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胡德平应邀出席在上海举行的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他当时好像还算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但有了一个新职务——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华北联络组副组长。我们请他来开会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一，他是胡耀邦的长子。我们希望能通过他，把我们这些青年干部的想法上达天听，取得最高层支持。第二，听说他在湖北担任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巡视员的时候，热情支持武汉大学一批青年学者创办《青年论坛》杂志，并亲为撰文《为自由鸣炮》，呼吁解放思想。
　　那天是我去机场迎接他的。他个子不高，戴近视眼镜，一身中山装，沉默寡言，但为人谦和宽厚。我们在去酒店的路上聊了起来。知道他曾就读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又去部队农场劳动，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当工人。1972年分配进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文革”结束后，考取了北大侯外庐教授的研究生，这在当时的高干子弟中是异数。 “文革”前的高干子弟，虽不像如今“官二代”几乎个个经商，但大多进哈军工或清华学理工，很少有人读文科。毛泽东认为科学家还有点用，于是社会风气就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想来胡德平读历史系，应该和他那个开明、好读书的父亲有关吧。
　　他听说我也是历史系的研究生，就忙着要我帮忙打听上海一位研究红学的老先生下落，说是想去登门拜访。这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红学研究者，听说还当过国民党军官，但胡德平不在乎这些。作为一位“红学迷”，从1980年起，胡德平的业余时间差不多都花在红学研究上。1983年底，胡德平参与发起成立红学研究会，并出任会长。
　　在这次研讨会的小组讨论会上，胡德平有过一次精彩的发言。他说：中央凡有好的文件和历史意义的东西，都是调动全党、全国人民积极性的。恩格斯在访问美国时，讲过希望德国人到美国来看看。美国重视人才、保护人才，而当时在德国，最优秀的人才也会受到压抑。我们的改革要解决这个问题。改革给人提供了一种发挥积极性的均等机会。他还说：精神文明需要民主的气氛。工业要理顺，农业要理顺，人心的理顺最重要。“文革”就是抓住一个戏、一个学术问题、一篇文章开刀，如果没有民主的、自由的气氛和环境，“文革”的苦就白吃了。胡德平27年前的这番话，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仍是振聋发聩的。
　　记得晚上休会后，我们几个人聚在中宣部长朱厚泽的房间里聊天，大家七嘴八舌无所不谈。大多数谈话内容我早已忘却了，但德平的一段话却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在河北等地参加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的巡视工作，接触许多基层和地方干部，发现他们“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对改革开放抵触情绪很大。他说：“这样下去，在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也是可能的。”满屋子的人几乎都觉得德平的话是危言耸听，只有朱厚泽表示认同。27年过去了，我不得不佩服胡德平的先见之明，佩服他的政治洞察力。
　　散会之后，我还见过一次胡德平。同年8月，我们随市委书记芮杏文去北京汇报工作。他到我们下榻的酒店来聊天。此时已经听说德平要去中央统战部担任秘书长，应该是工作很忙的时候，但他是很重情谊的人。那次是聊家常，我们开玩笑问他有没有沾父亲的光。他回答道：父亲的藏书，他可以拿来读；父亲的香烟，他有时候可以拿来抽，其他都是分得一清二楚。“文革”中，父亲的藏书全部被查封。他还曾经跳窗爬进封禁的书房偷书来读。他们父子两代人爱读书的家风在如今的高干中是很难见到了。
　　后来，我离开了故国。听说胡德平还留在官场，也算是得耀邦总书记的余荫吧。尽管我经常回国，但也不想再去找他，免得妨碍他的前程。后来我在太湖边南怀瑾身边静修，胡德平也是常客。但他来太湖看望怀师的时候，我都恰好不在那里。读到他的近著《改革放言录》，那种对人民的热情仍旧跃然纸上。我想，他还是80年代我认识的那个胡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