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读孔孟和鲁迅，往往不明白为什么鲁迅会对孔孟如此深恶痛绝，会在孔孟那些温文尔雅涵意俊永的字里行间读出“吃人”二字来。及至年稍长阅历稍多，尤其近些年尽管不时可以读到一些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因而对鲁迅颇不以为然的文字，尽管也逐渐明白鲁迅身上确实很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是却到底不能不佩服他老先生对孔孟的“知”，以及明白他从“知”中生出的铭心刻骨的憎恨。憎恨自然不能说是一种值得推崇的情感。但是要不“僧”，要宽容，要讲恕道，要“费厄泼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讲是非，尤其这种是非仍然在同样一个范畴里、在同样一个是非圈子里的时候。你损人牙眼，却反对报复，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承认损人牙眼不对，下次再也不了。否则你凭什么、你配不配叫人“费厄泼赖”呢，你首先就不“费厄”了。既不“费厄”，偏还要叫人家“泼赖”，天下哪有这种理儿呀！明知道没理还胡搅蛮缠，拿鲁迅的话来讲，不知该叫帮忙、帮闲还是帮凶？反正都是中华读书人传统的角色。之所以生出这番感慨，直接的起因大概是又读到一些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文字，又在拿老先生作筏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或者并不因为鲁迅的话(？)，孔老夫子连带各种各样老或不老的夫子都曾经被打入地狱，斯文扫地。于是要拨乱反正，雨过天青，好象偏偏应了鲁迅的老话，忽然又时兴起祭孔来了。这孔子的生命力天长地久真不到你不服气吧。一时之间，群贤毕至、峨冠博带、蔚为大观。还不知道有没有孙传芳、张宗昌一样提倡读经的。当然以今人的聪明智慧，既使有，也会有不同的说法，比方说，为了继承、宏扬传统文化宣扬爱国主义之类。对鲁迅的话跟对任何人的话一样，本来就该一分为二。读点孔孟经书，本来就没什么不妥。不读一读，怎么能够知道这两千年咱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说句老实话，跟鲁迅那个年代的人比比，咱们要读的，该读的，实在多着那，还差老鼻子了。可是读归读，要是读来读去，以为真可以从中找到老祖宗早给咱们预备下了的灵丹妙药、真以为可以解救生灵于涂炭之中，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却偏偏好象还是不知道两千年孔孟之道之为孔孟之道曾经使我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不知道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曾经并非为了玩一把、并非为了过把瘾就死地干过一回“打倒孔家店”的事的话，这就未免有点可惜了。
　　例如老先生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里这样说所谓孔孟之道，不错，孔子确实“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只不过“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候，面对礼崩乐坏、纲颓纪乱、国将不国等等，除了严刑峻法之外，思维定势常常使我们习惯于翻箱倒柜向传统讨生活，结果似乎偏偏忘了，我们到底要干什么。譬如咱们不是常说要提倡精神文明治理道德滑坡吗，很好。可是温文尔雅涵意俊永半天半天之后，还是见到作奸犯科的，于是你上前理论，他瞪你一眼，然后比如说，关你屁事？什么单位的？哪个级别？有没有介绍信？有没有什么什么？等等。你怎么答？关谁屁事！？有上级主管部门那，对不？事不关己，权且罢了。说小事儿吧，比如冲红灯呢，关自己的性命呢，罢不罢？照冲！为什么？因为警察叔叔没看见呗！？两千年来的情况，承认不承认，大抵如此。
　　几年前，在上海开会，给我们开车的小伙子看到车窗外写着日本公司名字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突然感慨起来，他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言下之意大概说，要是当年不去抗日，甘心当亡国奴，甘心当殖民地的话，现在的日子不定有多好过呢。我当时一定是被休克了，连同车的洋鬼子问起，也张口结舌不知道如何应对。搁在有关部门的档案里，这准又是一个所谓典型例子，证明必须大抓狠抓之类的了。可是事后想想，有时也颇觉得迷惑。你说站在小老百姓的立场上，除了渴望过上几天温饱日子，敢情他期望过更多，想象过当亡国奴和当国家主人的不同，幻想过过上一天有权掌握自己的命运，真正自己给自己当家作主的日子吗？你该去怎样说服他认同“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掌权的重要”呢？怎样说服他让他相信人不能没有责任感，不能没有尊严，不能低下高贵的头乃至相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呢？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吗。天下您算老几？率海哪有您的份？所以自然关你屁事？尤其当温饱问题被解释成人们的头等大事、被上升到价值伦理的高度的时候，为了温饱想点、干点未必丧权辱国的事、或者最多“有碍观瞻”地漂洋过海去追逐寻求一点希望，是不是也很可以解释很可以原谅呢？
　　与此相反，有一次是在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上，见到一个黑人小男孩吃完蛋糕随手扔了包装纸，一个大黑人喊住了他，我突然好奇，便停下来看个究竟。大人蹲下，指着脚下对小孩儿说，这是你的土地，这是我的土地，你不爱护、我不爱护，谁来爱护？小孩羞答答地，立即捡起纸屑，扔去垃圾桶。
　　我不想猜测这种事有没有典型意义，或者说这种事即使在彼邦又到底有普遍。没多大关系。不是说要培养公民意识吗？什么是公民意识？什么是公民意识和臣民意识的区别？这起码是个比较吧。
　　只是感慨莫名。
　　很多耳濡目染日久习惯的教条概念似乎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性的弱点就是这样，一旦形成思维定势，再改变也不容易。但是把这种思维定势当成真理往往太危险了。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统一与分裂，战争与和平，等等等等，主权或者叫解释权，在民还是在王，正是古代与现代的区别之所在，正是全部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忽视或者无视这种区别，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恰恰导致当今世界全部问题的出现。那个“洛伊宁格尔”所推崇的，要“以强有力的权力管理和思想道德管理措施迫使社会为进步忍受难以想象的牺牲”，不正是以这种思路为基础的吗？不过要人民忍受、要人民成为“难以想象的牺牲”，又叫那门子的社会进步？正如王蒙先生所说：如果工业化的道路是以饥饿为基石铺就的，那么，又何必搞什么工业化呢？
　　千古一问，石破天惊，敢问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志士仁人，谁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