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的欧洲之旅，都从法兰克福开始。作为德国最大的航空、铁路枢纽，很多人抵达法兰克福片刻后，便乘坐德国高铁奔赴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等城市。虽然很少人在此驻足，这个城市却仍然收藏着许多值得法律人凝视的美妙景致。

《黄金诏书》宣布其为法定选帝所

　　自公元前450年凯尔特人迁居至此，法兰克福已经有2500余年的历史。查里大帝在此定都时，称其为“法兰肯人的浅滩”（Franken-furt），从此为其定名。凡尔登和约后，帝国三分，形成了今日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东法兰克王国仍然以法兰克福为国都。这个国家也渐渐演化为了今天的德国。公元911年后，东法兰克国王就一直不是世襲制，而是选举制。在法兰克福大教堂，800多年的历史中，共选出了33位国王。
　　我们的法律之旅，就从这个选举产生了33位皇帝的法兰克福大教堂开始。在欧洲，说到“大教堂”（cathedral），一般仅指大主教所在的教堂，其余的只能称为“教堂”（church）。然而位于市中心罗马广场一侧的法兰克福大教堂却是个例外，其被称为“大”并不因为大主教在此，而是因其作为皇帝选举地的重要地位。因此，还有另一个别称“皇帝大教堂”。1152年后，所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在此选举产生。一开始，这原本只是一种“宪法习惯”，然而，当1356年查理四世通过《黄金诏书》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后，法兰克福就成为了法定的皇帝选举地。在此选举产生的皇帝原本需要到亚琛受洗，但在1562年马克西米里安二世皇帝（他不愿长途跋涉）后，这座教堂也成为了皇帝们的加冕地。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听起来名声显赫，但其实并没有太大实权。各选帝侯在自己的领地内有行政、司法、税收甚至铸币的权力。而且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也只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制国家。公元1806年，拿破仑利用了帝国松散的破绽，对帝国的16个成员邦国采取不同的手段，威逼利诱，迫使它们签订了《莱茵联邦条约》，事实上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1806年8月6日，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退位。不过，法兰克福大教堂仍然值得我们来看看，漫步其中的小阁密室，想象一下，当年这里曾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和秘密交易。尔虞我诈的政客们在此角力，最终选出新的皇帝——为了确保各选帝侯在领地内的“自治秩序”，他们总是选举那个最为羸弱的候选人。之后，他们在这神圣的地方，组织盛大的皇帝加冕典礼，延续着帝国最后的，也是虚妄的荣光。

在教堂里制定的宪法

　　同为教堂，圣保罗教堂在法律史上的意义则大不相同。从皇帝大教堂出来，沿西侧的小路进入罗马广场——在那里你能看到著名的司法女神喷泉。面向喷泉的，是自1611年就在那里伫立的司法女神雕像。她一手持剑、一手持秤，同时蒙上了双眼，象征着司法的中立无偏。据说，这个喷泉在皇帝加冕仪式时，曾喷出红白葡萄酒供市民分享。在罗马广场有一座椭圆形的新教教堂，它就是圣保罗教堂。
　　圣保罗教堂始建于1789年，完成于1833年。因为不似天主教教堂般有繁复的宗教仪台，这里也适合进行集会。因此，1848年5月18日，第一届国民议会在此地举行，而该次会议称为“圣保罗教堂议会”。该次会议通过了制订德意志宪法的提议，并且初步草拟了1849年《保罗教堂宪法草案》（或称“法兰克福宪法草案”）。这部宪法最为可圈可点之处在于赋予当时拟设立的“帝国法院”根据宪法进行司法审查的功能。该草案182条规定，“发生宪法纠纷时，应当停止行政活动，一切违法行为都由帝国法院根据宪法来裁判”。
　　有人描述，当时商议宪法时，教堂四处挂满1848年革命的旗帜——它正是当今的德国国旗。会议召开时，与会代表首先讨论的，是公民的权利。议会从七月开到十月，再从十月开到十二月，最终确定将以公民权利作为德意志邦国民主宪法的基础。然而此后，各派的意见就再难统一，右翼分子支持保守联邦主义，主张成立邦联制国家，让众多君主掌握大权。轻微偏右的宪法联邦主义分子则支持君主立宪的邦联国家。温和左派支持单一议会制度，主张中央集权，由君主向议会负责——在各派的纷争之下，议会和宪法都最终未能得以通过。
　　尽管如此，圣保罗教堂已经成为德国宪法、民主与统一的象征，在人们心中刻下深深的印记。二战期间，圣保罗教堂毁于一旦。战后人们进行了重建。教堂也已由原先的宗教建筑转化成政治和文化场所。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00周年时重新开放。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来德访问时，就是在圣保罗教堂进行演说。现在，教堂内部展示了许多纪念浮雕，浮雕生动再现了当年制定宪法的情景，使人可以生动地理解德国民主运动的历史。

半途而废的候补官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1949年起，每隔三年颁发一次的德国文学奖歌德奖就是在保罗教堂内发布的。这个奖项的主人沃尔夫冈·歌德就于1749年8月28日出生于这个城市。他的故居至今仍坐落于西思格拉大街23-25号。他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年。不过，即使是歌德也曾经有过艰难的时光，16岁那年，他遵照父亲的意愿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几年后，他从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院完成学业，获得了候补官员的身份，来当时的法学中心——位于威茨拉尔的帝国枢密法院进行实习。
　　这个法院的历史非常悠久。1486年举行的法兰克福帝国会议上，各帝国等级代表建议创设一个全新的最高法院，这个法院应该有稳定的经济支持，而非受制于任何一个选帝侯。于是，1495年之后，旨在维护和平、避免私斗的帝国枢密法院得以建立。歌德来实习时，这个法院已经运行了近三百年时间，并成为了法律工作者的活动中心，其四周拱卫着四所重要的法学院。法院所在的城市里，实习生、律师和陪审法官们往来穿梭，时常举行面向毕业生与实习生的培训。有些法律人在帝国枢密法院从事短期工作，将此资历作为在地方王室法院寻求职位的跳板。 　　从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来到帝国枢密法院，寻找一位法官或辩护律师作为“师傅”，在其指导下成为一名法学“学徒”，并由“师傅”为他签发一张非正式的声明，以便求职之用。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歌德之所以会来实习，是因为他的姑父是该法院的一位法官。他在父亲的建议下，打算专攻财政法和诉讼两个专业。但他并没有在这个法院实习太久，因为他遇上了19岁女孩——夏绿蒂。这段失恋往事催生出了《少年维特之煩恼》，也使得歌德无法继续他的实习生涯。不到四个月，他就离开了帝国枢密法院。离开时，甚至连捆着法律书籍的箱子还没有打开。

犹太街与被驱逐的人

　　1815年到1816年，一位和歌德几乎可以齐名的诗人来到法兰克福的林兹考普夫银行实习。他的名字叫海因里希·海涅。他曾来此地拜访过歌德，却被歌德身上的一股莫名其妙的威严震慑住了。据毛姆写道，四十来岁时的歌德，常常紧闭嘴唇，一言不发，目光深邃，一直看到人的灵魂深处。结果，海涅和歌德谈到最高深的问题，也不过是某个地方的哪里路上的树莓是多么好吃。当海涅起身告辞，走出歌德家门后，不禁长吁了一口气，终于放松了下来。
　　和歌德一样，海涅毕业于法学院。他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法律系、柏林大学法律系，后来在哥廷根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然而，他因为自己的犹太血统而在求职路上屡屡碰壁。和所有犹太人一样，海涅生活在基督教文明的挤压和夹缝里。根据当时的《犹太人居住法》，犹太人只能居住在特定的地区，服装有明文规定，几乎所有的职业都不向他们开放。自1787年起，允许犹太人从晚上5点开始外出散步，但是既不得在林荫道上，也不得在小径上。甚至在处决犯人的时候，也不准犹太人在场。
　　在法兰克福专门有一条犹太街。1462年始，他们被多部犹太人法令勒令离开住所，搬迁进所谓的“犹太街”。其实，那只是一条孤立而黑暗的小巷，大约12英尺宽。而地势，如歌德所说，介于城墙和一个沟渠之间。近300多年的时间，这个地方一直是法兰克福犹太人单一的定居地，而后来他们在城里越来越不受其他居民的欢迎。他们被迫购买人身和财产“保险”，家族成员人数被限制在500人以内。每天出行时，必须佩戴一个黄色的徽章，显示自己的身份……林林总总，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比法兰克福更令犹太人痛苦。
　　根据当时的立法，犹太人的职业是受到限制的，不准经营农业、工业与手工业，只能做一些旧货生意、放贷、宝石商、鞋店等。在法兰克福，犹太人不准经营武器、水果、丝绢之类的买卖，也不许拥有不动产。结婚也受到统一管理，必须按照死者的数目来调节。同时还课以重税，甚至连渡过缅因河也必须交摆渡费——其他市民则无此项要求。
　　海涅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公职都因他是犹太人而拒绝了他。尽管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又选择皈依基督教，然而人们的偏见仍未消失，仍然不接受他的求职申请。于是，他将压抑与不公，转变为了对德意志的诅咒。最著名的诅咒莫过于《西里西亚织工之歌》。他也公开谴责一些烧杀掠夺犹太人的运动，并且言之凿凿地预言道：“这只是开始。在开始焚书的地方，他们最后会焚人。”果然，100多年后，纳粹德国果然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焚尸炉的浓烟遮天蔽日。到了1945年，整个法兰克福只剩下145名犹太人。
　　今天，当人们来到法兰克福的犹太街时，将可以参观位于罗斯柴尔德宫的犹太历史博物馆。在这里，可以读到这座城市里从中世纪至今的犹太人的生活。当我们看到当年被纳粹政治迫害、屠杀或驱逐的法兰克福犹太人的状况时，或许也会想起那位苦恼忧郁的法学博士海因里希·海涅。他的雕像至今仍在法兰克福城郊萧瑟一隅竖立，像极了他在痛苦中写下的那部诗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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