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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基于“冲击—反应”理论，被划分为五个阶段，呈现出“四重奏”特点，存在三次模式转换，却忽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样也是中国在各个层面上的主体选择的结果。笔者认为在第四次与第五次运动中间其实还有一次运动，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探索和尝试。
关键词 中国 现代化道路
一、中国现代化阶段划分及其不足
（一）现今对中国现代化阶段的划分及其不足
当今学术界流行的观点，一般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按照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划分为五个阶段：
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运动是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同治光绪年间所发动的洋务运动。所学的就是西方技术，所谓“师夷长技以自强”。重点是富国强兵，是一种防卫性质的现代化。而在文化意识上仍然坚守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念，也就是说所谓的“中体西用”，主张在“用”上变革，在“体”上主不变。
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次运动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洋务运动虽然已经认识到了非变革不足以救亡，但在认识上尚未真正突破传统，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现代化问题，多半是一种不得已的政治上的手段。而戊戌维新则已经知道“体用”学说的不足，认为西方之可学者不止在器物上，更重要在政教上。把洋务运动的“器物层面上的现代化”推进到“制度层次上的现代化”。在这个转变的层次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人对中国现代化已经有了自觉的体认。
中国现代化的第三次运动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两千余年的“朝代国家”形态，而代之以“民族国家”的形态。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一次突破与创新，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现代化的第四次运动是陈独秀、胡适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基于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民主共和精神的不协调，并且认为要想使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必须从大众的思想行为着手。为了使“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安家，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重在怀疑与批判。
中国现代化的第五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工业化的国家的努力与奋斗。
第五次运动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56年为限，特点是仿效苏联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脱钩。第二个阶段（1957—1978）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解放思想，独立探索中国式的超前工业化道路，主要是强化政治手段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毛泽东式的改革。第三个阶段（1979—今）从封闭式的现代化路线向开放式的现代化路线的重大转变，实际上是转向了一种中国式的混合发展模式。
笔者认为在第四次与第五次运动中间其实还有一次运动，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探索和尝试。在这一时期，中国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曾出现过三种趋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逐渐转向德国式的统制经济和军事集权道路，走以城市为据点，代表城乡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仿效德国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条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以农村为据点，代表工农利益，仿效苏俄模式的发展道路。第三种趋势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中高级知识分子阶层，利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间隙，在对国共两党道路审视并否定后选择的一条以“工业救国”为途径的道路，政治上主张仿效西方民主。
（二）对中国现代化阶段重新界定的一点思考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五次运动进行划分，我认为又可以以第三次运动——辛亥革命和第五次运动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二次运动实质上是在运用现代化的手段以达到维持传统社会稳定的目的，但实际上却造成了，手段对于目的的异化，即手段代替了目的，现代化的手段不能维持反而摧毁了传统社会。第三、四次运动与前两次运动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即民族主义变成了推动现代化努力的主要动力。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传统中国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的，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认同的只是王朝或文化，作为界定群体的观念，“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过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只是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有狭义的民族观和狭义的国家观，民族和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可以认为是在外患刺激下民族主义的回应，封建制的结束，是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面临一个国家重建的问题，所谓国家重建，即指千年不遇的王朝国家结构解体后如何重建现代国家的问题。
与之相对应的，科举制的废除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的否定，这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一个道德价值重建和社会秩序重建的双重问题。在第二阶段，中国社会处于一种道德权威与价值认同双重真空的混乱状态。既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缺乏一种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作为全社会的价值认同。
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四种趋势与三种模式理论及其不足
根据罗荣渠先生的观点，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过“四重奏”即：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以这“四重奏”为主要特征，在中国近两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过三次模式的转换。
第一次模式的转换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适应世界潮流的共和制度，这是一次大的国家模式的转换；第二次模式的转换以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标志。中国从资本主义模式向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第三次模式的转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其实质是一次特殊的体制内改革。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
罗荣渠先生的“四种趋势”和“三种模式”理论可以说较为准确地总结了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和阶段性特点，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不足却是不容忽视的，即：罗荣渠先生的观点均是基于与费正清等西方汉学家相类似的“冲击—反应”模式而得出的结论，按照西方挑战中国的传统社会，促使中国传统社会解体，现代化因子被植入，进而在西方冲击下进一步促使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从而再次基础上出现了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的总趋势，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层面上出现了国家模式、社会模式和体制模式的三种选择与转换。忽略亦或是说过分弱化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作为主体对于现代化的自主地选择与调整作用，容易给人造成现代化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使西方强加中国，中国被动接受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以第三代美国汉学家柯文为代表就对这一以西方为中心的“冲击—反应”理论提出了质疑，进而提出了“中国中心论”理论，即认为中国现代化并非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部分主动选择的产物。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论均有其理论支撑点，相较而言，费正清等西方汉学家的“冲击—反应”理论在分析大多数理论问题时更有说服力，但其不足指出诚如柯文指出的其理论几点始终是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影子，忽视了中国作为主体的主观选择，而柯文者过于强调了后者的主动性，而弱化了历史环境留给中国自身选择的自主度空间十分有限这一客观事实，因此两者综合分析才是最佳选择，但仍应侧重用“冲击—反应”理论。罗荣渠先生理论不足之处就在于忽略了中国现代化实际上同样也是中国在各个层面上的主体选择的结果，并非仅仅出于西方的冲击，在国家模式、社会模式和体制模式上尤其如此。
三、中西现代化模式进行对比中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西方现代化实现及其模式，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可以已经得到了扬弃，但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没有被人们认识到。
1、西方模式是一种内发自主型的现代化模式，与我国的外发诱导型现代化启动模式存在极大的差别。西方是建立在现代化因子较为成熟的基础上自然有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而我国是一种被动强制型现代化。
2、现代化产物的现代性，在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理性的专制，人性的淡化、精神的空虚、生态的灾难等现代化的副产品。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但是工业化不可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状态，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走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老路，重复付出代价以换取现代化的成果，必须趋利避害。
（作者单位：海军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科系）
关键词 中国 现代化道路
一、中国现代化阶段划分及其不足
（一）现今对中国现代化阶段的划分及其不足
当今学术界流行的观点，一般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按照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划分为五个阶段：
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运动是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同治光绪年间所发动的洋务运动。所学的就是西方技术，所谓“师夷长技以自强”。重点是富国强兵，是一种防卫性质的现代化。而在文化意识上仍然坚守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念，也就是说所谓的“中体西用”，主张在“用”上变革，在“体”上主不变。
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次运动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洋务运动虽然已经认识到了非变革不足以救亡，但在认识上尚未真正突破传统，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现代化问题，多半是一种不得已的政治上的手段。而戊戌维新则已经知道“体用”学说的不足，认为西方之可学者不止在器物上，更重要在政教上。把洋务运动的“器物层面上的现代化”推进到“制度层次上的现代化”。在这个转变的层次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人对中国现代化已经有了自觉的体认。
中国现代化的第三次运动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两千余年的“朝代国家”形态，而代之以“民族国家”的形态。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一次突破与创新，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现代化的第四次运动是陈独秀、胡适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基于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民主共和精神的不协调，并且认为要想使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必须从大众的思想行为着手。为了使“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安家，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重在怀疑与批判。
中国现代化的第五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工业化的国家的努力与奋斗。
第五次运动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56年为限，特点是仿效苏联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脱钩。第二个阶段（1957—1978）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解放思想，独立探索中国式的超前工业化道路，主要是强化政治手段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毛泽东式的改革。第三个阶段（1979—今）从封闭式的现代化路线向开放式的现代化路线的重大转变，实际上是转向了一种中国式的混合发展模式。
笔者认为在第四次与第五次运动中间其实还有一次运动，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探索和尝试。在这一时期，中国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曾出现过三种趋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逐渐转向德国式的统制经济和军事集权道路，走以城市为据点，代表城乡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仿效德国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条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以农村为据点，代表工农利益，仿效苏俄模式的发展道路。第三种趋势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中高级知识分子阶层，利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间隙，在对国共两党道路审视并否定后选择的一条以“工业救国”为途径的道路，政治上主张仿效西方民主。
（二）对中国现代化阶段重新界定的一点思考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五次运动进行划分，我认为又可以以第三次运动——辛亥革命和第五次运动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二次运动实质上是在运用现代化的手段以达到维持传统社会稳定的目的，但实际上却造成了，手段对于目的的异化，即手段代替了目的，现代化的手段不能维持反而摧毁了传统社会。第三、四次运动与前两次运动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即民族主义变成了推动现代化努力的主要动力。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传统中国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的，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认同的只是王朝或文化，作为界定群体的观念，“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过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只是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有狭义的民族观和狭义的国家观，民族和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可以认为是在外患刺激下民族主义的回应，封建制的结束，是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面临一个国家重建的问题，所谓国家重建，即指千年不遇的王朝国家结构解体后如何重建现代国家的问题。
与之相对应的，科举制的废除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的否定，这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一个道德价值重建和社会秩序重建的双重问题。在第二阶段，中国社会处于一种道德权威与价值认同双重真空的混乱状态。既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缺乏一种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作为全社会的价值认同。
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四种趋势与三种模式理论及其不足
根据罗荣渠先生的观点，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过“四重奏”即：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以这“四重奏”为主要特征，在中国近两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过三次模式的转换。
第一次模式的转换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适应世界潮流的共和制度，这是一次大的国家模式的转换；第二次模式的转换以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标志。中国从资本主义模式向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第三次模式的转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其实质是一次特殊的体制内改革。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
罗荣渠先生的“四种趋势”和“三种模式”理论可以说较为准确地总结了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和阶段性特点，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不足却是不容忽视的，即：罗荣渠先生的观点均是基于与费正清等西方汉学家相类似的“冲击—反应”模式而得出的结论，按照西方挑战中国的传统社会，促使中国传统社会解体，现代化因子被植入，进而在西方冲击下进一步促使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从而再次基础上出现了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的总趋势，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层面上出现了国家模式、社会模式和体制模式的三种选择与转换。忽略亦或是说过分弱化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作为主体对于现代化的自主地选择与调整作用，容易给人造成现代化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使西方强加中国，中国被动接受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以第三代美国汉学家柯文为代表就对这一以西方为中心的“冲击—反应”理论提出了质疑，进而提出了“中国中心论”理论，即认为中国现代化并非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部分主动选择的产物。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论均有其理论支撑点，相较而言，费正清等西方汉学家的“冲击—反应”理论在分析大多数理论问题时更有说服力，但其不足指出诚如柯文指出的其理论几点始终是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影子，忽视了中国作为主体的主观选择，而柯文者过于强调了后者的主动性，而弱化了历史环境留给中国自身选择的自主度空间十分有限这一客观事实，因此两者综合分析才是最佳选择，但仍应侧重用“冲击—反应”理论。罗荣渠先生理论不足之处就在于忽略了中国现代化实际上同样也是中国在各个层面上的主体选择的结果，并非仅仅出于西方的冲击，在国家模式、社会模式和体制模式上尤其如此。
三、中西现代化模式进行对比中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西方现代化实现及其模式，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可以已经得到了扬弃，但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没有被人们认识到。
1、西方模式是一种内发自主型的现代化模式，与我国的外发诱导型现代化启动模式存在极大的差别。西方是建立在现代化因子较为成熟的基础上自然有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而我国是一种被动强制型现代化。
2、现代化产物的现代性，在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理性的专制，人性的淡化、精神的空虚、生态的灾难等现代化的副产品。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但是工业化不可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状态，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走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老路，重复付出代价以换取现代化的成果，必须趋利避害。
（作者单位：海军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