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璋先生：
　　大扎并尊译稿均陆续收到。René与Atala均系二十一二岁时喜读，归国后逐渐对浪漫派厌倦，原著久已不翼而飞，无从校阅，尚望惠寄。惟鄙人精力日衰，除日课外尚有其他代人校订工作，只能排在星期日为之，而友朋见访又多打扰，尊稿必须相当时日方能细读，尚盼宽假为幸。
　　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苦闷之处亦复与先生同感。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增，而传神愈感不足。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é殊难彼此融洽交流。同为métaphore，一经翻译，意义即已晦涩，遑论情趣。不若西欧文字彼此同源，比喻典故大半一致。且我国语体文历史尚浅，句法词汇远不如有二三千年传统之文言；一切皆待文艺工作者长期摸索。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至节奏与tempo，当然以原作为依归。尊札所称“傅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愧不敢当。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
　　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抄录拙译，毅力固可佩，鄙人闻之，徒增愧恧。惟抄录校对之余，恐谬误之处必有发现，倘蒙见示，以便反省，无任感激。数年来不独脑力衰退，视神经亦感疲劳过度，往往眼花流泪，译事进度愈慢，而返工愈多：诚所谓眼界愈高，手段愈绌，永远跟不上耳。
　　至于试译作为练习，鄙意最好选个人最喜欢之中短篇着手。一则气质相投，容易有驾轻就熟之感；二则既深爱好，领悟自可深入一层；中短篇篇幅不多，可于短时期内结束，为衡量成绩亦有方便。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译。平日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旧小说不可不多读，充实辞汇，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鄙人于此，常感用力不够。总之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烈热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倘能将英译本与法文原作对读，亦可获益不少。纵英译不尽忠实，于译文原则亦能有所借鉴，增加自信。拙译服尔德，不知曾否对校？原文修辞造句最讲究，译者当时亦煞费苦心，或可对足下略有帮助。草草先行布覆，即候文绥。
　　
　　傅雷拜启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
　　
　　《狱中书简》不知何人所译，来书误为拙译，未审何故。辱排鄙人译事年表，以记忆力极差，又无记录，无法补充或纠正。
　　足下在何处工作，能见告否？
　　拙译巴尔扎克三种均将于一二月内出版(内《搅水女人》La Rabouilleuse一种已收到样书，不知北京市上已有发售否？)，丹
　　纳《艺术哲学》正在上海印刷，二月中下旬可出书。
　　文言中“祈”字作“希望”解，不宜于信末代“颂”字或“候”字用。又及
　　
　　附记
　　六六年底，听到傅雷已成古人的传闻，不胜叹惋。慑于当时文化专制的淫威，不得已而“坚壁清野”，把傅雷先生的多次来信和批阅的译稿，忍痛牺牲，投入炉中，付之一炬。现在影印的这封信，可称是劫后余灰：烧信时，趁家人转背之机，悄悄藏在后面的裤袋里，才得以保存下来。此信傅雷先生当年曾要我录副一份寄他，想必是较有内容吧。
　　早在大学毕业前，为了练笔，译了一点有关罗曼罗兰的文字，贸贸然寄去，请傅雷先生斧正。先生并不因为是学生的习作而鄙夷不屑，也不因为是稚拙的学步而降低要求，前后回了几封信，译稿也经仔细批阅，用红笔和蓝笔作种种记号，一一指出毛病所在。来信则结合译稿提出若干原则性意见。其中有一段话，我至今还记得：盖叫天说得好，“慢就是快”，这是指开始学艺的人，必须走得慢，要打好基础，以后才能走快。
　　踏上工作岗位后，学习条件甚差，周围也无师长，只好向傅译请教：对照原著，含英咀华，苦读四年。开始把妙笔佳句注在原文上，慢慢越注越多，最后发觉几乎大半都已注出，那何必不全文抄录呢？于是发心把傅译六本巴尔扎克，一本梅里美，整部《约翰·克利斯朵夫》，计二百五十四万八千字，一字不漏抄在原著上，以便随时翻检查阅。函中所说，“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抄录拙译”，就是指这件事。当时全部傅雷译文中，只差服尔德的二十万字没抄，因为没有行距较宽的原版书，故函中有“拙译服尔德，不知曾否对校”的询问。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谈到打基础，限于我当时的条件，对照阅读，或许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当然，抄书是笨办法，未必可取，要紧的是能记在脑子里。在自己跨出第一步之前，沿着前人开创的道路走下来，看来是慢，实际可以省却徒劳的摸索，避免无谓的弯路。只有继往，才能开来。傅雷先生的翻译，也是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之后，才达到较高水平的。当一个人能把别人的经验学到手，他的本领就大了。这需要择其善者而从之。而有所借鉴和没有借鉴，大不一样，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六三年一月三日，我的工作有所调动。报到的当天发了一封信，把多年来对照阅读的心得和译事方面的疑义求教于傅雷先生。京沪间平信一般要走三天左右。先生收到信后，即于一月六日作复。原信已影印出来，阅者自有慧眼，毋庸赘述。这里只想说明一点，傅雷先生解放后共出版十八本译著，计四百余万言，但关于翻译理论的文字，除《高老头》重译本序和《翻译经验点滴》外，尚不多见。这跟先生“翻译重在实践”的一贯主张有关。此信谈翻译和语言问题，都能言之成理。行文也较自由，从复信时间之紧接，可推知带有相当的急就章性质。
　　来信中说：“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先生认为文学翻译，对原作不仅要“彻底理解”，而且要能“深切领悟”。所谓领悟，就是“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表达方面，要旨在于“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神似形似倚轻倚重的问题，我在当时甚感困惑，来信就这点作了明确的答复。而“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又与“重神似不重形似”有直接关联，过分注重形似，先不说传神达意方面的阻隔，译文文字也容易照搬原文句法，拼凑堆砌，形成翻译腔。傅雷先生不认为，破坏本国文字的结构与特性，就能传达异国文字的特性而获致原作的精神——当然，对这一见解，完全可以有不同看法，可以持保留态度，也可以有所争议。我们不妨把傅译作为一种译派，把他的主张作为一家之言对待，同时提倡各种翻译风格竞进争雄，以推进整个文学翻译事业。
　　傅雷先生对我是严师。严格是他的性格特点。从其译著及注释中，可看出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我当年的翻译习作，花了不少力气，结果颇受先生指摘；具有调侃意味的，是我去信的文字倒反受称道。——且看后文，便知先生用意所在。记得有一封来信曾说：阁下来书文字流畅，风格浑成，一涉翻译，笔墨即判若两人。平日以自写书信与译稿对照，即可看出毛病所在。——这点对我启发很大。翻译时一般以语句为单位，上下句之间往往缺乏照应，文气不够连贯。傅雷先生要求译文能琅琅上口。文字要能读来上口，下笔时就须加以注意。一边译一边要低声念，自己听听字的多少是否能使句子站稳，节奏是否得当，音节是否和谐。经过这番指点，后来自己在行文方面就比较注意。现将有关内容追忆录出，或可为同病者鉴。
　　傅雷先生给我不少教益，但由于自己资质鲁钝，加之一直没搞法译中工作，缺乏实践，至今还站在文学翻译的起点线后面。友人李文俊同志为研究翻译问题，曾见过此信，这次推荐给《读书》杂志发表。征求我意见时，开初不免有点犹豫。倒不是想把先生的指教当作独得之秘，看成为学捷径，实在因为自己学习傅译尚未入门，有负教诲，披露出去，会使自己今后难于着笔。但这封信，是傅雷先生自己谈对译事的看法，有助于了解他的翻译事业。当年没有烧毁，幸存下来，那就让它重见天日，以纪念这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文艺事业的翻译界前辈，说不定也能津梁后学，对像我当年那样有志于从事文学翻译的年轻同志或可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