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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问责制指的是校长在被赋予一定实权的前提下，以激发教职工的动机为基础，以培养高素质的学生为目的，以履行对公众的教育承诺为己任，以追求效能为宗旨，全面接受责任追究的监督体制。校长问责制的本质是权责对等。［１］校长问责制的定义表明，自律和他律是贯穿该体制的两条主线。
一、自律：校长和教师的承诺
校长问责制下的自律表现为一种承诺。首先，它指的是校长向上级主管部门和教师、家长和社区成员承诺，并以书面的形式向各方递交承诺书。其次，它指的是教师向校长的承诺。狭义上来讲，校长、教师的承诺分别代表着学校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个体目标；广义上来讲，校长、教师的承诺象征着教育者的良心，校长、教师以此作为自我动力的刺激物。
１．校长层面
参照国外学者Ｄａｖｉｄ Ｅ．Ｂａｒｂｅｅ等人的观点，校长承诺应是其向上级主管部门、教师、家长、社区成员承诺学校从一个信息传递机构转变成为一个对学习负责的机构。［２］校长应通过如下行动来表达其承诺。
（１）学校目标为人所知。学校目标写在书面上，并转化成详细的可执行的要求，如学生阅读非技术材料每分钟达到３００词并且达到９０％的理解率等；建立针对每一目标的测量标准，如学生真正理解某一概念的证据是什么。
（２）学校拥有测量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识别或设计测量工具以测量目标的达成；或者使学校能够知晓学生已经达到目标的哪个层级；让测量工具生效以使其达到预期目标；让测量工具能够测量包含在组成学校单元和课程中的亚目标；让标准参照的测试生效，并达到某一标准而且测量达到目的。
（３）学校拥有一套体制，该体制连续地阐明学校每个学生的学习特征档案。学校拥有必需的测量工具以评估学生的听说读写技巧；学校拥有持续判定学生动机特征的程序；持续评估每个学生的学习风格；让教师为学生选择和设计学习经验。
（４）学校拥有成本核算系统和资源分配系统，并将所消耗的成本和资源与学校的产出相联系。
（５）学校计划中有一套基于与达成目标与否数据的修正程序；这些程序用于修正计划，并基于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分配和重新分配资源。
（６）保证教学质量，保证升学权，对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保证家长、学校沟通畅顺，接纳家长的合理化建议。
２．教师层面
参照我国学者胡东芳博士的观点，教师承诺应是其向校长作出敬业的宣誓，并以教师誓词为载体表现出来。这样，校长在向各方作出承诺的同时，也接受来自教师的承诺。通过教师誓词而表达的承诺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自我驱动力。［３］
（１）职业态度。认真备课，不得重复使用旧教案；不准请学生代改作业；严格控制考试次数和作业量，难度适当，不得用作业惩罚学生，不得体罚或变相体罚、谩骂和歧视学生；学生因病因事未到学校学习，教师应及时帮学生补上功课。
（２）职业道德。尊重学生有受教育权，不擅自停学生课；尊重学生的财产权，不侵占、破坏学生财物；按规定没收学生危险物品或不适宜学生的其他物品，应及时归还家长；尊重学生人身自由权，不关学生夜学、不关学生禁闭，如确有需要将学生滞留学校超过一定期限，应征得家长同意。
（３）职业规范。注意仪表举止，穿着得体，不浓妆艳抹，不在教学区或学生面前吸烟、喝酒，上课时间不带传呼机和手机。不得从事第二职业，不得利用工作时间在校外兼课、经商，不得利用节假日办各种收费补习班；不接受学生、家长宴请，不收受学生家长礼物；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无偿辅导。所有教师不得搞有偿家教；不得向学生推销任何商品，不得强制让学生集体购买复习资料、教辅读物，不得自立名目乱收费、乱罚款。
（４）职业理想。热爱教育事业，致力于教学工作，通过不断学习提升专业才能和专业服务标准，培养宽容精神，满足社会对教育的期望，以崇高的精神和价值准则去丰富学生刚刚萌生的意识，使他们积极面对生活。
二、他律：校长和教师的制约
校长问责制下的他律表现为一种制约。具体包括市场制约、政治制约和法律制约。这三个层面的制约是上级主管部门、教师、家长以及社区成员对校长问责的重要依据，也是校长对教师问责的重要基础。
１．校长层面
市场制约是校长办学的基本依据。它指的是政府成为委托人、家长成为顾客、校长成为代理人。委托人将校产和人、财、物等资源交给了校长，理应对校长如何利用这些资源以及利用这些资源取得多大成效方面有详细了解。如果代理人校长的绩效低下或者说没有达到委托人政府的要求，那么委托人政府则会通过解聘代理人校长的方式来实施惩罚。同样，顾客家长也有权对代理人校长进行质询，因为其所交的学费是用来购买教育服务的，如果其子女没有得到优质的教育服务，则有权要求代理人校长退款或者重新服务。
政治制约是校长办学的核心依据。它指的是校长遵守党的办学方针和路线，让学校成为党的政策宣传阵地，让学校成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我国的中小学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校长作为教育的代理人应让在校的儿童感受到党的温暖，自小树立爱党爱国的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法律制约是校长办学的理性依据。它指的是校长在依法办学依法治校的同时受到法律的约束。有学者指出，权力本身具有被腐败的可能性，加上权力主体的私欲，就构成权力异化并且形成腐败的主要因素……任何公共权力都有一个法律上的界限，超出这个界限就是权力的滥用。遏止腐败的途径不外乎道德途径和法律的途径。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寻求权力制约的法治途径是最有效、最权威、最持久的模式。［４］法律制约限定了校长权力的内容，并让校长权力的行使规范化、理性化，从而减少甚至避免任意用权的可能性。
２．教师层面
市场制约是教师施教的必然要求。它指的是教师的教育与教学必须反映市场的需求。具体而言，市场需求指的是教师所培育的学生走向社会应具有竞争力，既有学识又有胆识；既有能力又有魄力。不应孤陋寡闻“两耳不闻窗外事”，缺乏生活和生存能力。这就要求教师不仅重视知识的传授，还要在平时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不仅要重视学生的单一成绩，还要重视学生的多元智能；不仅要重视学习经验的传递，还要重视生活经验的传递。
政治制约是教师施教的重要导向。它指的是教师的教育与教学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首先，教师在课堂上的言论不能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不能向学生传播消极、颓废甚至反动的思想，因为教师的言论会在学生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产生极大的影响；其次，教师在课堂外的行为不能有损其特有的身份标识，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教师倾向于代表社会的主流意识和社会发展趋势；再次，教师的职业道德不能违背现有的教育政策，因为现有的教育政策赋予了教师职业道德以新的内涵。
法律制约是教师施教的明确底线。它指的是教师教育与教学禁止超越法律的界限。具体而言，它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教师与学生之间；其次，教师与教师之间；再次，教师与校长之间。在第一层面，教师不能违背《教育法》中所规定的有关体罚学生、污辱学生的条款，不能侵犯学生的隐私权，不能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在第二层面，教师不能为了自己学科的学生成绩而挤压学生在其他学科的学习时间，不能为了自己所喜欢的班级而减少其他不喜欢班级的敬业程度；在第三层面，教师不能违背当初与校长承诺的教育教学规范，不能偏离上级规定的教育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１］ 李树峰．论校长问责制．教学与管理，２００５（８）．
［２］ Ｄａｖｉｄ Ｅ．Ｂａｒｂｅｅ ＆ Ａｕｂｒｅｙ Ｊ．Ｂｏｕｃｋ．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Ｙ．：Ｐｅｔｒｏｃｅｌｌｉ，１９７４．ⅩⅤ－ⅩⅥ．
［３］ 胡东芳． 如何构建中国的教师誓词——美国“教育者誓词”给我们的启示．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４－０３－３０（６）．
［４］ 刘金国．权力腐败的法律制约．中国法学，２０００（１）．
（责任编辑付一静）
一、自律：校长和教师的承诺
校长问责制下的自律表现为一种承诺。首先，它指的是校长向上级主管部门和教师、家长和社区成员承诺，并以书面的形式向各方递交承诺书。其次，它指的是教师向校长的承诺。狭义上来讲，校长、教师的承诺分别代表着学校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个体目标；广义上来讲，校长、教师的承诺象征着教育者的良心，校长、教师以此作为自我动力的刺激物。
１．校长层面
参照国外学者Ｄａｖｉｄ Ｅ．Ｂａｒｂｅｅ等人的观点，校长承诺应是其向上级主管部门、教师、家长、社区成员承诺学校从一个信息传递机构转变成为一个对学习负责的机构。［２］校长应通过如下行动来表达其承诺。
（１）学校目标为人所知。学校目标写在书面上，并转化成详细的可执行的要求，如学生阅读非技术材料每分钟达到３００词并且达到９０％的理解率等；建立针对每一目标的测量标准，如学生真正理解某一概念的证据是什么。
（２）学校拥有测量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识别或设计测量工具以测量目标的达成；或者使学校能够知晓学生已经达到目标的哪个层级；让测量工具生效以使其达到预期目标；让测量工具能够测量包含在组成学校单元和课程中的亚目标；让标准参照的测试生效，并达到某一标准而且测量达到目的。
（３）学校拥有一套体制，该体制连续地阐明学校每个学生的学习特征档案。学校拥有必需的测量工具以评估学生的听说读写技巧；学校拥有持续判定学生动机特征的程序；持续评估每个学生的学习风格；让教师为学生选择和设计学习经验。
（４）学校拥有成本核算系统和资源分配系统，并将所消耗的成本和资源与学校的产出相联系。
（５）学校计划中有一套基于与达成目标与否数据的修正程序；这些程序用于修正计划，并基于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分配和重新分配资源。
（６）保证教学质量，保证升学权，对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保证家长、学校沟通畅顺，接纳家长的合理化建议。
２．教师层面
参照我国学者胡东芳博士的观点，教师承诺应是其向校长作出敬业的宣誓，并以教师誓词为载体表现出来。这样，校长在向各方作出承诺的同时，也接受来自教师的承诺。通过教师誓词而表达的承诺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自我驱动力。［３］
（１）职业态度。认真备课，不得重复使用旧教案；不准请学生代改作业；严格控制考试次数和作业量，难度适当，不得用作业惩罚学生，不得体罚或变相体罚、谩骂和歧视学生；学生因病因事未到学校学习，教师应及时帮学生补上功课。
（２）职业道德。尊重学生有受教育权，不擅自停学生课；尊重学生的财产权，不侵占、破坏学生财物；按规定没收学生危险物品或不适宜学生的其他物品，应及时归还家长；尊重学生人身自由权，不关学生夜学、不关学生禁闭，如确有需要将学生滞留学校超过一定期限，应征得家长同意。
（３）职业规范。注意仪表举止，穿着得体，不浓妆艳抹，不在教学区或学生面前吸烟、喝酒，上课时间不带传呼机和手机。不得从事第二职业，不得利用工作时间在校外兼课、经商，不得利用节假日办各种收费补习班；不接受学生、家长宴请，不收受学生家长礼物；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无偿辅导。所有教师不得搞有偿家教；不得向学生推销任何商品，不得强制让学生集体购买复习资料、教辅读物，不得自立名目乱收费、乱罚款。
（４）职业理想。热爱教育事业，致力于教学工作，通过不断学习提升专业才能和专业服务标准，培养宽容精神，满足社会对教育的期望，以崇高的精神和价值准则去丰富学生刚刚萌生的意识，使他们积极面对生活。
二、他律：校长和教师的制约
校长问责制下的他律表现为一种制约。具体包括市场制约、政治制约和法律制约。这三个层面的制约是上级主管部门、教师、家长以及社区成员对校长问责的重要依据，也是校长对教师问责的重要基础。
１．校长层面
市场制约是校长办学的基本依据。它指的是政府成为委托人、家长成为顾客、校长成为代理人。委托人将校产和人、财、物等资源交给了校长，理应对校长如何利用这些资源以及利用这些资源取得多大成效方面有详细了解。如果代理人校长的绩效低下或者说没有达到委托人政府的要求，那么委托人政府则会通过解聘代理人校长的方式来实施惩罚。同样，顾客家长也有权对代理人校长进行质询，因为其所交的学费是用来购买教育服务的，如果其子女没有得到优质的教育服务，则有权要求代理人校长退款或者重新服务。
政治制约是校长办学的核心依据。它指的是校长遵守党的办学方针和路线，让学校成为党的政策宣传阵地，让学校成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我国的中小学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校长作为教育的代理人应让在校的儿童感受到党的温暖，自小树立爱党爱国的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法律制约是校长办学的理性依据。它指的是校长在依法办学依法治校的同时受到法律的约束。有学者指出，权力本身具有被腐败的可能性，加上权力主体的私欲，就构成权力异化并且形成腐败的主要因素……任何公共权力都有一个法律上的界限，超出这个界限就是权力的滥用。遏止腐败的途径不外乎道德途径和法律的途径。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寻求权力制约的法治途径是最有效、最权威、最持久的模式。［４］法律制约限定了校长权力的内容，并让校长权力的行使规范化、理性化，从而减少甚至避免任意用权的可能性。
２．教师层面
市场制约是教师施教的必然要求。它指的是教师的教育与教学必须反映市场的需求。具体而言，市场需求指的是教师所培育的学生走向社会应具有竞争力，既有学识又有胆识；既有能力又有魄力。不应孤陋寡闻“两耳不闻窗外事”，缺乏生活和生存能力。这就要求教师不仅重视知识的传授，还要在平时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不仅要重视学生的单一成绩，还要重视学生的多元智能；不仅要重视学习经验的传递，还要重视生活经验的传递。
政治制约是教师施教的重要导向。它指的是教师的教育与教学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首先，教师在课堂上的言论不能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不能向学生传播消极、颓废甚至反动的思想，因为教师的言论会在学生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产生极大的影响；其次，教师在课堂外的行为不能有损其特有的身份标识，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教师倾向于代表社会的主流意识和社会发展趋势；再次，教师的职业道德不能违背现有的教育政策，因为现有的教育政策赋予了教师职业道德以新的内涵。
法律制约是教师施教的明确底线。它指的是教师教育与教学禁止超越法律的界限。具体而言，它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教师与学生之间；其次，教师与教师之间；再次，教师与校长之间。在第一层面，教师不能违背《教育法》中所规定的有关体罚学生、污辱学生的条款，不能侵犯学生的隐私权，不能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在第二层面，教师不能为了自己学科的学生成绩而挤压学生在其他学科的学习时间，不能为了自己所喜欢的班级而减少其他不喜欢班级的敬业程度；在第三层面，教师不能违背当初与校长承诺的教育教学规范，不能偏离上级规定的教育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１］ 李树峰．论校长问责制．教学与管理，２００５（８）．
［２］ Ｄａｖｉｄ Ｅ．Ｂａｒｂｅｅ ＆ Ａｕｂｒｅｙ Ｊ．Ｂｏｕｃｋ．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Ｙ．：Ｐｅｔｒｏｃｅｌｌｉ，１９７４．ⅩⅤ－ⅩⅥ．
［３］ 胡东芳． 如何构建中国的教师誓词——美国“教育者誓词”给我们的启示．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４－０３－３０（６）．
［４］ 刘金国．权力腐败的法律制约．中国法学，２０００（１）．
（责任编辑付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