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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7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持续恶化，2月，双方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冲突”；5月、6月，俄英围绕“特工案”的外交风波；6月，俄美在“八国峰会”上的“斗法”：为应对北约东扩以及在东欧国家部署反导系统等态势，8月，俄罗斯恢复已中断15年的战略轰炸机例行空中巡逻，11月，提高战略核力量的战备水平，开始为大规模战争做准备，12月，俄海军恢复例行远洋航行；此外，双方在伊朗核问题、科索沃独立、俄罗斯民主进程、能源等方面的争斗也此起彼伏。这一切充分表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已进入摩擦“井喷”期。俄罗斯与西方是否会重新回到“冷战”状态?
俄罗斯：西方不可信
苏联解体后，作为苏联主要的继承国，俄罗斯在对内推行激进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对外采取了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叶利钦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政策，拉近与西方的距离，融入西方，以“西方大国俱乐部”成员这样的身份维持大国地位。但俄罗斯人很快发现，这只是一厢情愿。西方国家出于传统戒备心理和战略利益考虑，并没有把俄罗斯看作可靠的伙伴，更没有视为盟友，反而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忽视、甚至无视俄罗斯的利益，并趁机削弱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对俄罗斯进行遏制，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俄罗斯人逐渐认识到：西方不可信，他们也从未把俄罗斯看作朋友。在这种情形下，叶利钦政府从1993年开始放弃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代之以东西方兼顾的全方位外交政策。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提升，国家利益外延的扩大，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更是不断。特别是随着北约东扩、建立具有反俄倾向的“古阿姆”组织(1997年)、发动科索沃战争、在东欧国家部署反导系统，以及俄罗斯希望加入欧盟、北约的要求一再被否决等因素的出现，使得俄罗斯对西方更加不信任。
“9·11”事件的爆发，俄罗斯似乎看到了重新加入“西方大国俱乐部”的曙光，在恐怖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面前，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加强了合作，再次进入“蜜月期”。普京政府做出全力支持美国反恐的战略抉择。该年9月24日普京发表了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5点声明。此后，在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进行军事打击时，俄给予了密切配合：向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重要情报，为美国飞机开放了空中走廊，向反塔利班的阿富汗北方联盟提供了数千万美元的武器装备，还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协调了向美国提供援助的立场，同意美国进入俄的这个传统势力范围。但俄罗斯很快发现：俄罗斯的“让步”并未换得西方对俄罗斯的“认可”，双方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进行合作的同时，西方国家并未放弃对俄罗斯的敌视甚至“蚕食”，双方所谓的“盟友”关系只是空中楼阁。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放弃幻想，重新应战”，对西方的态度日益强硬，双方的磨擦和冲突日趋增多，俄罗斯人对西方的不信任也更加严重，如俄罗斯《新消息报》在2007年8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6％的俄罗斯人视西方为“俄罗斯的敌人，总想借俄罗斯解决自身问题，然后适时损害俄罗斯的利益”。
西方：俄罗斯不是盟友
西方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可以说从俄罗斯“独立”那一天起就存在，西方国家从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如果把历史往回延伸的话，我们更会发现，自俄罗斯形成统一国家以来，西方人始终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甚至蔑视。很多欧洲人认为，俄罗斯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欧洲国家，它只是一个欧洲的边缘国家，它没有受到欧洲文化的严格熏陶，也没有促进欧洲的发展进步，反而时常给欧洲带来动荡不安甚至战争。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俄罗斯有史以来一直是个特例，它从来不是欧洲人观念中的民族国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其著作《国家战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中也认为：“尽管许多年后俄可能最终成为一个稳定、繁荣、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它由地理、种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既属欧洲又属亚洲、既属东方也属西方的特性不会改变，俄罗斯决不可能完全成为西方国家。”
冷战时期，苏联和西方的对抗曾经是西方人心中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苏联对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特别是军事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与苏联对抗，曾经是这些国家几十年不变的国家战略。对美国而言，苏联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唯一对手，也是真正能够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唯一国家。两国对抗、争霸多年，彼此的斗争远远多于合作。对欧洲来说，这是美苏对抗、争霸的核心地区，美苏均在欧洲部署重兵，使得欧洲随时可能成为双方冲突的前沿阵地和核心区域；美苏对欧洲的争夺，撕裂了欧洲，给欧洲带来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隔阂，造成欧洲部分地区的动荡不安甚至战争。苏联给西方国家造成的“阴影”并没有也不会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除。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并未因俄罗斯奉行亲西方的政策而对其产生信任，反而一直对俄罗斯存在防范、戒备心理，并奉行遏制、“蚕食”政策。北约不断东扩、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等行为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西方的这种防范、戒备心理。对西方国家而言，日益强大的俄罗斯是个威胁，而不是朋友，更不是盟友。特别是随着普京在俄罗斯推行强硬的国家发展战略，使得很多西方人依稀看到了昔日曾经给欧洲带来动荡与战争的“俄罗斯帝国”以及昔日曾经让西方人“胆战心惊”的苏联的影子。而且很多西方人对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前途充满疑惑，担心俄罗斯重返“帝国”之路。随着俄罗斯经济实力的恢复、大国意识的增强、不断提高本来就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核力量，西方对俄罗斯的这种担心便更加强烈。
重回“冷战”?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是否会重新回到“冷战”?要对这个问题有个相对明确、客观的回答，需要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冷战结束后国家间关系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主要包括：第一，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国家同样是如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尽管国家间关系日益密切，甚至出现了主权让渡之类的现象，但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家利益至上”仍是一个鲜明的、基本的、“不容商量”的原则。各国都要以国家利益作为本国从事国际行为的基础。正如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过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这也反映了21世纪国家 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即原来意义上的同盟集团利益明显淡化，捍卫自身国家利益的意识大大增强，不违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正成为各国处理相互关系的底线。第二，利益求同的协商原则。冷战结束后，各国加强了相互间的“战略关系”建设力度，不断完善相互间的“战略关系”。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国家间的协商机制，并使之制度化，以促进各国间的相互信任。各国之间的“战略关系”通常都规定：确立国家首脑定期互访、其他各级官员及时会晤的制度；充分利用现代化的通讯工具，领导人之间遇到紧急事务、突发事件及时联系、相互交换观点和共商解决的办法，等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面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毒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全球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任何一个国家、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都无力独立解决，而全球化使得这些问题会对每一个国家构成威胁。在这些全球性问题面前，各国的利益趋同甚至一致，协商成为各国的共同需求。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对一些大事进行双边或多边协商逐渐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机制。第三，非对抗性原则。在冷战后的国家关系中，利害之争是国家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常态。但是，在处理相互间关系时，各国又注意控制矛盾发展的程度，尽量避免使双方关系走到对抗的地步即“非对抗性原则”逐渐成为各国处理相互间关系的出发点之一。冷战结束后，总体而言，各国处理相互间问题越来越理性，尽量用协商的办法解决难题，避免通过对抗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利益。
冷战结束后，各国处理相互间关系基本都是在上述三大原则的指导下进行，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也不例外。首先，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是双方交往的核心诉求。其次，从利益求同的协商原则和非对抗性原则看，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基本遵循这两项原则。自近代以来，“融入西方”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俄罗斯19世纪的哲学家、西欧派的代表人物恰达耶夫曾说：“我们从来不曾属于东方。东方有东方的历史，其历史与我们的历史毫无共同之处。”普京上台后，也多次强调斯拉夫文明与欧洲文明同根同源，表示“融入西方”是俄罗斯的历史选择。同时，西方国家也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来共同解决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全球变暖等问题。特别是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一直是西方所垂涎的。就此可以说，增强双方的关系，寻找双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间的分歧和矛盾，避免激烈地对抗和冲突，既符合时代的潮流，也符合双方的利益。
从民族性格上看，俄罗斯人始终有一种“大国理念”或者说“强国理念”，正如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摩根索所言：俄罗斯的“性格”中有一股无法改变的“基本力量和坚韧性”，而其中“大国理念”、“强国理念”则是始终不变的主旋律。可以说，这种“大国理念”已经深深地融入俄罗斯民族的骨子里。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强势的普京、一个强势的俄罗斯中央政府，为何会受到广大俄罗斯民众的强烈拥护了。俄罗斯的这一民族性格决定了它会想方设法寻求崛起，谋求在国际上的“大国表现”，这难免会与西方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有时为了表现“大国”地位，俄罗斯甚至会主动同西方“冲突”，当然这种“冲突”会控制在一定范围。因为，从整体看，目前俄罗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尚不具备与西方国家抗衡的能力，它的崛起仍需要一个过程。在正式崛起之前，俄罗斯缺乏与西方对抗的足够资本，也就不可能为了满足“大国”的虚荣心，一味地采取与西方对抗的策略。
上述因素决定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摩擦仍会继续，甚至在一些方面、一定程度上会比较激烈，但就短时期内看，双方不会再进行全面的对抗，也就不可能重新回到“冷战”状态。
俄罗斯：西方不可信
苏联解体后，作为苏联主要的继承国，俄罗斯在对内推行激进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对外采取了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叶利钦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政策，拉近与西方的距离，融入西方，以“西方大国俱乐部”成员这样的身份维持大国地位。但俄罗斯人很快发现，这只是一厢情愿。西方国家出于传统戒备心理和战略利益考虑，并没有把俄罗斯看作可靠的伙伴，更没有视为盟友，反而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忽视、甚至无视俄罗斯的利益，并趁机削弱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对俄罗斯进行遏制，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俄罗斯人逐渐认识到：西方不可信，他们也从未把俄罗斯看作朋友。在这种情形下，叶利钦政府从1993年开始放弃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代之以东西方兼顾的全方位外交政策。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提升，国家利益外延的扩大，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更是不断。特别是随着北约东扩、建立具有反俄倾向的“古阿姆”组织(1997年)、发动科索沃战争、在东欧国家部署反导系统，以及俄罗斯希望加入欧盟、北约的要求一再被否决等因素的出现，使得俄罗斯对西方更加不信任。
“9·11”事件的爆发，俄罗斯似乎看到了重新加入“西方大国俱乐部”的曙光，在恐怖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面前，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加强了合作，再次进入“蜜月期”。普京政府做出全力支持美国反恐的战略抉择。该年9月24日普京发表了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5点声明。此后，在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进行军事打击时，俄给予了密切配合：向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重要情报，为美国飞机开放了空中走廊，向反塔利班的阿富汗北方联盟提供了数千万美元的武器装备，还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协调了向美国提供援助的立场，同意美国进入俄的这个传统势力范围。但俄罗斯很快发现：俄罗斯的“让步”并未换得西方对俄罗斯的“认可”，双方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进行合作的同时，西方国家并未放弃对俄罗斯的敌视甚至“蚕食”，双方所谓的“盟友”关系只是空中楼阁。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放弃幻想，重新应战”，对西方的态度日益强硬，双方的磨擦和冲突日趋增多，俄罗斯人对西方的不信任也更加严重，如俄罗斯《新消息报》在2007年8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6％的俄罗斯人视西方为“俄罗斯的敌人，总想借俄罗斯解决自身问题，然后适时损害俄罗斯的利益”。
西方：俄罗斯不是盟友
西方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可以说从俄罗斯“独立”那一天起就存在，西方国家从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如果把历史往回延伸的话，我们更会发现，自俄罗斯形成统一国家以来，西方人始终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甚至蔑视。很多欧洲人认为，俄罗斯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欧洲国家，它只是一个欧洲的边缘国家，它没有受到欧洲文化的严格熏陶，也没有促进欧洲的发展进步，反而时常给欧洲带来动荡不安甚至战争。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俄罗斯有史以来一直是个特例，它从来不是欧洲人观念中的民族国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其著作《国家战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中也认为：“尽管许多年后俄可能最终成为一个稳定、繁荣、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它由地理、种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既属欧洲又属亚洲、既属东方也属西方的特性不会改变，俄罗斯决不可能完全成为西方国家。”
冷战时期，苏联和西方的对抗曾经是西方人心中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苏联对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特别是军事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与苏联对抗，曾经是这些国家几十年不变的国家战略。对美国而言，苏联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唯一对手，也是真正能够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唯一国家。两国对抗、争霸多年，彼此的斗争远远多于合作。对欧洲来说，这是美苏对抗、争霸的核心地区，美苏均在欧洲部署重兵，使得欧洲随时可能成为双方冲突的前沿阵地和核心区域；美苏对欧洲的争夺，撕裂了欧洲，给欧洲带来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隔阂，造成欧洲部分地区的动荡不安甚至战争。苏联给西方国家造成的“阴影”并没有也不会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除。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并未因俄罗斯奉行亲西方的政策而对其产生信任，反而一直对俄罗斯存在防范、戒备心理，并奉行遏制、“蚕食”政策。北约不断东扩、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等行为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西方的这种防范、戒备心理。对西方国家而言，日益强大的俄罗斯是个威胁，而不是朋友，更不是盟友。特别是随着普京在俄罗斯推行强硬的国家发展战略，使得很多西方人依稀看到了昔日曾经给欧洲带来动荡与战争的“俄罗斯帝国”以及昔日曾经让西方人“胆战心惊”的苏联的影子。而且很多西方人对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前途充满疑惑，担心俄罗斯重返“帝国”之路。随着俄罗斯经济实力的恢复、大国意识的增强、不断提高本来就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核力量，西方对俄罗斯的这种担心便更加强烈。
重回“冷战”?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是否会重新回到“冷战”?要对这个问题有个相对明确、客观的回答，需要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冷战结束后国家间关系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主要包括：第一，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国家同样是如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尽管国家间关系日益密切，甚至出现了主权让渡之类的现象，但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家利益至上”仍是一个鲜明的、基本的、“不容商量”的原则。各国都要以国家利益作为本国从事国际行为的基础。正如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过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这也反映了21世纪国家 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即原来意义上的同盟集团利益明显淡化，捍卫自身国家利益的意识大大增强，不违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正成为各国处理相互关系的底线。第二，利益求同的协商原则。冷战结束后，各国加强了相互间的“战略关系”建设力度，不断完善相互间的“战略关系”。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国家间的协商机制，并使之制度化，以促进各国间的相互信任。各国之间的“战略关系”通常都规定：确立国家首脑定期互访、其他各级官员及时会晤的制度；充分利用现代化的通讯工具，领导人之间遇到紧急事务、突发事件及时联系、相互交换观点和共商解决的办法，等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面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毒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全球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任何一个国家、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都无力独立解决，而全球化使得这些问题会对每一个国家构成威胁。在这些全球性问题面前，各国的利益趋同甚至一致，协商成为各国的共同需求。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对一些大事进行双边或多边协商逐渐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机制。第三，非对抗性原则。在冷战后的国家关系中，利害之争是国家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常态。但是，在处理相互间关系时，各国又注意控制矛盾发展的程度，尽量避免使双方关系走到对抗的地步即“非对抗性原则”逐渐成为各国处理相互间关系的出发点之一。冷战结束后，总体而言，各国处理相互间问题越来越理性，尽量用协商的办法解决难题，避免通过对抗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利益。
冷战结束后，各国处理相互间关系基本都是在上述三大原则的指导下进行，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也不例外。首先，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是双方交往的核心诉求。其次，从利益求同的协商原则和非对抗性原则看，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基本遵循这两项原则。自近代以来，“融入西方”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俄罗斯19世纪的哲学家、西欧派的代表人物恰达耶夫曾说：“我们从来不曾属于东方。东方有东方的历史，其历史与我们的历史毫无共同之处。”普京上台后，也多次强调斯拉夫文明与欧洲文明同根同源，表示“融入西方”是俄罗斯的历史选择。同时，西方国家也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来共同解决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全球变暖等问题。特别是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一直是西方所垂涎的。就此可以说，增强双方的关系，寻找双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间的分歧和矛盾，避免激烈地对抗和冲突，既符合时代的潮流，也符合双方的利益。
从民族性格上看，俄罗斯人始终有一种“大国理念”或者说“强国理念”，正如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摩根索所言：俄罗斯的“性格”中有一股无法改变的“基本力量和坚韧性”，而其中“大国理念”、“强国理念”则是始终不变的主旋律。可以说，这种“大国理念”已经深深地融入俄罗斯民族的骨子里。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强势的普京、一个强势的俄罗斯中央政府，为何会受到广大俄罗斯民众的强烈拥护了。俄罗斯的这一民族性格决定了它会想方设法寻求崛起，谋求在国际上的“大国表现”，这难免会与西方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有时为了表现“大国”地位，俄罗斯甚至会主动同西方“冲突”，当然这种“冲突”会控制在一定范围。因为，从整体看，目前俄罗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尚不具备与西方国家抗衡的能力，它的崛起仍需要一个过程。在正式崛起之前，俄罗斯缺乏与西方对抗的足够资本，也就不可能为了满足“大国”的虚荣心，一味地采取与西方对抗的策略。
上述因素决定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摩擦仍会继续，甚至在一些方面、一定程度上会比较激烈，但就短时期内看，双方不会再进行全面的对抗，也就不可能重新回到“冷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