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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使得世界很不安宁的时候，中国却是“风景这边独好”，走出了一条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路子，这应该说是得益于18年来中国宗教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现在有不少外国学者热衷研究“中国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经济的持续增长似乎并不服从他们的判断，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并不遵循他们的法则，而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和特色稳扎稳打地推进；在这个模式中，不信神的执政党认真而真诚地保障着宗教信仰自由，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在一起。
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和群众性关系到根基和关键
我曾在宗教工作部门担任领导岗位累计18年，有机会与不少宗教领袖和信教群众亲密接触，也亲历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界为促进社会和谐作贡献的重要进程。
18年来，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的特点与规律，与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探索紧密结合，形成了一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基本观点，并进而凝练成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写入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新修订的党章总纲中，也明确规定了要认真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18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加强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团结，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推进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颁布实施了《宗教事务条例》和相关配套办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积累了新经验。
勿庸讳言，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世界观上与一切有神论对立，并且不断要求和训练自己的成员确立和巩固科学世界观。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群众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就要特别注意防止把宗教问题看作可以较为快速地解决的非主流意识形态问题，从而导致认识的短视症。忽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特别注意防止把信仰上的差异扩大为政治上的对立，从而导致政策的狭隘性，忽略宗教问题的群众性。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关系到根基和关键。就如同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走向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全党的工作中心就应该转移到建设上去，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但要明确和统一认识，并始终扭住这个中心不放，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却很不简单。
我们党执政多年，走了很多弯路，才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有了这个看似简单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从此踏上了坦途。宗教问题所具有的长期性和群众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简单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见解和浅薄之见曾经长期困扰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工作，正是在这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认识和把握宗教的根基和关键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工作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对宗教问题长期性、群众性更加清晰明确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摆脱“左了、右了”的困惑，避免“松了、紧了”的摇摆
把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不是作一般问题而是作根本问题来看，是强调观察宗教问题必须尊重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于是就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研究：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是一个历史范畴，要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进行考察；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有着深刻的客观基础，是由宗教赖以存在的根源的长期性决定的；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是整体而言，具体宗教能否长期存在取决于对社会的适应程度；强调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主要是为了防治在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上的“短视症”。
把宗教问题的群众性，不是作一般问题而是作关键问题来看，是因为正确对待宗教问题实质是个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应该一致起来。只有深入把握宗教问题的群众性，才能科学认识和正确发挥宗教的社会作用。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长期性和群众性，也是认识宗教问题应该把握的两个基础的、本质的属性。深刻认识宗教的长期性，分析宗教问题才能把握规律性和复杂性。对反复出现、长期存在的东西，要特别注意把握其规律。深刻认识宗教的群众性，从事宗教工作才能找准立足点和出发点。对大量出现、普遍存在的东西，要特别注意掌握好政策。
从实践论的角度看，强调认识社会主义的宗教问题要透彻、深刻地把握长期性和群众性这两个基本属性，则是因为我们一度比较容易忽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和群众性，因而也就容易把宗教问题看简单了，看不到其中的复杂性。这是长期以来导致我们在宗教问题上认识不清晰，或认识上左右摇摆，实践中发生错误和失误的病根。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唯物论、主张无神论。在世界观上与一切有神论对立，因此在领导群众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就要特别注意防止简单化和短视症，忽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注意防止把信仰上的差异扩大为政治上的对立，只看到宗教被敌对势力利用的消极面，忽略宗教问题的群众性。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之初，剧烈阶级斗争的特殊时代条件，使这种“忽视”和“忽略”有其合理性。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对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和群众性仍然缺乏透彻深刻的认识，党内很多人难免把宗教完全等同于“愚昧落后”，看作是“侵略工具”，处理宗教问题就容易过急、过粗、过头。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教训一再说明，不仅是宗教问题，我们在其他方面出问题、犯错误，很多也是由于急于求成，盲目行动；过急必导致工作过粗，草率决策，操切行事；过粗又导致措施过头，调门升高，上纲上线；终于搞得局面难以收拾，又只好用一种倾向去纠正另一种倾向，左右摇摆，反复折腾。这一顽症，在经济工作中使我们吃过不少苦头，我们已高度警惕并切实纠正。宗教工作同样不可过急、过粗、过头，反复折腾，给后面留下无穷的麻烦。
所以，宗教问题“根本是长期性”、“关键是群众性”，这是两个最基本、却恰恰容易出偏差、犯迷糊的老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求我们进一步调整观念，对这两个问题得出更自觉、清醒、透彻、深刻的认识。我们常说，宗教工作左不得，右不得，难的是左不得；急不得，松不得，主要是松不得。对宗教问题长期性、群众性更加清晰明确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摆脱“左了、右了”的困惑，避免“松了、紧了”的摇摆。
在社会主义社会处理宗教问题时的基本方针
在社会主义社会处理宗教问题时，把握好宗教问题的根本是长期性、关键群众性，“怎么看”就清楚了，“怎么办”也就比较好统一认识，拿出办法来了。这就引出了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
着眼宗教问题的“关键是群众性”，我们要一切着眼于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选择，就要确定并认真 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着眼宗教问题“特殊的复杂性”，我们就要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中，国务院2004年颁布了第一部关于宗教事务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同样着眼宗教问题“特殊的复杂性”，由于历史上中国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宗教一度成为帝国主义用作侵略中国的工具，至今一些反华势力还妄图利用宗教作为渗透、颠覆、西化、分化中国的突破口，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坚持我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着眼宗教问题“根本是长期性”，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会长期存在，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不能是“削弱”宗教、“促退”宗教，而必须立足宗教在这个阶段会长期存在甚至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还会有所发展的现实，积极引导已经存在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积极作用。
为此，就引出四句最重要、最基本的话：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我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就是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
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可以讲很多。归结到一点，就是基本观点、基本政策要清楚和正确，基本方针要明晰和坚定。观点影响政策，支配行动。正确的观点使人头脑清醒，错误的观点则使人误入歧途。方针指导全局，把握方向，正确的方针确保走向光明、夺取胜利，错误的方针则会导致政策上的失误和工作上的被动。
处理好宗教关系，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至关重要
18年来，中国宗教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是沿着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的实际相结合的路子走过来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到一条战线，大到整个中国；近到宗教工作18年，远到改革开放30年，都是如此。我们宗教工作的全部实践和经验同样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我们要继续在这个“结合”上走新路、开新局，进行新的探索。
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就更需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统筹各方，协调关系，求同存异，化解矛盾，尽可能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在我们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必须处理好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五大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促进这五大关系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五大关系中，将“宗教关系”列为其中之一，至关重要。比方说“五口之家”，宗教正式算“一口”了。“家和万事兴”，这“一口”高兴不高兴、和顺不和顺、积极不积极，就非同小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深刻剖析中国国情和世情、深化对宗教问题长期性和群众性认识的基础上，所得出的一个全新的、正确的观点。既然是“五口之家”的“一口”，就可以进一步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根本要求；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和实践，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中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宗教活动规范有序地进行，我国宗教得以平稳健康地发展。宗教界普遍反映，当前是中国宗教平稳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宗教政策落实最好的时期。目前，中国信教人数有一亿多人，宗教教职人员约36万人，宗教活动场所约13万处，宗教团体近5500个，宗教院校110多所。各宗教都办有自己的刊物，出版了一大批宗教经典书籍。如，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世界佛教论坛和国际《道德经》论坛。自1980年至今，中国基督教会累计印行《圣经》达7000万册，共22种版本，成为世界上印刷圣经最多的教会。
中国走出一条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路子，得益于对宗教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讨
西方一些国家或人士，总是怀疑中国政府能不能真诚、一贯地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其实，中国政府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尊重，是扎根于我们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的。中国历史上在信教与不信教者之间，在信仰不同宗教者之间，很少因为宗教信仰而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更不用说宗教战争。中国的宗教文化和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和”的思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能够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中国希望宗教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因素，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必须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信教群众是自己人、一家人，一家人就应该聚成一条心，拧成一股劲。
上个世纪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在全世界高涨之后一度低落。于是很多政治家预言社会主义运动将由此衰落下去。可是，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却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运动仍然朝气勃勃、富有生机地向前迈进。同样，西方很多政治家也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个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如何能够处理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可是，在21世纪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使得世界很不安宁的时候。中国却是“风景这边独好”，竟然正在走出一条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路子，总体上宗教和睦。民族团结，还要致力于“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这些，应该说是得益于18年来中国宗教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现在有不少外国学者热衷研究“中国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经济的持续增长似乎并不服从他们的判断，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并不遵循他们的法则，而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和特色稳扎稳打地推进；在这个模式中，不信神的执政党认真而真诚地保障着宗教信仰自由，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在一起。
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和群众性关系到根基和关键
我曾在宗教工作部门担任领导岗位累计18年，有机会与不少宗教领袖和信教群众亲密接触，也亲历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界为促进社会和谐作贡献的重要进程。
18年来，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的特点与规律，与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探索紧密结合，形成了一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基本观点，并进而凝练成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写入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新修订的党章总纲中，也明确规定了要认真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18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加强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团结，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推进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颁布实施了《宗教事务条例》和相关配套办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积累了新经验。
勿庸讳言，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世界观上与一切有神论对立，并且不断要求和训练自己的成员确立和巩固科学世界观。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群众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就要特别注意防止把宗教问题看作可以较为快速地解决的非主流意识形态问题，从而导致认识的短视症。忽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特别注意防止把信仰上的差异扩大为政治上的对立，从而导致政策的狭隘性，忽略宗教问题的群众性。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关系到根基和关键。就如同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走向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全党的工作中心就应该转移到建设上去，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但要明确和统一认识，并始终扭住这个中心不放，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却很不简单。
我们党执政多年，走了很多弯路，才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有了这个看似简单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从此踏上了坦途。宗教问题所具有的长期性和群众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简单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见解和浅薄之见曾经长期困扰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工作，正是在这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认识和把握宗教的根基和关键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工作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对宗教问题长期性、群众性更加清晰明确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摆脱“左了、右了”的困惑，避免“松了、紧了”的摇摆
把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不是作一般问题而是作根本问题来看，是强调观察宗教问题必须尊重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于是就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研究：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是一个历史范畴，要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进行考察；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有着深刻的客观基础，是由宗教赖以存在的根源的长期性决定的；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是整体而言，具体宗教能否长期存在取决于对社会的适应程度；强调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主要是为了防治在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上的“短视症”。
把宗教问题的群众性，不是作一般问题而是作关键问题来看，是因为正确对待宗教问题实质是个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应该一致起来。只有深入把握宗教问题的群众性，才能科学认识和正确发挥宗教的社会作用。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长期性和群众性，也是认识宗教问题应该把握的两个基础的、本质的属性。深刻认识宗教的长期性，分析宗教问题才能把握规律性和复杂性。对反复出现、长期存在的东西，要特别注意把握其规律。深刻认识宗教的群众性，从事宗教工作才能找准立足点和出发点。对大量出现、普遍存在的东西，要特别注意掌握好政策。
从实践论的角度看，强调认识社会主义的宗教问题要透彻、深刻地把握长期性和群众性这两个基本属性，则是因为我们一度比较容易忽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和群众性，因而也就容易把宗教问题看简单了，看不到其中的复杂性。这是长期以来导致我们在宗教问题上认识不清晰，或认识上左右摇摆，实践中发生错误和失误的病根。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唯物论、主张无神论。在世界观上与一切有神论对立，因此在领导群众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就要特别注意防止简单化和短视症，忽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注意防止把信仰上的差异扩大为政治上的对立，只看到宗教被敌对势力利用的消极面，忽略宗教问题的群众性。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之初，剧烈阶级斗争的特殊时代条件，使这种“忽视”和“忽略”有其合理性。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对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和群众性仍然缺乏透彻深刻的认识，党内很多人难免把宗教完全等同于“愚昧落后”，看作是“侵略工具”，处理宗教问题就容易过急、过粗、过头。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教训一再说明，不仅是宗教问题，我们在其他方面出问题、犯错误，很多也是由于急于求成，盲目行动；过急必导致工作过粗，草率决策，操切行事；过粗又导致措施过头，调门升高，上纲上线；终于搞得局面难以收拾，又只好用一种倾向去纠正另一种倾向，左右摇摆，反复折腾。这一顽症，在经济工作中使我们吃过不少苦头，我们已高度警惕并切实纠正。宗教工作同样不可过急、过粗、过头，反复折腾，给后面留下无穷的麻烦。
所以，宗教问题“根本是长期性”、“关键是群众性”，这是两个最基本、却恰恰容易出偏差、犯迷糊的老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求我们进一步调整观念，对这两个问题得出更自觉、清醒、透彻、深刻的认识。我们常说，宗教工作左不得，右不得，难的是左不得；急不得，松不得，主要是松不得。对宗教问题长期性、群众性更加清晰明确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摆脱“左了、右了”的困惑，避免“松了、紧了”的摇摆。
在社会主义社会处理宗教问题时的基本方针
在社会主义社会处理宗教问题时，把握好宗教问题的根本是长期性、关键群众性，“怎么看”就清楚了，“怎么办”也就比较好统一认识，拿出办法来了。这就引出了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
着眼宗教问题的“关键是群众性”，我们要一切着眼于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选择，就要确定并认真 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着眼宗教问题“特殊的复杂性”，我们就要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中，国务院2004年颁布了第一部关于宗教事务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同样着眼宗教问题“特殊的复杂性”，由于历史上中国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宗教一度成为帝国主义用作侵略中国的工具，至今一些反华势力还妄图利用宗教作为渗透、颠覆、西化、分化中国的突破口，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坚持我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着眼宗教问题“根本是长期性”，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会长期存在，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不能是“削弱”宗教、“促退”宗教，而必须立足宗教在这个阶段会长期存在甚至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还会有所发展的现实，积极引导已经存在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积极作用。
为此，就引出四句最重要、最基本的话：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我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就是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
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可以讲很多。归结到一点，就是基本观点、基本政策要清楚和正确，基本方针要明晰和坚定。观点影响政策，支配行动。正确的观点使人头脑清醒，错误的观点则使人误入歧途。方针指导全局，把握方向，正确的方针确保走向光明、夺取胜利，错误的方针则会导致政策上的失误和工作上的被动。
处理好宗教关系，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至关重要
18年来，中国宗教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是沿着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的实际相结合的路子走过来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到一条战线，大到整个中国；近到宗教工作18年，远到改革开放30年，都是如此。我们宗教工作的全部实践和经验同样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我们要继续在这个“结合”上走新路、开新局，进行新的探索。
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就更需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统筹各方，协调关系，求同存异，化解矛盾，尽可能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在我们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必须处理好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五大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促进这五大关系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五大关系中，将“宗教关系”列为其中之一，至关重要。比方说“五口之家”，宗教正式算“一口”了。“家和万事兴”，这“一口”高兴不高兴、和顺不和顺、积极不积极，就非同小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深刻剖析中国国情和世情、深化对宗教问题长期性和群众性认识的基础上，所得出的一个全新的、正确的观点。既然是“五口之家”的“一口”，就可以进一步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根本要求；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和实践，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中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宗教活动规范有序地进行，我国宗教得以平稳健康地发展。宗教界普遍反映，当前是中国宗教平稳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宗教政策落实最好的时期。目前，中国信教人数有一亿多人，宗教教职人员约36万人，宗教活动场所约13万处，宗教团体近5500个，宗教院校110多所。各宗教都办有自己的刊物，出版了一大批宗教经典书籍。如，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世界佛教论坛和国际《道德经》论坛。自1980年至今，中国基督教会累计印行《圣经》达7000万册，共22种版本，成为世界上印刷圣经最多的教会。
中国走出一条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路子，得益于对宗教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讨
西方一些国家或人士，总是怀疑中国政府能不能真诚、一贯地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其实，中国政府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尊重，是扎根于我们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的。中国历史上在信教与不信教者之间，在信仰不同宗教者之间，很少因为宗教信仰而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更不用说宗教战争。中国的宗教文化和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和”的思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能够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中国希望宗教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因素，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必须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信教群众是自己人、一家人，一家人就应该聚成一条心，拧成一股劲。
上个世纪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在全世界高涨之后一度低落。于是很多政治家预言社会主义运动将由此衰落下去。可是，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却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运动仍然朝气勃勃、富有生机地向前迈进。同样，西方很多政治家也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个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如何能够处理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可是，在21世纪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使得世界很不安宁的时候。中国却是“风景这边独好”，竟然正在走出一条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路子，总体上宗教和睦。民族团结，还要致力于“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这些，应该说是得益于18年来中国宗教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