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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下水道”
在印度教圣城赫尔德瓦尔，恒河距离其喜马拉雅山的源头仅250公里，河水还比较清澈，水流湍急。“多年前我刚来这里时，河岸还几乎处于原始状态，人很少，水很大。”与环境犯罪斗争了20余年、为恒河绝食抗议过好几次的斯瓦米·西瓦南德说，“如今则反过来了。我们没钱，也没有人脉，无法清洁这条河，希望下次季风到来时，它能实现自净。”斯瓦米的诉求是“拆除所有大坝，禁止人力干预恒河”。
印度人称这条河为“恒河母亲”。一年又一年，它带来喜马拉雅的肥沃淤泥，哺育着全世界超过5%的人口，其流域数千年来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数亿印度教徒将恒河视为“女神”，它对印度教的宗教仪式如此重要，以至于身处国外的印度人甚至会以约6欧元的价格网购小瓶装恒河水。但印度人对待恒河的方式可不像對待女神：每天都有几十亿升废水排入河中，有些河段的大肠杆菌超标数千倍，堪称“神圣下水道”。
2014年，莫迪政府出台了恒河净化项目，预算只有约30亿欧元，项目到2020年为止。相比之下，只有恒河一半长的德国莱茵河净化项目持续了30多年，耗资远超400亿欧元。
如果我们去恒河沿岸见见那些和这条河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居民，比如制革工、盗沙者、火葬场老板、环保人士等，就能清楚地认识到净化恒河的任务有多艰巨。
坎普尔：愤怒制革工之城
因制革业十分繁荣，坎普尔曾被英国人称为“东方曼彻斯特”。如今，制革业仍是坎普尔最重要的出口工业。这里的约300万居民中有1/5是穆斯林，99.99%的制革厂都由穆斯林经营。
在制革厂的院子里，年轻人将皮革展开晾干，嚼着烟叶的挑夫将生牛皮推进木推车。这里散发的臭味难以描述，大概是温热的屠宰场废料和管道清洗工气味的混合。制革厂黑蓝色的废水排进恒河，在河里玩的猪和孩子身上都染上了同样的颜色。
老板奈耶尔·贾马尔说：“安拉阿巴德市和瓦拉纳西市的印度教徒过节时，政府就会命令我们停产。”只要恒河下游有城市在庆祝，政府就会命令制革厂关门，以免教徒在沐浴时中毒。贾马尔表示，他因此失去了最大的一个美国客户。“我没法按时交货。数百万印度教徒在恒河里拉屎拉尿，成千上万的工厂都在朝河里排放废水，结果恒河污染都是我们制革厂的错？”觉得自己成了替罪羊的贾马尔问，“甚至还有上游的人抱怨，说我污染了他们的水。”
据估计，这些制革厂每天需耗水5000万升。厂里的水净化系统一半由国家资助，一半自付，每天可净化至少900万升水，但这些机器很少得到充分利用。“有些雇员卖掉了发动机柴油，”贾马尔说，“政府根本不管。”
“印度政府已清洁恒河30年，但其努力只带来了一点变化，那就是恒河治理变成了印度教徒的恒河治理。它加剧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坎普尔的一位环保人士说。
汉迪亚：热爱河豚的盗沙者
从坎普尔往恒河下游走几公里，就到了恒河最脏的河段之一，世界上仅存的几十头恒河豚正是在这里安家。一个晴朗的早晨，在汉迪亚河岸边，工人们将沙子举在头上，走向卡车。采砂是利润很高的行业，印度到处都在搞建设，而沙子是一种紧缺的资源。这里禁止采砂，但显然没人关心这一点。
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叫卡姆勒西·威尔玛。“河豚？”他问我，似乎知道我为何而来。“来我船上，我的朋友！我指给你看。”威尔玛带我踏上一艘小船的舱板，我们在这条浑浊而平静的河流上前行，一会儿便有河豚跃出水面。“看啊！”他大喊，“那里！那里！”威尔玛拿出手机，准备拍照。
后来，威尔玛告诉我，他当然不单靠给游客指河豚生活。他有四辆卡车，卖沙的日销售额有12万印度卢比（约合1.1万元人民币）。在印度，如果有后台有关系，盗沙是门非常值得做的生意。
贾亚普尔：样板村溢出的粪便
如果问哪儿能看到恒河治理措施的成果，答案一定是“贾亚普尔”。它是恒河岸边的数千小村之一，村口能看到莫迪的海报，村里的广场上有家食品店。店老板苏布哈希·辛格指着太阳能街灯、邮局和一个小厕所说：“所有这些都是莫迪带来的，他选择了我们村，对此我们感到很骄傲。”这个约4000村民的小村被打造成印度的样板村——环保、富裕，没有人想从这里逃到城市。
村里最年长的德威老爷爷靠在村里最大的那棵树上。我想知道，被总理指定为样板村后，这里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位75岁的老者回答：“什么都没变。”我指向房子前的路灯。他说：“都是坏的，我们又没钱修。”厕所呢？“很差。”德威说，化粪池里的粪便总是溢出，最后大部分都流入了田中。按照政府规定，粪便根本不该出现在恒河流域的野外。
德威有些无奈地说：“以前，我半年能拿到1000卢比（约合90元人民币）退休金。自从莫迪在这里建厕所以来，就一分钱都没有了。他们认为我现在不需要退休金了。”如果这就是总理的样板村，那恒河边的其他村庄是怎样的呢？“完全一样。噢，只有一点不同：不会所有公园长椅上都写着‘由纳伦德拉·莫迪捐赠’的字样。”德威回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