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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朋朋先生来自语言大学，多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成绩卓著：其独创的语、文分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无论在教学理论上还是在教学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以自己亲身实践的教学经验，总结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他编写的三本主要教材——《集中识字》、《部首三字经》、《口语速成》，在国内外受到了相当热烈的欢迎，十分畅销。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理论和教学中，分开了语言和文字，这是一个认识和实践上的飞跃，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重语言、轻文字的倾向，这主要是受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西方语言理论建立在西方语言事实的基础之上，拼音文字的拼写与语音基本一致或基本相当，因而西方不专门进行文字的教学。中国引进西方语言理论之后，在其指导下的教学，正如张先生所说是重语轻文的，即特别重视语言教学，而或轻或重地忽视文字教学。然而汉语和汉字与西方语言和拼音文字存在重大差异，因此照搬西方的语言文字理论及在其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用来指导汉语汉字教学，往往事倍而功半。
张先生认为自引进西方语言理论以来，我们在语言文字的基础理论上接受的是索绪尔的“文字表现语言”的学说。根据这种语言文字理论，于是产生了“语文不分”的教学理念，采用的是“语文一体”“语文并进”的教学模式，这是造成“汉语难学”的根本原因。此分析可谓击中了要害，笔者完全赞同。
张先生为了推广宏扬自己的，笔者为之命名的“张氏教学理念”和“张氏教学法”，在语言文字的基础理论上作了艰苦探索，作出了若干结论，他力图采用新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教学创新，其初衷是很可宝贵的，我们也很赞赏钦佩其勇于探索的精神，但是毋庸讳言，其理论虽然有重大突破——徐德江先生认为这个突破，意义是伟大的，但笔者认为同时也存在某些缺陷，其创制的新的理论，不足以完全支持其教学创新的理念和方法。下面谈谈笔者的浅见，与大家共同学习研究，也仅供张先生参考。
1、文字是否表音
张先生认为“一切文字的字形都是表示意义的，文字的字形和语音都不是表现关系，而是建立了联系。”笔者认为如果按张先生所说字形和语音仅仅是建立了“联系”，那么字形与意义也同样是建立了“联系”，两者都是建立了“联系”，而为什么字形与意义建立的“联系”可以称为表现关系，即“字形都是表示意义的”，字形和语音建立的“联系”就不是表现关系，而只是停留在仅仅建立了“联系”呢?笔者认为正如徐德江先生所云，文字分为“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文字的字形都是表示意义的，而字音文字还是表示语音的。字音文字若不表音，为什么要如张先生所说“教‘汉文’的读写能力”呢?既然“汉文”可以读，那当然是表音的了。
徐德江先生认为：
一切字音文字，都是形音义的统一体。汉字如此，拼音文字也如此。这是不可否定的字音文字的共性。字音文字表义有两条通路，一条是字形直接表义的通路，一条是字形间接表义的通路(字形先表音再表义)。汉字与拼音文字都使用这两条通路。两者的区别是：汉字是以字形直接表义通路为主，以字形间接表义通路(字形先表音再表义)为辅；拼音文字是以字形间接表义通路(字形先表音再表义)为主，以字形直接表义通路为辅。
拼音文字也在以字形直接表义，学拼音文字者都有体会，刚学时，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拼读(阅)，学会之后，并不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阅，而是对整个单字(词)的字形与上下文的关系阅读。这就是利用拼音文字的字形直接表义的通路。对此，索绪尔也意识到了：“我们阅读的方法有两种：新的或不认识的词要一个个字母拼出来，但对常用的和熟稔的词却只一眼溜过，不管是由什么字母组成的。这类词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就获得了表意的价值。”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研究文字表音表义的特点时，往往只重视字的局部——字符的表音表义的特点，而严重忽略了整个字的表音表义特点。用局部代替整体。比如，说“人”是象形字，似乎是说它不表音。其实，就造字方式而言，它是象形的，不是表音的，但就整个字而言，它既象形表义，同时又表音。再如“河”字，“可”表声，“氵”表意，而整个“河”字的声和整个“河”字的义与其声符意符，在今天来看并不完全相同。同理，就拼音文字的每个字母而言，它是表音不表义的，但拼成的“字”(单词)，其字形既表音，又表义，其表音的部分除部分单字母词而外并不与字母完全相同。
徐德江先生还说：有人认为汉字的方言很多，语音差别很大，而且汉字的古音和现代的语音也不一样。汉字没有像拼音文字那样把这些不同的语音表示出来。所以说，汉字是不表音的。(笔者按：这里正符合了张先生的说法。)这是对字音文字表音的特点缺乏全面了解的错误认识。字音文字都表音，这是字音文字的共同特点，拼音文字表音，汉字也表音。由于拼音文字和汉字运用字形表音的两条通路不同，因而两者的语音包性生是不同的。拼音字以字形间接表义(字形先表音再表义)为主，以字形直接表义通路为辅，所以，其字形表音的包容量比较少。汉字是以字形间接表义(先表音再表义)通路为辅，以字形直接表义通路为主，其字形表音的包容量就极大。比如，阿拉伯数字1、2、3、4、5……可包容几十、几百、几千种语言的语音。汉字就有这个特点，所以说汉字像阿拉伯数字一样，具有国际性。
“非字音文字”字形表义只有一条通路：字形直接表义。“字音文字”字形表义有两条通路：除字形直接表义通路外，又增加了一条字形间接表义通路，即字形既表音又表义。所有的“字音文字”都有这样两条通路。汉字是以字形直接表义通路为主，以字形间接表义通路(既表音又表义)为辅；拼音文字是以字形间接表义通路(既表音又表义)为主，以字形直接表义通路为辅。
笔者赞同徐德江先生的上述观点。
2、文字的定义
张先生认为文字的定义应该由“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修改为“书写文章的视觉表义符号”。笔者认为文字的确是视觉表义符号，但视觉表义符号不一定是文字，如交通指示符号等，所以张先生加了定语“书写文章的”。但是，这个定语不够严密，因为文字不仅仅是用来“书写文章的”，还可以有别的用途，例如：路标上的地名，地图上的文字，商品上的文字等等，这些显然不能说是文章。
徐德江先生最近的研究认为文字的定义可否如下：文字是人类对所感知的客体，用描摹、概括、抽象出的图形线条组合，代表认识、进行交际的视觉符号系统。
文字分为“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非字音文字”是只有字形直接表义一条通路的文字。“字音文字”是有字形直接表义和间接表义两条通路的文字。
汉字是汉民族对所感知的客体，用描摹、概括、抽象出的图形线条组合，代表认识、进行交际的视觉符号系统。
语言是人类用发声器官发出的声音代表认识、进行交际的听觉符号系统。
笔者目前赞成上述定义。
3、文字与语言的关系
徐德江先生认为：
口说语言和文字是两个王国。
语言文字都是物质与精神、生理与心理的统一体。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口说语言和文字都有物质外壳。口说语言与文字的物质外壳是不同的：口说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音，文字的物质外壳是字 形。口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是“两个王国”。而不是索绪尔认为的语言符号只是心理现象，于是得出口说语言和文字虽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但却是“一个王国”，文字附属于口说语言。在这个王国里，文字连“服装”的资格都没有，只是口说语言的“照片”和“假装”。由此得出的结论：“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是完全错误的。
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一个王国，分不清口说语言和文字的界限，因而将口说语言和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亦视为同一个，或称之为“词”，或称之为“字”。
1938年，郭绍虞先生已经提出“字本位”的观念：口说语言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文字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徐通锵后来提出的汉语口说语言和汉字都是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的，没有“词”这个单位；印欧语言和拼音文字只有“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没有“字”这个单位——这是徐通锵“字本位”的观念。相比之下，郭绍虞的“字本位”观念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我们认为“字”是一切文字(包括“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包括汉字和拼音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不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
辩证唯物主义细胞分析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两个王国，因而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与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不同的。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语基”——口说语言的细胞。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文基”——文字的细胞。“语基”与“音节”“音素”除了在语音形式上不同而外，更主要的区别在于：“语基”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细胞，是语音、语义、语法的统一体。而“音节”“音素”都只是语音的单位，不是语言单位。
上述徐德江先生的理论是十分深刻的。
张朋朋先生分开了语言和文字，认为语言用音直接表示义，而文字是用形直接表示义。“文字的字形和语音都不是表现关系，而是建立了联系”，这句话按笔者的理解是说文字的字形和语音之间只是建立了联系，文字的字形并不直接表示语音。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让人接受的。非字音文字的字形不表示语音，而要说字音文字的字形不表示语音，显然就错误了。按徐德江先生的观点，语言和文字虽然是两个王国，但在字音文字这个王国中，除了字形之外，还包含了口说语言的音和义。字音文字的字形是“能指”，语音和语义都是“所指”，其中语音既是字形的所指，又是语义的能指，鲁川先生称语音为“过渡所指”，称语义为“最终所指”(见“文字和口说语言是并生并存的两种符号系统”，载《汉字文化》2010年第1期)。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重语言、轻文字的倾向，这主要是受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西方语言理论建立在西方语言事实的基础之上，拼音文字的拼写与语音基本一致或基本相当，因而西方不专门进行文字的教学。中国引进西方语言理论之后，在其指导下的教学，正如张先生所说是重语轻文的，即特别重视语言教学，而或轻或重地忽视文字教学。然而汉语和汉字与西方语言和拼音文字存在重大差异，因此照搬西方的语言文字理论及在其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用来指导汉语汉字教学，往往事倍而功半。
张先生认为自引进西方语言理论以来，我们在语言文字的基础理论上接受的是索绪尔的“文字表现语言”的学说。根据这种语言文字理论，于是产生了“语文不分”的教学理念，采用的是“语文一体”“语文并进”的教学模式，这是造成“汉语难学”的根本原因。此分析可谓击中了要害，笔者完全赞同。
张先生为了推广宏扬自己的，笔者为之命名的“张氏教学理念”和“张氏教学法”，在语言文字的基础理论上作了艰苦探索，作出了若干结论，他力图采用新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教学创新，其初衷是很可宝贵的，我们也很赞赏钦佩其勇于探索的精神，但是毋庸讳言，其理论虽然有重大突破——徐德江先生认为这个突破，意义是伟大的，但笔者认为同时也存在某些缺陷，其创制的新的理论，不足以完全支持其教学创新的理念和方法。下面谈谈笔者的浅见，与大家共同学习研究，也仅供张先生参考。
1、文字是否表音
张先生认为“一切文字的字形都是表示意义的，文字的字形和语音都不是表现关系，而是建立了联系。”笔者认为如果按张先生所说字形和语音仅仅是建立了“联系”，那么字形与意义也同样是建立了“联系”，两者都是建立了“联系”，而为什么字形与意义建立的“联系”可以称为表现关系，即“字形都是表示意义的”，字形和语音建立的“联系”就不是表现关系，而只是停留在仅仅建立了“联系”呢?笔者认为正如徐德江先生所云，文字分为“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文字的字形都是表示意义的，而字音文字还是表示语音的。字音文字若不表音，为什么要如张先生所说“教‘汉文’的读写能力”呢?既然“汉文”可以读，那当然是表音的了。
徐德江先生认为：
一切字音文字，都是形音义的统一体。汉字如此，拼音文字也如此。这是不可否定的字音文字的共性。字音文字表义有两条通路，一条是字形直接表义的通路，一条是字形间接表义的通路(字形先表音再表义)。汉字与拼音文字都使用这两条通路。两者的区别是：汉字是以字形直接表义通路为主，以字形间接表义通路(字形先表音再表义)为辅；拼音文字是以字形间接表义通路(字形先表音再表义)为主，以字形直接表义通路为辅。
拼音文字也在以字形直接表义，学拼音文字者都有体会，刚学时，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拼读(阅)，学会之后，并不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阅，而是对整个单字(词)的字形与上下文的关系阅读。这就是利用拼音文字的字形直接表义的通路。对此，索绪尔也意识到了：“我们阅读的方法有两种：新的或不认识的词要一个个字母拼出来，但对常用的和熟稔的词却只一眼溜过，不管是由什么字母组成的。这类词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就获得了表意的价值。”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研究文字表音表义的特点时，往往只重视字的局部——字符的表音表义的特点，而严重忽略了整个字的表音表义特点。用局部代替整体。比如，说“人”是象形字，似乎是说它不表音。其实，就造字方式而言，它是象形的，不是表音的，但就整个字而言，它既象形表义，同时又表音。再如“河”字，“可”表声，“氵”表意，而整个“河”字的声和整个“河”字的义与其声符意符，在今天来看并不完全相同。同理，就拼音文字的每个字母而言，它是表音不表义的，但拼成的“字”(单词)，其字形既表音，又表义，其表音的部分除部分单字母词而外并不与字母完全相同。
徐德江先生还说：有人认为汉字的方言很多，语音差别很大，而且汉字的古音和现代的语音也不一样。汉字没有像拼音文字那样把这些不同的语音表示出来。所以说，汉字是不表音的。(笔者按：这里正符合了张先生的说法。)这是对字音文字表音的特点缺乏全面了解的错误认识。字音文字都表音，这是字音文字的共同特点，拼音文字表音，汉字也表音。由于拼音文字和汉字运用字形表音的两条通路不同，因而两者的语音包性生是不同的。拼音字以字形间接表义(字形先表音再表义)为主，以字形直接表义通路为辅，所以，其字形表音的包容量比较少。汉字是以字形间接表义(先表音再表义)通路为辅，以字形直接表义通路为主，其字形表音的包容量就极大。比如，阿拉伯数字1、2、3、4、5……可包容几十、几百、几千种语言的语音。汉字就有这个特点，所以说汉字像阿拉伯数字一样，具有国际性。
“非字音文字”字形表义只有一条通路：字形直接表义。“字音文字”字形表义有两条通路：除字形直接表义通路外，又增加了一条字形间接表义通路，即字形既表音又表义。所有的“字音文字”都有这样两条通路。汉字是以字形直接表义通路为主，以字形间接表义通路(既表音又表义)为辅；拼音文字是以字形间接表义通路(既表音又表义)为主，以字形直接表义通路为辅。
笔者赞同徐德江先生的上述观点。
2、文字的定义
张先生认为文字的定义应该由“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修改为“书写文章的视觉表义符号”。笔者认为文字的确是视觉表义符号，但视觉表义符号不一定是文字，如交通指示符号等，所以张先生加了定语“书写文章的”。但是，这个定语不够严密，因为文字不仅仅是用来“书写文章的”，还可以有别的用途，例如：路标上的地名，地图上的文字，商品上的文字等等，这些显然不能说是文章。
徐德江先生最近的研究认为文字的定义可否如下：文字是人类对所感知的客体，用描摹、概括、抽象出的图形线条组合，代表认识、进行交际的视觉符号系统。
文字分为“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非字音文字”是只有字形直接表义一条通路的文字。“字音文字”是有字形直接表义和间接表义两条通路的文字。
汉字是汉民族对所感知的客体，用描摹、概括、抽象出的图形线条组合，代表认识、进行交际的视觉符号系统。
语言是人类用发声器官发出的声音代表认识、进行交际的听觉符号系统。
笔者目前赞成上述定义。
3、文字与语言的关系
徐德江先生认为：
口说语言和文字是两个王国。
语言文字都是物质与精神、生理与心理的统一体。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口说语言和文字都有物质外壳。口说语言与文字的物质外壳是不同的：口说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音，文字的物质外壳是字 形。口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是“两个王国”。而不是索绪尔认为的语言符号只是心理现象，于是得出口说语言和文字虽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但却是“一个王国”，文字附属于口说语言。在这个王国里，文字连“服装”的资格都没有，只是口说语言的“照片”和“假装”。由此得出的结论：“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是完全错误的。
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一个王国，分不清口说语言和文字的界限，因而将口说语言和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亦视为同一个，或称之为“词”，或称之为“字”。
1938年，郭绍虞先生已经提出“字本位”的观念：口说语言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文字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徐通锵后来提出的汉语口说语言和汉字都是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的，没有“词”这个单位；印欧语言和拼音文字只有“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没有“字”这个单位——这是徐通锵“字本位”的观念。相比之下，郭绍虞的“字本位”观念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我们认为“字”是一切文字(包括“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包括汉字和拼音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不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
辩证唯物主义细胞分析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两个王国，因而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与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不同的。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语基”——口说语言的细胞。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文基”——文字的细胞。“语基”与“音节”“音素”除了在语音形式上不同而外，更主要的区别在于：“语基”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细胞，是语音、语义、语法的统一体。而“音节”“音素”都只是语音的单位，不是语言单位。
上述徐德江先生的理论是十分深刻的。
张朋朋先生分开了语言和文字，认为语言用音直接表示义，而文字是用形直接表示义。“文字的字形和语音都不是表现关系，而是建立了联系”，这句话按笔者的理解是说文字的字形和语音之间只是建立了联系，文字的字形并不直接表示语音。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让人接受的。非字音文字的字形不表示语音，而要说字音文字的字形不表示语音，显然就错误了。按徐德江先生的观点，语言和文字虽然是两个王国，但在字音文字这个王国中，除了字形之外，还包含了口说语言的音和义。字音文字的字形是“能指”，语音和语义都是“所指”，其中语音既是字形的所指，又是语义的能指，鲁川先生称语音为“过渡所指”，称语义为“最终所指”(见“文字和口说语言是并生并存的两种符号系统”，载《汉字文化》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