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叶落光了，树梢上仍挑着几枚金黄的柿子。人们够不着，任其高高在上，变软，熟透，烂掉。三五只鸦鹊在空气中嗅到了一种甜腻的味道，兴致勃勃地飞过去，准备在树顶敛翅享用，刚歇上高枝，那些柿子便在枯枝的断裂中应声而落，在地上摔了个皮开肉绽。鸦鹊们力图挽救自己的美食，纷纷从天而降，中途俯瞰，地上早已乱做一团，迫不得已又飞到别的树上，对着这满地的“金汁玉液”聒噪不止。柿子树下，摆放着一架马车，有些时日没有使用了，轱辘锈迹，许多鸡蹲在车辕上过夜。每天朝阳刚一冒红，它们便对着东方的山冈引颈而鸣——脖子往前拉抻，周围的羽毛边顺势收拢，一个高音从喉咙里滚出去后，脖子再收回来，颈圈的羽毛突然蓬松又再次收拢。有的公鸡叫完后，单腿立地，另一只脚却绷直了，伸进撑开的翅膀下挠了挠，忽然转身朝一只母鸡追了过去，那母鸡先是跑了几步以示羞涩，随后便蹲下来，任由公鸡在它背上一阵激灵。鸡们正玩得起劲，啪啪啪地几枚柿子接二连三落下来，砸在鸡群中，吓得它们扑腾着翅膀哄然跳开，惊惶中扭头一看——是柿子，又立即调转“鸡头”，争相围过去啄食起来。尤其是公鸡们在争食的时候，难免都要打斗一番，这是我每天清晨趴在窗台上，最想看到的场景。柿子没了，断了鸦鹊的念想，它们飞去别的地方。而鸡们啄食完柿子后，似乎“饭饱神衰”，一只只跑到灰堆上，用爪子扒出身子大小的灰坑，咯嗒咯嗒叫著，蹲在里面打起了瞌睡。
　　 时间就这样退回到寂静中，祖父的鼾声像一种警报在幽暗的角落里悠然而起。那鼾声穿成串儿似的跑出来，你推我搡，挤成一撮，随后还有一两声像落单了，忽而飘渺远去不多时又骤然跟了上来。那时祖父已年近耄耋，而我还是个垂髻小儿，家里的床铺不够，我总被“安排”和祖父睡在一起，父母美其名曰：热和。有时候，我会被连接两个鼾声之间的那段寂静吓住，总担心某个鼾声过于巨大，卡在祖父的喉咙里出不来。我曾满怀忐忑地把手悄悄伸到祖父鼻孔前，感受是否有气流从里面窜出来，确定有了，才又放心回到窗边，继续在窗纸的裂缝中，窥视着外面的世界。
　　 祖父生活的房屋，是黏土筑就的，草房，一进两间，土墙上刨出几个龛窟，用来存放锅碗或者家里常用的器物。房屋上部是一层竹子编制而成的楼栅，将整个空间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用来摆放床铺或者秋收后的粮食。楼栅缝隙大，上下两个空间通风流畅。刚刚收回来的玉米或麦子，水分重，需要烧上几天旺火，将其烘干，这样才不至于发霉，存放得更久一些。有时老鼠从楼栅上跑过，会带落一些玉米渣、灰尘等。滇东北的农村到处都是这样的民居，它的优势在于建设成本低，只要有地，有一副墙板（木质的模具）和几个木槌，三五个汉子几天便能建起一间土墙房。我们村有很多土墙房，都是我父亲背土盖起来的。这种房子冬暖夏凉，但也容易倒塌，新墙夯实后，需在阳光下暴晒一段时间，直到它缩水，硬化，才开始在倾斜的屋顶上盖麦草。麦草必须层层压实，光滑而又整齐，才能将雨水一滴不漏地引到房檐下。如果筑墙时泥土水分过多，缩水后墙面就会豁开很大的裂口，蜘蛛在里面织网，老鼠在里面造窝，人和动物生活在同一个墙圈里，彼此提防又似乎相安无事。
　　 草房低矮，窗口又小，即便屋外天光大亮了，屋内仍然是暗沉沉的。每天都要等到日上三竿，祖父才从床上缓慢而又吃力地蹭起来，他慢吞吞地移到门后，将门栓取下来，我才能跑出去寻找我的小伙伴。祖父戴上旧式军帽，将枕边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挪到身上。他从衣服的里层摸出塑料袋，里面是些卷曲的烟叶。他将一片烟叶摊在手中，精心而又细致地将其抹平，再重新卷成柱状形，塞进烟斗里，从床铺下窸窸窣窣地扯出一根麦草，伸进炉洞中引火，然后对着烟嘴吧嗒吧嗒地嘬起来，时而伴随着几声强烈的咳嗽，他整个身体在烟雾的氤氲中因为痉挛而颤抖，像一辆陈旧的手扶拖拉机需要长久的震颤才能启动。而这辆手扶拖拉机离报废的时间越来越短了，甚至随时有可能在颠颠簸簸的行驶中戛然熄火。
　　 在官抵坎，我们这支王姓属于外来人口，从家谱上看最早可以追溯到清道光年间，我的先祖们主要聚居在贵州境内，随着家族的繁衍和迁徙，他们向着云南方向蔓延直至最后尘埃落定于官抵坎。但我总对现存的家谱心存怀疑。原因是道光之前的家族史是一片空白，且谱中出现大量生卒年限不详的人物记载。小时候我也问过父亲，祖父那代人来到官抵坎的原因，他总也语焉不详，估计同样的问题他也问过祖父，而他得到的答案和他给我的估计如出一辙，都是云里雾里，含糊不清。倒是母亲心直口快，好几次不无尖刻地说道：“你爷爷就是个胆小的人，年轻时候怕被抓去当壮丁，一家人逃荒躲难来到这里。”
　　 据家谱记载，祖父始入云南，落脚于滇黔交界上一个名叫大路垭口的地方。这地方又叫马鬃岭，它位于官抵坎后山梁子上，山高路陡，进可入滇，退可抵黔，常有强盗隐伏于此，杀人掠货。小时候我打猪草去过多次，每次被父母知道，他们都会神色慌张地把我叫到一边，警告我不能再上马鬃岭。马鬃岭现在仍然没有人烟居住，只见到处峭壁飞悬，灌木横生，可以想象数十年前古木参天、浓荫蔽日的马鬃岭上，我的祖父携妻儿老母餐风露宿于这荒郊野地，过着饮毛茹血般的生活，内心是何等的落魄与荒凉。或许，他也曾在某个深夜，顶着满天星斗，彳亍于崖畔上，在明月的清辉中看千山静穆，连绵起伏，巴望着某一天能够回到人群中去。
　　 我曾祖父的坟墓落定在一座名叫尖嘴岩的石山之顶上，也是滇黔交界上，多年前云贵两省划地界，那界碑就竖在我曾祖父的墓旁。每次清明节上坟，我们都要挥着镰刀，从密不透风的荆棘丛中开出一条路，才能来到曾祖父的墓前。我多次询问过长辈们，为何将人葬在如此险要的地方。他们说当年这一片人迹罕至，曾祖父辞世后无葬身之地，无奈只能向地主家借地，地主家看我祖父为人诚实憨厚，不想借地但又不好拒绝，于是让出这一块在他们眼中看来靠人力根本不能抵达的地方，后来祖父们几兄弟历经千辛万苦，才将曾祖父的棺木抬上山顶。如今我每次经过尖嘴岩，想到的并非是曾祖父死之不易，而是祖父那代人生之艰难。
　　 我是稍大点后，才从母亲嘴里了解到一些祖父的事的。在生产队的时候，祖父是村公房里的保管员。秋收之后，她们妯娌几个捡回来遗落在麦田里的穗子，被祖父看见了都会逼着她们交去公房里。“你爷爷是一个忠诚的人，年轻时候帮人做长工，被土匪抓去用枪托毒打，也没有泄漏东家的藏身处”。这次我留意到，母亲换了一个词，把对我祖父的评价从“胆小”变为“忠诚”。其实，胆小和忠诚这两个词，对于那些曾经被生活狠狠蹂躏和践踏过的人来说，是可以画上等号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父母常年上山务农，我被留下来和祖父一起做家务。我能做的无非就是拿着碎玻璃，陪祖父一起将土豆一枚枚刮皮。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那年代像官抵坎这样的穷乡僻壤，人们居然活得如此精致，吃个土豆还得刮皮？这是一项极其乏味的工作，刮一桶土豆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最开始我们的合作是愉快的，祖父边刮边给我唱歌，不厌其烦地摇头晃脑，他吐字不清，每次我都只能听清楚“孙中山先生”这几个字。时间久了，我觉得听他唱歌就和我刮土豆一样枯燥，便心生溜逃之意。趁其不备，我将碎玻璃一扔，朝着竹林里就是一趟。速度之快，可以超过祖父年迈的目光，每次都是我已跑进竹林了，他才发现，颤巍巍地站起来，朝我身后扔来一把扫帚，真是徒劳，扔出去的扫帚一次都没有打中我，完了他還得摇摇晃晃地去把扫帚捡回。而我竟然还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变换着各种鬼脸不停地挑衅。实在怒不可遏，他就叉着腰骂我“军犯儿”——这是他用来骂我的唯一的话，或许在他心里，触犯军规就是罪大恶极甚至罪该万死。那时我也不知道“军犯儿”是何意。每次他骂完后，总有几滴唾液挂在雪白的髭须上，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晶莹剔透的光芒。那时我们已经搬了新家，祖父每天来做了家务后，会在黄昏之前回到我们的老房子——那间黏土筑就的草房里，一个人剜空烟斗，重新装上烟叶吧嗒吧嗒吸起来。夜晚漆黑，他也舍不得点亮油灯，独自对着一炉烧得发红的炭火，将时间如青烟般一丝丝从烟嘴里吸走……
　　 我祖父那代农民生如草芥，逆来顺受。这是命，他们认了，对于生，他们看得很轻，一辈子无论怎么困厄，只要能勉强活下去就行。但说到死，他们却很在意。或许他们相信还有来生，这辈子穷困潦倒也就算了，但来生还是想为自己争取一下，尽可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他们把死看成是下一次生的转机。祖父母早就逼着他的三个儿子（原本四个，早夭了一个）为其制备棺材。为此，我父亲兄弟几个还伤了和气，原因是我父亲手短，拿不出钱，平时饭饱尚不可期，哪有余钱买剩米，更何况是棺材这种奢侈的东西。
　　 那棺材最终还是买回来了，摆放在老房子楼栅上。为了防潮，刻意将棺材摆放在我和祖父的床顶正对着的位置，这个位置离炉火近。以前我躺在床上，从楼栅的缝隙里，还能看到房梁上明晃晃的月光。可自从在我头顶搁上棺材后，那里就黑乎乎一团，隔在我和光明之间。
　　 直到几年后的一天，我放学回来，看到许多细碎的光斑，晃荡在祖父的床上。迟疑片刻后我突然醒悟过来，拔腿朝大伯家堂屋冲去，那棺材已移往这里，重新刷上了一层漆，油亮亮的，像一团固化的夜色，悬浮的白昼中，那棺椁上映出我瘦小而又扭曲的身影——一块反动的光，想要从黑暗中闯出来。祖父躺在棺材里，这一次，他没有再打鼾，安静得像一片褶皱的烟叶，被卷进时间的烟斗里，等待着成为灰烬。
　　 时维甲戌年八月二十九日，祖父辞世，享年八十三岁。
　　 印象中，自祖父辞世后，老房子就空起来了，每年只是用来堆放秋收后的玉米秸秆或者麦草，又或者雨季猪圈漏雨厉害，父亲把猪牛撵进屋里来躲雨。直到我上大学后，有一次母亲给我来电话，告知老房子被村里小孩玩火烧毁了，徒留一个墙圈。老家有很多老房子，无论怎么破旧，有人住的时候，那人间烟火味似乎能幻化为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它矗立在寒风苦雨中。而一旦人去楼空，很快就会颓败直至坍塌，成为废墟。几个月前，我回了一趟官抵坎，特意去看看老房子——仅剩几堵残墙，里面长满了绿油油的荨麻和蒿草。而此时我的祖父，已在坟墓中睡去二十多年，他坟头上的杂草，与老房子里面的荨麻和蒿草，有着同等的高度。
　　 “只有死过人的地方才能称为故乡”。感谢老房子，是它用那几堵破墙，结束了我们家几代人居无定所的生活;感谢祖父，是他用自己的死，结束了一个家族的流浪。
　　责任编辑 郭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