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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源流
秦始皇以严刑酷法治国，结果“天下苦秦久矣”。汉朝举孝廉，重视民间教化，即使汉武帝穷兵黩武，其搜刮的残酷，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几乎没有遭到多少民间反抗。王安石推行保甲法，重在控制，轻于教化，结果王安石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吕大钧推行乡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保甲法的不足。
吕大钧和张载是北宋时期的两位关中大儒，两人本是同年进士，但吕大钧佩服张载才学，因此执弟子礼。张载认为人性本善，以德育人，变化气质，求为圣人，提倡学贵致用，躬行礼教。《吕氏乡约》就是张载学说的一次成功实践。这段历史对后来关中好古重礼的民俗具有重要意义。
大多数乡贤文化都出于南方，《吕氏乡约》是不多的北方乡贤案例之一。这种教化遗留至今依然泽被后人。
吕氏家族好古重礼，日常生活中，吕氏族人严格按照礼法交往。宋熙宁九年（1076年），吕大钧在家乡蓝田制定《吕氏乡约》，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项。吕大钧推行乡约，与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基本在同一时期，但吕大钧的主要目的是对民众教化，改善地方风俗，乡约没有强制性，重点在于教化，而不是控制。乡约设有专职的“约正”和“值月”，由众人推举“正直不阿者”担任，负责平决赏罚。
后来的朱熹和王阳明都对《吕氏乡约》做过增修，但《吕氏乡约》与官方没有任何关系，它完全是个纯粹民间性的乡党自治组织。清代以后，官方将乡约变成对乡村实行控制的工具，乡约长很少由民间选举，多由官府指定，并发给委任状，乡约长的身份从监督乡党自治变为替衙门催粮办差。晚清时期，官府控制能力衰落，乡约的自治性有所恢复。
乡约对维持乡村文明和秩序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同一个乡里生活的乡党们，依靠对成文乡约的集体认同，很容易结成一个关系紧密、文明祥和的村社共同体。
100多年前，美國人尼科尔斯到中国游历，他发现陕西人与其他地区的北方人有明显不同：
在这个中国最古老的省份里，极度厌恶外国人是民众的一大特点。但是，尽管他们存在偏见和排斥心理，却很少有在其他一些省份见到的狂热与残忍……
尼科尔斯还说，这种自由文明的风俗与美国很像：
整个村庄中唯一拥有权力的是由当地官员任命的头人，头人并没有象征权力的大印，就像其他村民一样，也只是个农民。他得以任职，通常是受邻里拥戴的结果，乡邻们会向官府报告他特别的才智和德行。我曾一度假设，在中国官府的绝对专制之下，百姓很少能得到言论和思想自由，但我发现陕西的情形截然相反。
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文化为本，乡约其实是家训的延伸，乡贤也即先贤，“约正”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民主、自治和契约精神。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传统社会有一段极其完美化的想象：“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这就是传统乡绅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正因为他们的存在，“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不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
从逸夫楼说起
事实上，乡贤所承担的责任，并不仅仅限于乡约，还有各种义赈、义仓、义学、义庄，以及修桥、补路、挖井、筑堤等善举。特别是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变局中，古老的乡贤再次成为这场变革的重要力量和推手，一大批实业家都不遗余力地兴办教育，著名如张謇、叶澄衷等。
1871年，叶澄衷在上海一次慈善会议上坦言：“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四年之后，他在上海创办叶记商务学馆，在上海、汉口、天津、杭州等地招收了一批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对其进行为期一年的英语培训，所有费用全免。他用这种办法为企业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
与叶记商务学馆不同，叶澄衷创办的“怀德堂”“忠孝堂”“叶氏义庄”等，全部都是社会慈善机构，只为了帮助穷苦孩子读书，并接受英语等现代教育，后来富甲一方的包玉刚和邵逸夫等就是在“叶氏义庄”接受启蒙教育。薪火相传，很多年后，叶澄衷的精神和理想被再次发扬光大，以至于行走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个城市的学校里都会有“逸夫楼”。
叶澄衷出身贫寒，小时候仅仅念了半年书，稍大就从宁波来到上海，在法租界的一个杂货铺做学徒。17岁时，叶澄衷摇着小船开始独立创业，一下子就中了命运的“头彩”。事情缘由是这样的：一个英国洋行的经理把自己的公文包遗失在船上，叶澄衷拾金不昧，将公文包交还给这个洋人。这位英国人感于叶澄衷的诚实，借给他一笔巨款，资助其创业。有贵人相助，再加上叶澄衷的商业头脑，他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短短几年，叶澄衷就成为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五金大王”；他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号有38家，联号达200多家。除了经营五金和火油之外，叶澄衷还经营地产业、航运业和金融业，并开创了全国首家缫丝厂和火柴厂。叶澄衷经营的票号和钱庄一度多达上百家，遍布上海、杭州、汉口、天津、镇海、芜湖、湖州、温州、宁波、烟台等地。至19世纪末，叶澄衷所拥有的资本约合800万银两，这在当时中国堪称巨富了。
虽然富甲天下，但叶澄衷仍然是个极其传统而简朴的人，永远都是一袭粗布长衫，安步当车。对于童年缺乏教育的叶澄衷来说，他对教育的认识和体会远远超过一般人。面对晚清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他认为，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
正是出于这种深切的愿望，同治十年（1871年），叶澄衷出资三万两白银，在家乡创设叶氏义庄，即中兴小学的前身，并开设英语课。这要比清朝官方正式倡导兴办现代教育早得多。
在这一年的上海慈善会议上，叶澄衷提出“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接下来，他又筹办了顺记商务学堂，面向社会招收小学毕业生，课目包括会计、商务、报关和英语等实用技能，所有学费全免。这不仅为叶氏企业，也为中国未来培养了一大批商业精英。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叶澄衷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做了他一生最伟大的一件事。中国第一所私立新式学校——澄衷学堂诞生了，这也是中国第一所由富商出资创办的公共学堂。不幸的是，叶澄衷没能亲眼看到校舍落成。叶澄衷临终犹念念不忘，郑重嘱托，“子孙不能去管学校的事情，学校另外有一个董事会，专门管学校的事情”；“学校有董事会，在董事会领导下，还有监管会，监督董事会，还有专门账房”。
学堂正式开学时，清政府督学部特别颁发匾额“启蒙种德”以勉，乃光绪皇帝御笔。学堂门口，有一副根据叶澄衷遗愿撰写的对联：
余以幼孤，旅寓申江，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思秉烛；
今为童蒙，特开讲舍，所望髫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可以说，叶澄衷先生用他的一生做到了“三不朽”。
叶澄衷对教育始终坚持开放的态度。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财，更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把人培養成一个全面的人、丰富的人，既有对本土文化的历史感，又有对外来文化的开放眼光。
在《澄衷学堂章程》中写道：
训蒙以开发性灵为第一义。教者了然于口，听者自了然于心；即或秉质不齐，亦宜循循善诱，不必过事束缚，以窒性灵。
叶澄衷特聘刘树屏为学堂首任校长，蔡元培为总教习，刘树屏倾力编撰一部著名的教科书——《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这本极具传统精神和现代思想的蒙学经典，成为叶澄衷最不可磨灭的历史丰碑。《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初版时间是100多年前，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教科书，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被多次翻印和盗版，其流布之广、版本之杂、影响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它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共和国教科书》和《国民字课图说》，堪称近现代中国语文课本的范本。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澄衷学堂培养了数千学子，其中不乏李四光、胡适、卢于道、竺可桢、丰子恺、倪征燠、夏衍、袁牧之、李达三、乐嘉陵和钱君陶等著名人物。
1985年，上海市第58中学将校名重新恢复为“上海市澄衷中学”，同时恢复的，还有一首被传唱了百余年的校歌——
巍巍大厦峙，叶公手奠江之涘。吾蒙受其赐，何以报之唯学尔。人生为学须及时，莫为年幼稚。祝我兄兄弟弟努力进行慰公期。
结 语
在传统时代，乡贤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草根和最乡土的一种文明力量。农耕社会安土重迁，讲究“惟桑与梓，必恭敬之”，精英的存在方式与现代社会有根本的不同。正是精英对乡土的支撑，中国社会才出现了普遍的文明和稳定。晚清时期，苏州著名绅士潘曾沂去世时，“其邻里之父老子弟哭之曰：今而后生谁为之养？而死谁为之葬？孤而贫者谁为之择师而教督之也？其疏且远而未尝赖以为生者，亦闻而叹曰：善人没矣，谁继起而为福于斯人也？”
“生于其乡，而众人共称其贤者，是为乡贤。”这种表率作用是儒家教化的典型形式，所谓“见贤思齐”是也。中国传统社会以礼代刑，以教化代替法治，乡贤的存在，实际上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自治精神。从这个意义上，重新发掘乡贤精神，不仅仅有历史价值。
（作者系文史学者）
秦始皇以严刑酷法治国，结果“天下苦秦久矣”。汉朝举孝廉，重视民间教化，即使汉武帝穷兵黩武，其搜刮的残酷，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几乎没有遭到多少民间反抗。王安石推行保甲法，重在控制，轻于教化，结果王安石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吕大钧推行乡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保甲法的不足。
吕大钧和张载是北宋时期的两位关中大儒，两人本是同年进士，但吕大钧佩服张载才学，因此执弟子礼。张载认为人性本善，以德育人，变化气质，求为圣人，提倡学贵致用，躬行礼教。《吕氏乡约》就是张载学说的一次成功实践。这段历史对后来关中好古重礼的民俗具有重要意义。
大多数乡贤文化都出于南方，《吕氏乡约》是不多的北方乡贤案例之一。这种教化遗留至今依然泽被后人。
吕氏家族好古重礼，日常生活中，吕氏族人严格按照礼法交往。宋熙宁九年（1076年），吕大钧在家乡蓝田制定《吕氏乡约》，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项。吕大钧推行乡约，与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基本在同一时期，但吕大钧的主要目的是对民众教化，改善地方风俗，乡约没有强制性，重点在于教化，而不是控制。乡约设有专职的“约正”和“值月”，由众人推举“正直不阿者”担任，负责平决赏罚。
后来的朱熹和王阳明都对《吕氏乡约》做过增修，但《吕氏乡约》与官方没有任何关系，它完全是个纯粹民间性的乡党自治组织。清代以后，官方将乡约变成对乡村实行控制的工具，乡约长很少由民间选举，多由官府指定，并发给委任状，乡约长的身份从监督乡党自治变为替衙门催粮办差。晚清时期，官府控制能力衰落，乡约的自治性有所恢复。
乡约对维持乡村文明和秩序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同一个乡里生活的乡党们，依靠对成文乡约的集体认同，很容易结成一个关系紧密、文明祥和的村社共同体。
100多年前，美國人尼科尔斯到中国游历，他发现陕西人与其他地区的北方人有明显不同：
在这个中国最古老的省份里，极度厌恶外国人是民众的一大特点。但是，尽管他们存在偏见和排斥心理，却很少有在其他一些省份见到的狂热与残忍……
尼科尔斯还说，这种自由文明的风俗与美国很像：
整个村庄中唯一拥有权力的是由当地官员任命的头人，头人并没有象征权力的大印，就像其他村民一样，也只是个农民。他得以任职，通常是受邻里拥戴的结果，乡邻们会向官府报告他特别的才智和德行。我曾一度假设，在中国官府的绝对专制之下，百姓很少能得到言论和思想自由，但我发现陕西的情形截然相反。
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文化为本，乡约其实是家训的延伸，乡贤也即先贤，“约正”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民主、自治和契约精神。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传统社会有一段极其完美化的想象：“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这就是传统乡绅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正因为他们的存在，“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不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
从逸夫楼说起
事实上，乡贤所承担的责任，并不仅仅限于乡约，还有各种义赈、义仓、义学、义庄，以及修桥、补路、挖井、筑堤等善举。特别是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变局中，古老的乡贤再次成为这场变革的重要力量和推手，一大批实业家都不遗余力地兴办教育，著名如张謇、叶澄衷等。
1871年，叶澄衷在上海一次慈善会议上坦言：“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四年之后，他在上海创办叶记商务学馆，在上海、汉口、天津、杭州等地招收了一批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对其进行为期一年的英语培训，所有费用全免。他用这种办法为企业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
与叶记商务学馆不同，叶澄衷创办的“怀德堂”“忠孝堂”“叶氏义庄”等，全部都是社会慈善机构，只为了帮助穷苦孩子读书，并接受英语等现代教育，后来富甲一方的包玉刚和邵逸夫等就是在“叶氏义庄”接受启蒙教育。薪火相传，很多年后，叶澄衷的精神和理想被再次发扬光大，以至于行走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个城市的学校里都会有“逸夫楼”。
叶澄衷出身贫寒，小时候仅仅念了半年书，稍大就从宁波来到上海，在法租界的一个杂货铺做学徒。17岁时，叶澄衷摇着小船开始独立创业，一下子就中了命运的“头彩”。事情缘由是这样的：一个英国洋行的经理把自己的公文包遗失在船上，叶澄衷拾金不昧，将公文包交还给这个洋人。这位英国人感于叶澄衷的诚实，借给他一笔巨款，资助其创业。有贵人相助，再加上叶澄衷的商业头脑，他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短短几年，叶澄衷就成为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五金大王”；他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号有38家，联号达200多家。除了经营五金和火油之外，叶澄衷还经营地产业、航运业和金融业，并开创了全国首家缫丝厂和火柴厂。叶澄衷经营的票号和钱庄一度多达上百家，遍布上海、杭州、汉口、天津、镇海、芜湖、湖州、温州、宁波、烟台等地。至19世纪末，叶澄衷所拥有的资本约合800万银两，这在当时中国堪称巨富了。
虽然富甲天下，但叶澄衷仍然是个极其传统而简朴的人，永远都是一袭粗布长衫，安步当车。对于童年缺乏教育的叶澄衷来说，他对教育的认识和体会远远超过一般人。面对晚清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他认为，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
正是出于这种深切的愿望，同治十年（1871年），叶澄衷出资三万两白银，在家乡创设叶氏义庄，即中兴小学的前身，并开设英语课。这要比清朝官方正式倡导兴办现代教育早得多。
在这一年的上海慈善会议上，叶澄衷提出“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接下来，他又筹办了顺记商务学堂，面向社会招收小学毕业生，课目包括会计、商务、报关和英语等实用技能，所有学费全免。这不仅为叶氏企业，也为中国未来培养了一大批商业精英。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叶澄衷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做了他一生最伟大的一件事。中国第一所私立新式学校——澄衷学堂诞生了，这也是中国第一所由富商出资创办的公共学堂。不幸的是，叶澄衷没能亲眼看到校舍落成。叶澄衷临终犹念念不忘，郑重嘱托，“子孙不能去管学校的事情，学校另外有一个董事会，专门管学校的事情”；“学校有董事会，在董事会领导下，还有监管会，监督董事会，还有专门账房”。
学堂正式开学时，清政府督学部特别颁发匾额“启蒙种德”以勉，乃光绪皇帝御笔。学堂门口，有一副根据叶澄衷遗愿撰写的对联：
余以幼孤，旅寓申江，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思秉烛；
今为童蒙，特开讲舍，所望髫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可以说，叶澄衷先生用他的一生做到了“三不朽”。
叶澄衷对教育始终坚持开放的态度。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财，更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把人培養成一个全面的人、丰富的人，既有对本土文化的历史感，又有对外来文化的开放眼光。
在《澄衷学堂章程》中写道：
训蒙以开发性灵为第一义。教者了然于口，听者自了然于心；即或秉质不齐，亦宜循循善诱，不必过事束缚，以窒性灵。
叶澄衷特聘刘树屏为学堂首任校长，蔡元培为总教习，刘树屏倾力编撰一部著名的教科书——《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这本极具传统精神和现代思想的蒙学经典，成为叶澄衷最不可磨灭的历史丰碑。《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初版时间是100多年前，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教科书，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被多次翻印和盗版，其流布之广、版本之杂、影响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它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共和国教科书》和《国民字课图说》，堪称近现代中国语文课本的范本。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澄衷学堂培养了数千学子，其中不乏李四光、胡适、卢于道、竺可桢、丰子恺、倪征燠、夏衍、袁牧之、李达三、乐嘉陵和钱君陶等著名人物。
1985年，上海市第58中学将校名重新恢复为“上海市澄衷中学”，同时恢复的，还有一首被传唱了百余年的校歌——
巍巍大厦峙，叶公手奠江之涘。吾蒙受其赐，何以报之唯学尔。人生为学须及时，莫为年幼稚。祝我兄兄弟弟努力进行慰公期。
结 语
在传统时代，乡贤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草根和最乡土的一种文明力量。农耕社会安土重迁，讲究“惟桑与梓，必恭敬之”，精英的存在方式与现代社会有根本的不同。正是精英对乡土的支撑，中国社会才出现了普遍的文明和稳定。晚清时期，苏州著名绅士潘曾沂去世时，“其邻里之父老子弟哭之曰：今而后生谁为之养？而死谁为之葬？孤而贫者谁为之择师而教督之也？其疏且远而未尝赖以为生者，亦闻而叹曰：善人没矣，谁继起而为福于斯人也？”
“生于其乡，而众人共称其贤者，是为乡贤。”这种表率作用是儒家教化的典型形式，所谓“见贤思齐”是也。中国传统社会以礼代刑，以教化代替法治，乡贤的存在，实际上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自治精神。从这个意义上，重新发掘乡贤精神，不仅仅有历史价值。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