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里，忍耐是一种崇高的德行。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可见忍耐是有目的性的。
　　在一个大家庭中，亲人间的谦让容忍是最为显见的。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一日，唐高宗因事登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睦之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之流涕，赐缣帛而去。
　　于是便有了“百忍成金”这样的成语。人不是独立的个体，只要生活在社会关系中，就会明了忍耐为什么是一种崇高的德行。
　　人的忍耐力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取决于一个人后天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一位英国母亲临终时对儿子说：“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但就我国而言，儿女出门，长辈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誡：“少管闲事，切莫往人多的地方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叮嘱？因为在这些长辈看来，只有模棱两可、冷淡消极的态度最为稳妥安全。两种嘱托，两样人生，不言而明。
　　林语堂说：“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于是，相当一部分人在忍耐后的冷淡中变得圆熟，变得看似聪明乖巧，有很强的适应性了。
　　忍耐后的冷淡成为个人“适生”的甲壳，魏晋时期的人文状况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那个时期，智识阶层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消沉，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抱膝清谈，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追求不死之药。有学者遁入山林，自筑泥屋，不设门户，饮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或则佯作樵夫，有事则长啸以招其亲友。
　　竹林七贤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诗人之一刘伶，能饮酒累月而不醉，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人民不以为忤，且称之为智达。那时所有文人，流风所披，或则极端粗野，或则极端荒淫，或则极端超俗。另一诗人阮咸，尝与婢女私通，一日方至友人处宴饮，宾客满座，其妻即于此时伺隙遣此婢女去，咸闻之，索骑追踪，载与俱归，不避宾客，可谓放诞。而当时受社会欢迎的大抵就是这样的人。大众以他们为偶像，犹如小王八以大王八之厚甲壳为崇拜对象。
　　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况味，最有可能变得实际、冷淡。一如寒山曾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这正如“三十六计，走为上”“乖人不吃眼前亏”“退一步着想”“负一子而胜全局”的态度。这种态度，说明执著追求的精神消磨殆尽，剩下的，自然是所谓的圆熟。用林语堂的话说，是“老猾俏皮”。正是这种圆熟，阻遏了思想和行动的活跃性。
　　这忍耐后的冷淡，冷淡后的圆熟，这王八的甲壳，时深日久，让人失去的，是思维的敏锐性与行动的推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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