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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公关公司总经理：
“我给几个国内
奶企大佬出了个主意说，
要是这会儿你们当中
有哪家敢站出来说，
‘我的奶粉没问题’，
这句话能值两个亿广告
的价值！”可是，
大佬们都低头不语，
最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三倍于国产奶粉价格的外国婴幼儿奶粉，被中国人在全球大肆抢购；
100块的国产奶粉没人买，从香港抢购的婴幼儿奶粉却达300万罐，近70亿港币；
国外进口奶粉量达到66.9万吨，占到全国奶粉产量的一半……
2012年的这些种种尴尬，在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眼里，全都是“中国奶业的耻辱！”
尽管农业部和中国奶业协会不止一次地声明：“三聚氰胺事件过后，食品药品监管局、中国奶业协会等相关部门加大了对国产奶业的监管力度，现在是奶业质量监测水平最严格的时期，也是奶业最安全的时候。”但是又多少有曾经受过切肤之痛的消费者，再敢相信这话还有没有水分呢？
标准的乱象
三鹿出事之前，中国乳品企业几乎个个都是“创新”高手，从20世纪80年代炒作“活性乳酸菌”奶到1999年炒作纯牛奶，无抗奶，再到2008年开始爆炒的OMP造骨牛奶蛋白。层出不穷的“概念奶”让消费者不明就里，也凸显了标准的缺失。
早在2008年之前，对于乳制品质量行业标准，还停留在四套体系交叉以及企业参与制定的情况。乳制品既要受《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制约，也要受卫生部《鲜乳卫生标准》和农业部《生鲜牛乳质量管理规范》，以及质量认证体系和国家标准体系管制。国家标准体系当然占据所有约束奶业法律之首位置，但是并非健全的国家标准，缺乏对食品加工企业根本的了解先天就不足，过多的版本显得重复，也颇有抵牾之处。就拿对液态奶质量标准规定举例，1999年制定的GB5408.1《巴氏杀菌乳》规定了巴氏杀菌乳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等要求，GB408.2《灭菌乳》规定了灭菌乳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等要求，2005年又制定出GB19645《巴氏杀菌乳、灭菌乳卫生标准》规定了巴氏杀菌乳、灭菌乳的卫生指标和检验方法以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包装，运输的卫生要求。1999年和2003年分别制定《酸牛乳》和《酸乳卫生准》规定了酸牛乳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签，包装，运输等要求，以及对酸牛乳的定义，指标要求，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如此眼花缭乱的法规也令进口乳制品的国外厂商看不懂。
服务于苏格兰国际发展局的岳佳小姐向《财经界》记者表示，近年来客户多次打电话询问国内现行政策又作了哪些改动，这让每一笔生意做起来很是麻烦，虽然英国也是零售商在主导这个标准，但跟中国有所不同，“中国对进口奶制品的门槛近年来是越来越高，很少听进口食品出问题，但是加强这方面同时，也让老百姓对国内食品越来越看不懂政府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全项检验报告要求国外企业必须提供，而且还需有资质和政府授权的企业来做，每批次都检验，但却在国内不对自己的产品做这样严格的检验？”
中国奶企圈子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做技术，三流的企业做产品。很明显，行业标准对龙头企业相当有利。曾有媒体曝出，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国家标准里，娃哈哈参与制订了三条，伊利和三鹿也分别参与制订三条和一条。伊利参与制订的包括乳制品14项产品标准和卫生标准，参与起草的《乳粉》、《生鲜牛乳收购标准》、《干酪》等7项国家标准。
专门从事中澳两国奶业及农牧产品出口事务的澳大利亚资源专业出口公司董事长王业坚告诉《财经界》记者，现在从设备上来看中国奶业的发展还是不错的，但就是监管力度上不够，比如中国奶企参与制订行业标准的这个现象，这在澳大利亚是不可能的事。
“澳大利亚有一套极其苛刻的检测制度，奶企达不到这个标准是不允许流通到市场上的。在澳大利亚，一旦你生产的产品出了问题，会受到当地政府警告，有可能还会被终身监禁。但在国内，虽然今年政府对奶业的调控有所变化，但不可能一步到位，因为它的指导思想还有地方保护政策，如果过份监管，企业就会死掉。本身行业标准起步就不高，你要让它很高就太不现实。” 王业坚说。
重塑消费者信心不由政府说了算，也不由企业说了算，距离三聚氰胺事件已过去5年，国产乳品企业果真洗心革面了吗？一个例子足以窥见这个行业的现状。
6月初南昌的第四届奶业大会上，一家深谙奶业营销的北京某公关公司总经理回忆：“今年4月两会期间，我给几个国内奶企大佬出了个主意说，要是这会儿你们当中有哪家敢站出来说，‘我的奶粉没问题’，这句话能值两个亿广告的价值！”可是，大佬们都低头不语，最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得奶源者得天下
一位内蒙古同行向记者透露，在呼和浩特，每距离5公里几乎就能看到一家奶企的牧场，布局很是密集。据中国奶业协会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仅内蒙古当地乳制品企业就多达157家，很多企业借扩张地域来争抢奶源基地。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工信部出台了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明确乳制品工业必须要有可控的奶源基地，改扩建项目可控奶源生产鲜乳数量不低于原有加工能力的75%。同时国家采取“以奖代补”“强化监管”等措施，支持奶牛规模化养殖和机械化挤奶站建设，开展奶站清理整顿和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实施奶牛政策性保险。内蒙古奶牛规定“散退场进”，乳企自建牧场，建立“奶联社”、“租牛派息”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国企奶业开始走出“散养”迈入“规模化”。
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很多乳企不敢再收散养奶牛的奶，从而开始打造自己的牧场，或者标榜“进口奶源”。但根据乳制品工业协会提供的资料，奶源紧张、奶价高，仍是困扰整个行业的突出矛盾。 养殖成本的上升占据了整个乳制品产业成本的60%-70%，也难怪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国家现代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中美奶牛研究中心主任、博导李胜利会感慨“养牛的玩不过玩资本的”，因而“得奶源者得天下”成为奶企一条不二的法则。
今年5月8日，蒙牛宣布增加对中国最大的奶牛养殖企业现代牧业的股份，加速掌控优质奶源。增持现代牧业股份前，现代牧业高管在接受采访时称“蒙牛最近奶源很紧张”，蒙牛回应时则表示奶源供应正常。而伊利乳业的负责人在记者走访时则明确表示，奶源现在的确很紧张。
据李胜利介绍，包括现代牧业、辉山，三元，上海光明等规模奶源大企业，奶源本来很好，但是在采用托管和合同方式以后，现在规模奶源占35%，蒙牛95%以上是规模奶源。
类似奶源地资源的争抢，在澳大利亚却很少发生，王业坚介绍说，在澳大利亚奶企的布局是由政府宏观调控，如果当地已经建了生产经营业务相同的企业，政府只会给你说“NO”，因为政府不希望发生无序的竞争。
面对国内奶源紧缺、成本过高等问题，一些企业选择到海外寻求优质低价奶源，2010年，娃哈哈爱迪生婴幼儿配方乳粉选择荷兰、瑞士奶源，委托企业贴牌加工，光明乳业收购新西兰Synlait乳业公司51%股权。2012年，圣元投资7亿人民币在法国布列塔尼半岛建设一座年产10万吨婴儿奶粉的工厂；2013年，伊利宣布投资11亿元人民币在新西兰建厂，该厂将日处理鲜奶1400吨，年产4.7万吨婴儿配方乳粉；同年，贝因美也宣布在爱尔兰设立子公司；上海晨冠乳业已与新西兰恒天然集团签订婴幼儿配方奶粉合作生产协议……
“6 1”悖论？
加工企业产业链的延伸，也催生了地方奶企在加快“公司 农户”的规模化进程的同时，纷纷打造自己能控制的牧场，向着全产业链发展。
在传统制造业上，为了避免上下游企业成本波动造成的辅料成本上涨，很多企业采用了一种垂直业务模式产业链，这恰好与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提出的“6 1”全产业链模式相吻合。郎咸平对“6 1”模式的解释为：“6”是指制造业企业的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而“1”则是指处于利润最低端的生产制造。郎咸平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应该是要摆脱只做“1”的不良局面，从而再进行“6”的布局。6 1曾经是郞咸平认为的工业企业最合适的方式，但如果把“1”看成是奶源生产，它在奶企是否也适用呢？
李胜利也一直在研究国产奶企倒底该不该向奶源全产业链发展的问题，事实上他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社会化分工越细，品质越容易得到保障。我算个了一个帐，如果企业投资建一个处理1000吨的加工企业，大概需要三到四个月，要收1000吨奶就需要建奶源基地养10万头牛，牧场投入起码近四十个亿，如果还要满足加工企业1000吨的处理量，那就得付出十倍于加工的成本，这对企业负担很大，而且养殖风险比较大。”
李胜利就伊利和蒙牛两家体量较大的奶企给《财经界》记者作了详细的分析，“如果他们两家也进入全产业链模式，势必会在承受各种检测费用，广告费、市场竞争等方面将会再增加一笔不小的开支。”
然而在乳制品发达的澳大利亚，情况却不是这样，澳大利亚资源专业出口公司董事长王业坚说：“澳州奶企就几家，但没有一家从事全产业链的，澳大利亚人习惯行业细分，这样每个环节都会做得很精细。”
2012年中国奶业协会在全国进行调研，企业自建牧场自控奶源比例仅为11%，“南方地区没有大型牧场，养牛需要很多土地，如果牧场超过100公里半径，企业清除成本就会大幅上升。”李胜利说。
“我觉得企业可以走多种模式，一些奶源基地可以通过参股，双方签订一定时间的合同协议。这种方式有无奶源基地都可以尝试，这些的投资比起前者当然要少得多，这是一种四两拔千斤的做法，而且这种合同制合作在奶企中占了很大比例。”
“还有一种就是托管，比如企业的管理水平比较低，自己养殖力又比较强，像蒙牛，成立了很多技术团队给别人托管，三元在这方面搞得很成功。”
李胜利认为，如果按照我国奶业发展中长期规划以及按城镇化人口的比例，人均占有奶量接近30公斤，但到2020年或2030年将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90公斤，如此庞大的市场供应量，全产业链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中国奶业发展的时间很短，奶源基地都是高额投资，现在控制在10%左右再往前走的话企业的负担就很大，企业的竞争力就会受到影响。”
奶吧的隐忧
不知何时起，一种叫做“奶吧”的小店在很多城市兴起，不同于九十年代街头巷尾的“水吧”，“奶吧”专注于销售鲜奶，但最吸引眼球的，还是小店里的挂出的“鲜奶”招牌。通常“奶吧”里的宣传广告是这样说的——“本店所售奶品主要以生鲜奶作为原料，通过巴氏消毒灭菌手段，对生乳即时收购，即时加工、制作，向消费者提供乳品……”现场加工、现场销售，奶吧的这种独特经营手段，让原本习惯了从超市购买牛奶的消费者感到有点儿新鲜。
尽管奶吧老板们口口声声称自已拥有固定的奶源，但一些奶牛场主对此也表示过怀疑：“国家对奶吧监管这块是个空白，开奶吧必须保证自己有牧场，有奶源，可他们都没有奶源，奶从哪里来的？如果奶都不能保证，质量安全这块它能保证吗？一家乳业公司负责人也吐槽说，‘它毕竟是一个小店，像一些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不一定跟得上，包括奶的生产流程，工艺和清洁设备的条件，怎么可能达到标准？”
截止到2012年底，仅山东省奶吧数量就发展到了近400家，而东营成为全国奶吧数量最多的城市。奶吧潜在的乳品安全隐患，让刚刚恢复元气的国产乳企们感到战战兢兢。中国奶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魏克佳在6月初的第四届全国奶业大会上，特别提到了奶吧的问题，他认为，只要监管得当，其实大家不必为奶吧的出现感到恐慌，“有新生物出来就要有新的法规与之配套，否则就会出问题，国外也有奶吧，也没有听过出什么事。我觉得对奶吧的管理才是关键，只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出台对奶吧全面管理的法规政策。”
《财经界》记者在奶业大会期间从一些乳制品企业了解到，奶吧销售的鲜奶价均价为7元左右，稍高于普通奶制品，但在成本上的投入却要少于大型乳品企业，丰厚的利润，是投资客和创业者将目光盯准奶吧的原因。
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奶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刘玉满则力挺奶吧，他认为，奶吧的发展从微观层面解决了奶业一体化问题，“鲜奶吧开拓了一条新的乳品营销渠道，调查显示鲜奶吧80%收入靠订奶，现场消费只占20%，有利于拉动鲜牛奶消费，对液态奶消费结构的调整有重要意义，有效地推进奶业经营一体化进程，解决了牛奶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的利益问题，从微观层面解决了一体化问题，避免了传统模式各个环节之间的矛盾，为重塑消费者信心带来历史机遇，将对奶业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不过，对奶吧潜在的质量风险，刘玉满认为这方面的监管应有待加强，将准入门槛适当提高，“有的养十几头牛也开鲜奶吧，甚至不养奶牛的也能开，奶吧的网点布局应该科学规划，发展加盟连锁应谨慎，管理措施要跟上，保证产品质量。”
“我给几个国内
奶企大佬出了个主意说，
要是这会儿你们当中
有哪家敢站出来说，
‘我的奶粉没问题’，
这句话能值两个亿广告
的价值！”可是，
大佬们都低头不语，
最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三倍于国产奶粉价格的外国婴幼儿奶粉，被中国人在全球大肆抢购；
100块的国产奶粉没人买，从香港抢购的婴幼儿奶粉却达300万罐，近70亿港币；
国外进口奶粉量达到66.9万吨，占到全国奶粉产量的一半……
2012年的这些种种尴尬，在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眼里，全都是“中国奶业的耻辱！”
尽管农业部和中国奶业协会不止一次地声明：“三聚氰胺事件过后，食品药品监管局、中国奶业协会等相关部门加大了对国产奶业的监管力度，现在是奶业质量监测水平最严格的时期，也是奶业最安全的时候。”但是又多少有曾经受过切肤之痛的消费者，再敢相信这话还有没有水分呢？
标准的乱象
三鹿出事之前，中国乳品企业几乎个个都是“创新”高手，从20世纪80年代炒作“活性乳酸菌”奶到1999年炒作纯牛奶，无抗奶，再到2008年开始爆炒的OMP造骨牛奶蛋白。层出不穷的“概念奶”让消费者不明就里，也凸显了标准的缺失。
早在2008年之前，对于乳制品质量行业标准，还停留在四套体系交叉以及企业参与制定的情况。乳制品既要受《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制约，也要受卫生部《鲜乳卫生标准》和农业部《生鲜牛乳质量管理规范》，以及质量认证体系和国家标准体系管制。国家标准体系当然占据所有约束奶业法律之首位置，但是并非健全的国家标准，缺乏对食品加工企业根本的了解先天就不足，过多的版本显得重复，也颇有抵牾之处。就拿对液态奶质量标准规定举例，1999年制定的GB5408.1《巴氏杀菌乳》规定了巴氏杀菌乳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等要求，GB408.2《灭菌乳》规定了灭菌乳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等要求，2005年又制定出GB19645《巴氏杀菌乳、灭菌乳卫生标准》规定了巴氏杀菌乳、灭菌乳的卫生指标和检验方法以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包装，运输的卫生要求。1999年和2003年分别制定《酸牛乳》和《酸乳卫生准》规定了酸牛乳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签，包装，运输等要求，以及对酸牛乳的定义，指标要求，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如此眼花缭乱的法规也令进口乳制品的国外厂商看不懂。
服务于苏格兰国际发展局的岳佳小姐向《财经界》记者表示，近年来客户多次打电话询问国内现行政策又作了哪些改动，这让每一笔生意做起来很是麻烦，虽然英国也是零售商在主导这个标准，但跟中国有所不同，“中国对进口奶制品的门槛近年来是越来越高，很少听进口食品出问题，但是加强这方面同时，也让老百姓对国内食品越来越看不懂政府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全项检验报告要求国外企业必须提供，而且还需有资质和政府授权的企业来做，每批次都检验，但却在国内不对自己的产品做这样严格的检验？”
中国奶企圈子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做技术，三流的企业做产品。很明显，行业标准对龙头企业相当有利。曾有媒体曝出，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国家标准里，娃哈哈参与制订了三条，伊利和三鹿也分别参与制订三条和一条。伊利参与制订的包括乳制品14项产品标准和卫生标准，参与起草的《乳粉》、《生鲜牛乳收购标准》、《干酪》等7项国家标准。
专门从事中澳两国奶业及农牧产品出口事务的澳大利亚资源专业出口公司董事长王业坚告诉《财经界》记者，现在从设备上来看中国奶业的发展还是不错的，但就是监管力度上不够，比如中国奶企参与制订行业标准的这个现象，这在澳大利亚是不可能的事。
“澳大利亚有一套极其苛刻的检测制度，奶企达不到这个标准是不允许流通到市场上的。在澳大利亚，一旦你生产的产品出了问题，会受到当地政府警告，有可能还会被终身监禁。但在国内，虽然今年政府对奶业的调控有所变化，但不可能一步到位，因为它的指导思想还有地方保护政策，如果过份监管，企业就会死掉。本身行业标准起步就不高，你要让它很高就太不现实。” 王业坚说。
重塑消费者信心不由政府说了算，也不由企业说了算，距离三聚氰胺事件已过去5年，国产乳品企业果真洗心革面了吗？一个例子足以窥见这个行业的现状。
6月初南昌的第四届奶业大会上，一家深谙奶业营销的北京某公关公司总经理回忆：“今年4月两会期间，我给几个国内奶企大佬出了个主意说，要是这会儿你们当中有哪家敢站出来说，‘我的奶粉没问题’，这句话能值两个亿广告的价值！”可是，大佬们都低头不语，最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得奶源者得天下
一位内蒙古同行向记者透露，在呼和浩特，每距离5公里几乎就能看到一家奶企的牧场，布局很是密集。据中国奶业协会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仅内蒙古当地乳制品企业就多达157家，很多企业借扩张地域来争抢奶源基地。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工信部出台了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明确乳制品工业必须要有可控的奶源基地，改扩建项目可控奶源生产鲜乳数量不低于原有加工能力的75%。同时国家采取“以奖代补”“强化监管”等措施，支持奶牛规模化养殖和机械化挤奶站建设，开展奶站清理整顿和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实施奶牛政策性保险。内蒙古奶牛规定“散退场进”，乳企自建牧场，建立“奶联社”、“租牛派息”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国企奶业开始走出“散养”迈入“规模化”。
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很多乳企不敢再收散养奶牛的奶，从而开始打造自己的牧场，或者标榜“进口奶源”。但根据乳制品工业协会提供的资料，奶源紧张、奶价高，仍是困扰整个行业的突出矛盾。 养殖成本的上升占据了整个乳制品产业成本的60%-70%，也难怪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国家现代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中美奶牛研究中心主任、博导李胜利会感慨“养牛的玩不过玩资本的”，因而“得奶源者得天下”成为奶企一条不二的法则。
今年5月8日，蒙牛宣布增加对中国最大的奶牛养殖企业现代牧业的股份，加速掌控优质奶源。增持现代牧业股份前，现代牧业高管在接受采访时称“蒙牛最近奶源很紧张”，蒙牛回应时则表示奶源供应正常。而伊利乳业的负责人在记者走访时则明确表示，奶源现在的确很紧张。
据李胜利介绍，包括现代牧业、辉山，三元，上海光明等规模奶源大企业，奶源本来很好，但是在采用托管和合同方式以后，现在规模奶源占35%，蒙牛95%以上是规模奶源。
类似奶源地资源的争抢，在澳大利亚却很少发生，王业坚介绍说，在澳大利亚奶企的布局是由政府宏观调控，如果当地已经建了生产经营业务相同的企业，政府只会给你说“NO”，因为政府不希望发生无序的竞争。
面对国内奶源紧缺、成本过高等问题，一些企业选择到海外寻求优质低价奶源，2010年，娃哈哈爱迪生婴幼儿配方乳粉选择荷兰、瑞士奶源，委托企业贴牌加工，光明乳业收购新西兰Synlait乳业公司51%股权。2012年，圣元投资7亿人民币在法国布列塔尼半岛建设一座年产10万吨婴儿奶粉的工厂；2013年，伊利宣布投资11亿元人民币在新西兰建厂，该厂将日处理鲜奶1400吨，年产4.7万吨婴儿配方乳粉；同年，贝因美也宣布在爱尔兰设立子公司；上海晨冠乳业已与新西兰恒天然集团签订婴幼儿配方奶粉合作生产协议……
“6 1”悖论？
加工企业产业链的延伸，也催生了地方奶企在加快“公司 农户”的规模化进程的同时，纷纷打造自己能控制的牧场，向着全产业链发展。
在传统制造业上，为了避免上下游企业成本波动造成的辅料成本上涨，很多企业采用了一种垂直业务模式产业链，这恰好与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提出的“6 1”全产业链模式相吻合。郎咸平对“6 1”模式的解释为：“6”是指制造业企业的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而“1”则是指处于利润最低端的生产制造。郎咸平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应该是要摆脱只做“1”的不良局面，从而再进行“6”的布局。6 1曾经是郞咸平认为的工业企业最合适的方式，但如果把“1”看成是奶源生产，它在奶企是否也适用呢？
李胜利也一直在研究国产奶企倒底该不该向奶源全产业链发展的问题，事实上他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社会化分工越细，品质越容易得到保障。我算个了一个帐，如果企业投资建一个处理1000吨的加工企业，大概需要三到四个月，要收1000吨奶就需要建奶源基地养10万头牛，牧场投入起码近四十个亿，如果还要满足加工企业1000吨的处理量，那就得付出十倍于加工的成本，这对企业负担很大，而且养殖风险比较大。”
李胜利就伊利和蒙牛两家体量较大的奶企给《财经界》记者作了详细的分析，“如果他们两家也进入全产业链模式，势必会在承受各种检测费用，广告费、市场竞争等方面将会再增加一笔不小的开支。”
然而在乳制品发达的澳大利亚，情况却不是这样，澳大利亚资源专业出口公司董事长王业坚说：“澳州奶企就几家，但没有一家从事全产业链的，澳大利亚人习惯行业细分，这样每个环节都会做得很精细。”
2012年中国奶业协会在全国进行调研，企业自建牧场自控奶源比例仅为11%，“南方地区没有大型牧场，养牛需要很多土地，如果牧场超过100公里半径，企业清除成本就会大幅上升。”李胜利说。
“我觉得企业可以走多种模式，一些奶源基地可以通过参股，双方签订一定时间的合同协议。这种方式有无奶源基地都可以尝试，这些的投资比起前者当然要少得多，这是一种四两拔千斤的做法，而且这种合同制合作在奶企中占了很大比例。”
“还有一种就是托管，比如企业的管理水平比较低，自己养殖力又比较强，像蒙牛，成立了很多技术团队给别人托管，三元在这方面搞得很成功。”
李胜利认为，如果按照我国奶业发展中长期规划以及按城镇化人口的比例，人均占有奶量接近30公斤，但到2020年或2030年将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90公斤，如此庞大的市场供应量，全产业链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中国奶业发展的时间很短，奶源基地都是高额投资，现在控制在10%左右再往前走的话企业的负担就很大，企业的竞争力就会受到影响。”
奶吧的隐忧
不知何时起，一种叫做“奶吧”的小店在很多城市兴起，不同于九十年代街头巷尾的“水吧”，“奶吧”专注于销售鲜奶，但最吸引眼球的，还是小店里的挂出的“鲜奶”招牌。通常“奶吧”里的宣传广告是这样说的——“本店所售奶品主要以生鲜奶作为原料，通过巴氏消毒灭菌手段，对生乳即时收购，即时加工、制作，向消费者提供乳品……”现场加工、现场销售，奶吧的这种独特经营手段，让原本习惯了从超市购买牛奶的消费者感到有点儿新鲜。
尽管奶吧老板们口口声声称自已拥有固定的奶源，但一些奶牛场主对此也表示过怀疑：“国家对奶吧监管这块是个空白，开奶吧必须保证自己有牧场，有奶源，可他们都没有奶源，奶从哪里来的？如果奶都不能保证，质量安全这块它能保证吗？一家乳业公司负责人也吐槽说，‘它毕竟是一个小店，像一些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不一定跟得上，包括奶的生产流程，工艺和清洁设备的条件，怎么可能达到标准？”
截止到2012年底，仅山东省奶吧数量就发展到了近400家，而东营成为全国奶吧数量最多的城市。奶吧潜在的乳品安全隐患，让刚刚恢复元气的国产乳企们感到战战兢兢。中国奶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魏克佳在6月初的第四届全国奶业大会上，特别提到了奶吧的问题，他认为，只要监管得当，其实大家不必为奶吧的出现感到恐慌，“有新生物出来就要有新的法规与之配套，否则就会出问题，国外也有奶吧，也没有听过出什么事。我觉得对奶吧的管理才是关键，只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出台对奶吧全面管理的法规政策。”
《财经界》记者在奶业大会期间从一些乳制品企业了解到，奶吧销售的鲜奶价均价为7元左右，稍高于普通奶制品，但在成本上的投入却要少于大型乳品企业，丰厚的利润，是投资客和创业者将目光盯准奶吧的原因。
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奶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刘玉满则力挺奶吧，他认为，奶吧的发展从微观层面解决了奶业一体化问题，“鲜奶吧开拓了一条新的乳品营销渠道，调查显示鲜奶吧80%收入靠订奶，现场消费只占20%，有利于拉动鲜牛奶消费，对液态奶消费结构的调整有重要意义，有效地推进奶业经营一体化进程，解决了牛奶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的利益问题，从微观层面解决了一体化问题，避免了传统模式各个环节之间的矛盾，为重塑消费者信心带来历史机遇，将对奶业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不过，对奶吧潜在的质量风险，刘玉满认为这方面的监管应有待加强，将准入门槛适当提高，“有的养十几头牛也开鲜奶吧，甚至不养奶牛的也能开，奶吧的网点布局应该科学规划，发展加盟连锁应谨慎，管理措施要跟上，保证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