人为对人民币国际化赋予多种含义，如把人民币汇率变动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晴雨表’，把人民币当成国际避险货币，把数字人民币当成人民币国际化的捷径，把境外人民币市场作为主导人民币交易的市场，把离岸人民币汇率作为标志性的导向等等，更不能把人民币国际化当成国际对抗的武器。”[5]
2021年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五十一次会议，提出了要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部门规章，为打击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炒作行为，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就银行和支付机构为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提供服务问题，约谈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兴业银行和支付宝等部分银行和支付机构。
为进一步贯彻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精神，严格落实《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等规定，按照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约谈指导要求，农行持续开展对虚拟货币交易的打击治理行动，并声明坚决不开展、不参与任何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禁止涉及虛拟货币交易客户准入，并将对客户及资金交易加大排查和监测力度。一经发现相关行为，将立即采取暂停账户交易、终止客户关系等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同时要求客户协助农行履行法律义务，打击涉及虚拟货币挖矿和资金交易的违法犯罪行为。[6]
四、全球金融风险中的结构性冲突问题
2021年6月2日，在亚洲金融协会举办的题为“金融市场开放及消费者保护”的中韩金融市场研讨会上，韩国金融监督院副主席金东星表示，中国是韩国金融机构海外布局的首选目的地，韩在华设立金融机构已有42家，61个网点，在华韩资银行豁免外资法人对母行大额敞口监管比例等一系列问题都在协商过程中。相对于日美等国，韩国属于资本开放度较高的小型经济体，因此需要外国投资者在投资管理制度、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报告制度、监测管理机制等方面得到妥善安排，方可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的发生。中国也需借助国际经验完善风控模式。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垄断问题，学者和官方更关心垄断对公共福利产生的影响，对总体经济稳定产生的影响，从“应然”角度关注资源分配的边际比例，然而一般公众则更关心垄断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今天的国际金融格局则打通了这两者的关切点，今天中国之所以提出总体安全观，正是由于金融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安全等领域的安全要素相互融合，任何单一维度的变量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 全球摆脱美元霸权的呼声日渐强烈，非洲也处在这个浪潮中。2021年伴随全球疫情蔓延带来的经济不景气，西非国家着力推动使用统一货币，冲击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这也间接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加速度。西非经济共同体曾在阿克拉峰会达成一致协议，决定发行统一货币，然而受到多种客观原因阻挠，统一货币命运多舛。此外，俄罗斯官方长期以来也鼓吹减持外汇基金中的美元比例，增加人民币持有比例，建立一个排斥美元的支付体系。特别是在疫情暴发后，俄罗斯当局认为摆脱美元霸权操控的货币体系，才是复苏本国经济的必由之路。
从反恐融资到发展国防经济，两个维度具有内在趋同。由于反恐融资问题已在笔者相关论著中有专门讨论，此处不再赘述。而必须提到中央财经大学陈波老师翻译的，由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安德顿和约翰·卡特合著的《冲突经济学原理》一书。
书中有章节专门提到阿莱西纳-斯波劳雷模型，该模型指出，现存国家的体量产生于增加其规模的成本和收益之权衡。人均可支配收入随国家体量增加而上升，因人均税收会随着公共物品的人均成本分散而降低。这些低成本、低税收源自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与其规模经济性。该著作以国防经济、司法体制为例，以零成本即可保护全体公民。从国际贸易受限制的角度看，增加国家的体量可产生更高人均收入，从国内大规模专业化贸易分工产生更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和金融财政能力，对冲经济风险与自然风险。[7]查尔斯·安德顿进而举出1991年学者奥沙利文提出的三维空间冲突模型，把军事力量对抗的金字塔模式建立在经济学原理的解释平台上。尽管用这种冲突的金字塔三维模型来分析今天的全球金融冲突风险格局有失偏颇，然而这种将本国国内经济运行张力的向外扩张模型运用到国际安全的思维方法，为我们防范化解全球金融风险提供了新鲜的智力资源。
参考文献：
[1]李辉，舒长江，金雨晨.实体经济行业“去杠杆”降低商业银行脆弱性了吗？[J].金融理论探索，2020（6）.
[2]陈昆亭，周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西方金融经济周期理论货币政策规则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20（11）.
[3][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郭金兴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72.
[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9-110.
[5]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本世纪中叶人民币有望成为国际货币.[EB＼OL]2021.6.11 https：//finance.sina.com.cn/hy/hyjz/2021-06-11/doc-ikqciyzi9013601.shtml
[6]關于禁止使用我行服务用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的声明.[EB＼OL]2021.6.21 http：//www.abchina.com/cn/PersonalServices/SvcBulletin/202106/t20210621_2011168.htm
[7]查尔斯·安德顿，约翰·卡特.冲突经济学原理[M].郝朝艳，陈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155.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组部主管）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