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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丁玲的中篇小说《韦护》是以好友瞿秋白与王剑虹恋爱本事为原型的，但虽有现实人物的对应，其在创作时依然对诸多情节做了变动。丁玲或改写，或缩写，或保留都有其背后的原因与动力。在当时“革命加恋爱”文学创作模式的规范下，丁玲试图从文学书写的规范中逃脱，加入更多自己的情感与态度，保留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而通过现实与小说的对读，也从侧面展现了丁玲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生活经历与创作观念。
关键词：《韦护》 丁玲 瞿秋白 王剑虹
《韦护》是丁玲创作于1929年末的中篇小说，1930年1月至5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这篇小说系以挚友瞿秋白和王剑虹为原型，小说发表后，瞿秋白于1930年末曾托胡也频捎信给丁玲，信末署名便是“韦护”，可见也得到了瞿秋白本人的认可。不过即便其中的情节与人物十分真实，对于现实的还原度较高，我们也不能把其当传记坐实了来看。事实上，在丁玲写完初稿拿给胡也频看时，二人意见曾产生分歧，胡也频坚决要求丁玲重写，在《我的自白》中，丁玲回忆道：“他说：太不行了，必须重写！我们为此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又重写一遍。”a丁玲自己也承认她是对现实事实本身做了修改后才写进《韦护》中的，“有的朋友很不满意，说我把《韦护》赤裸裸地印上纸面了，但我以为与本来面目大不相同；但一点影子都没有，这也难说。”b因此，通过丁玲本人的叙述可以看出，即便《韦护》有原型，其中依然存在许多对现实改写后的情节。
一 、从瞿秋白到韦护
小说中，作为革命者与大学教员的韦护在和丽嘉陷入甜蜜而炽热的恋爱之后，几乎是完全放下，甚至抛弃了自己的工作，整日沉溺于二人世界的一方天地中，甚至一有空闲时间，连小小居室的门都不愿踏出一步，以至于连曾经最喜爱的诗歌创作都丢下了，对于工作，他更是敷衍，身边同事都对他抱有看法甚至敌意。书中对于二人间甜蜜爱情的描写十分细腻，有多处情节展示了韦护在这段恋爱中不断迷失自我的过程：
很快的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们两人变成一对小鸟儿似的，他们忘记了一切，连时光也忘记了。他们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栖在这小房子里……他们的眼光从没有离开过，而嘴便更少有停止了。c
“韦护，你还作诗吗？”
“不做了，我的生活已经全盘是诗了，还需要很笨的去做吗？而且我没有心去写了，心都在你的身上。” d
从这些描写中，丁玲为读者展现了一对完全沉浸在爱情中的恋人形象，结合后的二人如胶似漆，一刻也不愿分开，比起精神上的交流与陪伴，二人的感情在丁玲的笔下更带有些情欲的味道。在恋爱中，韦护抛弃爱好，丢下工作，失去自我，但并不以为意，他的心里全然只有丽嘉一人。读者不禁要问：这样的韦护真的是一个革命者形象吗。如果单独摘出这些描写来看，相信读者只会联想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些词汇，绝不会将韦护与革命队伍的战士联系到一起。然而现实中的瞿秋白真的如此吗？通过阅读丁玲回忆瞿秋白的散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笔者认为，现实中的瞿秋白并没有如书中的韦护那样夸张：
（秋白）开学以后，也常眷恋着家……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剑虹的情诗……剑虹也天天写诗，一本又一本。他们还一起读诗，中国历代的各家诗词，都爱不释手。
秋白在学校的工作不少，后来又加上翻译工作……我见他安排得很好……他这时显得精力旺盛，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剑虹谈诗、写诗。有时为了赶文章，就通宵坐在桌子面前，泡一杯茶，点上支烟，剑虹陪着他。他一夜能翻译一万字，我看过他写的稿纸，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气气的字，几乎连一个字也没有改动。e
可以看出，丁玲回忆中的瞿秋白与小说中塑造的韦护有不小差距，一个将爱情与工作协调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从爱情中获得积极向上的动力；一个则陷入爱情与工作的矛盾中，任何一边都无法顾及周全。丁玲在将瞿秋白作为原型书写时，也夸大了他身上的矛盾。当沉溺于恋爱中的韦护幡然醒悟，这才发觉已离曾经的自己十分遥远，而此时，韦护并没有采取任何折中调和的方法，尝试去平衡丽嘉与工作的矛盾，而是选择了远去广东，将痛苦狠心地全丢给丽嘉。丁玲笔下呈现的韦护是一个对待爱情与生活颇为幼稚、遇到问题只想逃避、心智不成熟且有些自私的成年人形象。事实上，比起小說中爱情的戛然而止，瞿秋白曾为这段爱情的平衡与挽回做过自己的努力。王剑虹于1924年1月23日曾写给瞿秋白一封信：
你问我“容许你‘社会的生命’和‘恋爱的生命’相‘调和’不？”我想了又想，归于“茫然”，不知怎样答你！“社会的生命”，“恋爱的生命”，“调和”，“不”，——不，我实在不会答复你。我还不懂什么是……你要回上海便回上海，你不能回上海便不回上海……你且莫问我什么“调和”……我不懂……那社会的生命和恋爱的生命调和便怎样？不调和又怎样？……我看着你的影儿好笑！我对你讲：你原意怎样，要怎样才觉得心里好过，那便是我容许你的，便是我要你的，便是你所谓我“命令”你的。这个答复满意吗？f
从这封王剑虹的回信中可以看出瞿秋白对于二人的感情是有顾虑的，并且希望以折中调和的方式来让感情顺利地维持下去，以修补感情与革命的矛盾。而在小说中，丁玲笔下的韦护对于同丽嘉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一直避而不谈，试图以表面上更加浓烈而炽热的爱来解决矛盾，当丽嘉善意提醒韦护已将工作丢下太长时间时，韦护也并未采取委婉的方式，想办法耐心地去解决工作的问题，而是以急转直下的姿态去逃避。因而才会给读者一种革命强制介入爱情中书写的突兀感，认为小说中丁玲对于爱情描写的篇幅与细腻程度远远胜于革命，革命反而成了空洞乏味且缺少说服力的事物，最后结局的逻辑缺乏支撑，陷入了模式化的僵局。g
通过上述两则现实与小说的对比可见丁玲在塑造韦护这个形象时，对于现实的瞿秋白是有变动的。那么丁玲为什么要删掉与改写其中的部分内容，将其中的逻辑略去，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加以思考。
第一，丁玲知晓“瞿王之恋”中早有不和谐因素，但出于对挚友剑虹的维护，因而略去瞿秋白的平衡与调和，使读者将感情失败的原因重点关注在韦护方面。张志忠曾提供一条线索，认为早在1928年发表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瞿秋白与王剑虹恋爱的不和谐就已初露端倪。丁玲在该小说中对瞿秋白进行了间接指责：“唉！从她信中，我可以揣想得出她婚后的生活，虽说她未肯明明的表白出来。神为什么要去捉弄这些在爱中的人儿？蕴姊是最神经质，最热情的人，自然她更受不住那渐渐的冷淡，那遮饰不住的虚情……”h作者在小说中的描写使人不自觉地进行遐想与猜测，联系丁玲于1931年5月在《我的自白》中讲到好友瞿秋白时转引了后者的自述： 他曾说，他爱她并不如他诚恳的那样，他只以为那女人十分的爱他，而他故意写诗，特意写的那样缠绵。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每日与朋友都是热烈地讨论一切问题，回家时，他很希望他的Lover能把关于他的工作、言论，知道一点，注意一点，但她对此毫无兴趣。他很希望得到一个心目中所要来的一个爱人。他曾老老实实地对我这样说过。我很希望我能执笔把它完全笔之于书。i
其中“故意”“特意”二词值得重点关注，丁玲对“瞿王之恋”中的不和谐是知情的，在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恋爱中，两人的感情投入并不对等。在瞿秋白后来察觉到自己无法平衡爱情与工作时，仍然采取了隐瞒甚至欺骗的做法，并且为了敷衍王剑虹，故意写一些情感缠绵而并不以为然的情诗，使剑虹仍沉浸在二人世界中并对感情抱有极大信心。作为剑虹的挚友，丁玲对于瞿秋白的这种做法显然肯定是有怨的。
因而在韦护身上隐去瞿秋白主动调和与王剑虹的恋爱，笔者认为首先是因为丁玲认为将调和的内容写在书中实际已无必要，她知道瞿秋白曾尝试的平衡并非真心出于对王剑虹不可分离的爱，瞿秋白真正想要的是与后来既是爱人也是党内同志的杨之华相恋爱那样的“融合”——瞿秋白于1929年3月15日曾致信杨之华，信中写道：“好爱爱，亲爱爱，我俩的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俩的工作也要融合在一起。” j可见调和不过是“瞿秋白对王剑虹恋情中的虚与委蛇”k，并无诚心想兼顾王剑虹与革命工作的想法。当然只根据丁玲的一家之言，我们无法确证与指责瞿秋白的虚伪与薄情，笔者在这里想讨论的只是丁玲在选择材料进入文本时的考量。其次，是出于丁玲对王剑虹——丽嘉形象的保护，韦护在面对丽嘉做出艰难的选择之前，其实并没有实际投入革命的工作，他只是在心里不断放大丽嘉与工作间的矛盾，因而最后的出走也带有强烈的逃避色彩，将瞿秋白的主动调和隐去，使读者在理解这段恋爱失败的原因时重点放在韦护心中的内在矛盾，而非丽嘉一方。
第二，丁玲本身在创作小说时就并未想把韦护写成革命战士，因而在展现韦护的心路历程时，并非从英雄的维度对其革命思想进行刻画，而是更多展现了韦护作为“人”的个体其内在的心灵斗争及懦弱的一面。
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文坛上掀起了“革命加恋爱”模式题材小说的创作，从五四而来的追求人的个性解放逐渐为社会解放的需求所替代，个人的个性主义启蒙已不再适应主流意识形态需求。正如茅盾所言：“那时中国文坛上要求着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深刻更有社会意义的创作。中国的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正在勃发。丁玲女士自然不能长久站在这空气之外……丁玲女士开始以流行的‘革命与恋爱’的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了，这就是那《韦护》。”l但事实上，革命并不在丁玲最初的创作意图中，丁玲在《我的创作生活》中曾说：“好些人看到出版的日期，硬拿来作为普罗文学批评，我真觉得冤枉。因为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在五卅前的几个人物……到《小说月报》登载，自己重读的时候，才很厉害地苦恼着，因为自己发现这只是不满足于写作‘一个很庸俗的故事，陷入恋爱与革命冲突的光赤式的陷阱里’去了。”！ 3如果按照寻常革命加恋爱题材小说的模式，丁玲应当创造一个坚定的韦护，对革命抱有着绝不动摇的意志，任何诱惑都阻挡不了韦护献身事业的热情，在全书笔墨的分配上也应当更侧重于革命，但正相反，丁玲并没有这样进行创作，她保留甚至夸大了韦护作为一个寻常人的情感，将其沉醉于恋爱的状态以及后来的矛盾暴露得十分完全。
从南京到上海，瞿秋白对丁玲的思想有着很大影响，二人相识于1923年8月，当丁玲还沉溺于个人主义的生活时，是瞿秋白引其走上了革命道路，因而丁玲对瞿秋白也有着同情心的理解。“我想，一个人总会有所偏，也总会有所失。在我们这样变化急剧的时代里，个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 4，因而强硬地将瞿秋白改写为一个革命志向坚定的战士违背了丁玲珍愛作为个体的自我坚持的信念。其原本的意图是在纪念性的创作中发觉瞿秋白的个性矛盾，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说，是想要“从个人感情生活的角度反映个人在走向社会过程中的矛盾与抉择”！ 5，而非深究革命与恋爱的高低关系。写出其间矛盾，并非因为丁玲否认瞿秋白的革命精神，相反，从各个时期丁玲记叙瞿秋白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她始终都对瞿秋白的革命精神予以肯定。比起丁玲后来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中所塑造的更标准的革命者形象若泉与望微，韦护显然并不符合当时文学创作的规范，但一个革命者首先是一个人，有着自然的需要，其次才是一个革命者。《韦护》并非丁玲响应“革命与恋爱”流行模式的创作，她想要写的是革命在发生转向时一些新的事与新的人以及这个转型过程给个体带来的影响，丁玲追求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展示，而非弘扬革命至上的观念。所以在对韦护形象的塑造上，便保留了这些后来革命文学往往不会写的内容。
二 、从王剑虹到丽嘉
（一）对丽嘉性格的塑造 根据丁玲回忆，瞿、王二人在相处交往的过程中虽然对彼此暗生情愫，但却始终没有什么明确而主动的表示，只得都在暗恋的相互猜测中一边甜蜜一边痛苦着。“施存统问我：‘你不觉得秋白有些变化吗？’我摇摇头。他又说：‘我问过他，他说他确实堕入恋爱里边了。问他爱谁，他怎么也不说，只说你猜猜。’”！ 6丁玲在施存统那里得知瞿秋白陷入了恋爱中，回去将此事告诉了王剑虹，但王剑虹的反应却超乎寻常的冷淡，甚至说过几天要回四川去，丁玲不解地询问王剑虹，而“她只苦苦一笑：‘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她甩开我就走了。”！ 7丁玲感到十分不解，直到后来在王剑虹垫被下发现了她写给瞿秋白的情诗，这才知晓其中的秘密。丁玲再三思考后，还是决定把剑虹的心意告诉秋白，于是去了瞿秋白的住处，将王剑虹的诗稿慎重地交给了他，并表示了自己对于二人感情真挚的祝福，这才解开了瞿王二人的心结，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了一起。可以说，丁玲算是二人感情的媒人，按照二人的性格，如果没有丁玲的促成，二人间的互相暗恋与折磨需要很久才能被捅破。在丁玲的记叙中，对于王剑虹的性格有如下的表述： abi@ 9丁玲：《我的自白》，《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第300页，第299页，第299页。
cd！ 9 @ 0 @ 1 @ 2 @ 3 @ 5丁玲：《韦护》，《丁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第109页，第43页，第47页，第88页，第89页，第64页，第123页。
enpq！ 8 @ 4 @ 6 @ 7 @ 8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第103页，第88页，第89页，第90页，第96页，第102页，第91页，第82页。
f 王剑虹：《王剑虹致瞿秋白（1924.1.23）》，转引李晓云：《瞿秋白书信一束》，载于《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2期，第8页。
g 参见任雨菲：《〈韦护〉——披著革命外衣的爱情故事》，载于《哲学文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81页；参见常彬：《虚写革命，实写爱情——左联初期丁玲对“革命加恋爱”模式的不自觉背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第181页。
h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j 瞿秋白：《致杨之华（1929.3.15）》，转引自李晓云：《瞿秋白书信一束》，载于《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2期，第6页。
k 张志忠：《强化史料意识，穿越史料迷宫——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第159页。
l 茅盾：《女作家丁玲》，《茅盾选集》（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页。
m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1页。
o# 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第208页。
# 0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文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 2 茅盾：《关于“差不多”》，《茅盾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页。
作 者： 李佳铭，武汉大学文学院2018级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韦护》 丁玲 瞿秋白 王剑虹
《韦护》是丁玲创作于1929年末的中篇小说，1930年1月至5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这篇小说系以挚友瞿秋白和王剑虹为原型，小说发表后，瞿秋白于1930年末曾托胡也频捎信给丁玲，信末署名便是“韦护”，可见也得到了瞿秋白本人的认可。不过即便其中的情节与人物十分真实，对于现实的还原度较高，我们也不能把其当传记坐实了来看。事实上，在丁玲写完初稿拿给胡也频看时，二人意见曾产生分歧，胡也频坚决要求丁玲重写，在《我的自白》中，丁玲回忆道：“他说：太不行了，必须重写！我们为此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又重写一遍。”a丁玲自己也承认她是对现实事实本身做了修改后才写进《韦护》中的，“有的朋友很不满意，说我把《韦护》赤裸裸地印上纸面了，但我以为与本来面目大不相同；但一点影子都没有，这也难说。”b因此，通过丁玲本人的叙述可以看出，即便《韦护》有原型，其中依然存在许多对现实改写后的情节。
一 、从瞿秋白到韦护
小说中，作为革命者与大学教员的韦护在和丽嘉陷入甜蜜而炽热的恋爱之后，几乎是完全放下，甚至抛弃了自己的工作，整日沉溺于二人世界的一方天地中，甚至一有空闲时间，连小小居室的门都不愿踏出一步，以至于连曾经最喜爱的诗歌创作都丢下了，对于工作，他更是敷衍，身边同事都对他抱有看法甚至敌意。书中对于二人间甜蜜爱情的描写十分细腻，有多处情节展示了韦护在这段恋爱中不断迷失自我的过程：
很快的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们两人变成一对小鸟儿似的，他们忘记了一切，连时光也忘记了。他们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栖在这小房子里……他们的眼光从没有离开过，而嘴便更少有停止了。c
“韦护，你还作诗吗？”
“不做了，我的生活已经全盘是诗了，还需要很笨的去做吗？而且我没有心去写了，心都在你的身上。” d
从这些描写中，丁玲为读者展现了一对完全沉浸在爱情中的恋人形象，结合后的二人如胶似漆，一刻也不愿分开，比起精神上的交流与陪伴，二人的感情在丁玲的笔下更带有些情欲的味道。在恋爱中，韦护抛弃爱好，丢下工作，失去自我，但并不以为意，他的心里全然只有丽嘉一人。读者不禁要问：这样的韦护真的是一个革命者形象吗。如果单独摘出这些描写来看，相信读者只会联想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些词汇，绝不会将韦护与革命队伍的战士联系到一起。然而现实中的瞿秋白真的如此吗？通过阅读丁玲回忆瞿秋白的散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笔者认为，现实中的瞿秋白并没有如书中的韦护那样夸张：
（秋白）开学以后，也常眷恋着家……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剑虹的情诗……剑虹也天天写诗，一本又一本。他们还一起读诗，中国历代的各家诗词，都爱不释手。
秋白在学校的工作不少，后来又加上翻译工作……我见他安排得很好……他这时显得精力旺盛，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剑虹谈诗、写诗。有时为了赶文章，就通宵坐在桌子面前，泡一杯茶，点上支烟，剑虹陪着他。他一夜能翻译一万字，我看过他写的稿纸，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气气的字，几乎连一个字也没有改动。e
可以看出，丁玲回忆中的瞿秋白与小说中塑造的韦护有不小差距，一个将爱情与工作协调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从爱情中获得积极向上的动力；一个则陷入爱情与工作的矛盾中，任何一边都无法顾及周全。丁玲在将瞿秋白作为原型书写时，也夸大了他身上的矛盾。当沉溺于恋爱中的韦护幡然醒悟，这才发觉已离曾经的自己十分遥远，而此时，韦护并没有采取任何折中调和的方法，尝试去平衡丽嘉与工作的矛盾，而是选择了远去广东，将痛苦狠心地全丢给丽嘉。丁玲笔下呈现的韦护是一个对待爱情与生活颇为幼稚、遇到问题只想逃避、心智不成熟且有些自私的成年人形象。事实上，比起小說中爱情的戛然而止，瞿秋白曾为这段爱情的平衡与挽回做过自己的努力。王剑虹于1924年1月23日曾写给瞿秋白一封信：
你问我“容许你‘社会的生命’和‘恋爱的生命’相‘调和’不？”我想了又想，归于“茫然”，不知怎样答你！“社会的生命”，“恋爱的生命”，“调和”，“不”，——不，我实在不会答复你。我还不懂什么是……你要回上海便回上海，你不能回上海便不回上海……你且莫问我什么“调和”……我不懂……那社会的生命和恋爱的生命调和便怎样？不调和又怎样？……我看着你的影儿好笑！我对你讲：你原意怎样，要怎样才觉得心里好过，那便是我容许你的，便是我要你的，便是你所谓我“命令”你的。这个答复满意吗？f
从这封王剑虹的回信中可以看出瞿秋白对于二人的感情是有顾虑的，并且希望以折中调和的方式来让感情顺利地维持下去，以修补感情与革命的矛盾。而在小说中，丁玲笔下的韦护对于同丽嘉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一直避而不谈，试图以表面上更加浓烈而炽热的爱来解决矛盾，当丽嘉善意提醒韦护已将工作丢下太长时间时，韦护也并未采取委婉的方式，想办法耐心地去解决工作的问题，而是以急转直下的姿态去逃避。因而才会给读者一种革命强制介入爱情中书写的突兀感，认为小说中丁玲对于爱情描写的篇幅与细腻程度远远胜于革命，革命反而成了空洞乏味且缺少说服力的事物，最后结局的逻辑缺乏支撑，陷入了模式化的僵局。g
通过上述两则现实与小说的对比可见丁玲在塑造韦护这个形象时，对于现实的瞿秋白是有变动的。那么丁玲为什么要删掉与改写其中的部分内容，将其中的逻辑略去，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加以思考。
第一，丁玲知晓“瞿王之恋”中早有不和谐因素，但出于对挚友剑虹的维护，因而略去瞿秋白的平衡与调和，使读者将感情失败的原因重点关注在韦护方面。张志忠曾提供一条线索，认为早在1928年发表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瞿秋白与王剑虹恋爱的不和谐就已初露端倪。丁玲在该小说中对瞿秋白进行了间接指责：“唉！从她信中，我可以揣想得出她婚后的生活，虽说她未肯明明的表白出来。神为什么要去捉弄这些在爱中的人儿？蕴姊是最神经质，最热情的人，自然她更受不住那渐渐的冷淡，那遮饰不住的虚情……”h作者在小说中的描写使人不自觉地进行遐想与猜测，联系丁玲于1931年5月在《我的自白》中讲到好友瞿秋白时转引了后者的自述： 他曾说，他爱她并不如他诚恳的那样，他只以为那女人十分的爱他，而他故意写诗，特意写的那样缠绵。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每日与朋友都是热烈地讨论一切问题，回家时，他很希望他的Lover能把关于他的工作、言论，知道一点，注意一点，但她对此毫无兴趣。他很希望得到一个心目中所要来的一个爱人。他曾老老实实地对我这样说过。我很希望我能执笔把它完全笔之于书。i
其中“故意”“特意”二词值得重点关注，丁玲对“瞿王之恋”中的不和谐是知情的，在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恋爱中，两人的感情投入并不对等。在瞿秋白后来察觉到自己无法平衡爱情与工作时，仍然采取了隐瞒甚至欺骗的做法，并且为了敷衍王剑虹，故意写一些情感缠绵而并不以为然的情诗，使剑虹仍沉浸在二人世界中并对感情抱有极大信心。作为剑虹的挚友，丁玲对于瞿秋白的这种做法显然肯定是有怨的。
因而在韦护身上隐去瞿秋白主动调和与王剑虹的恋爱，笔者认为首先是因为丁玲认为将调和的内容写在书中实际已无必要，她知道瞿秋白曾尝试的平衡并非真心出于对王剑虹不可分离的爱，瞿秋白真正想要的是与后来既是爱人也是党内同志的杨之华相恋爱那样的“融合”——瞿秋白于1929年3月15日曾致信杨之华，信中写道：“好爱爱，亲爱爱，我俩的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俩的工作也要融合在一起。” j可见调和不过是“瞿秋白对王剑虹恋情中的虚与委蛇”k，并无诚心想兼顾王剑虹与革命工作的想法。当然只根据丁玲的一家之言，我们无法确证与指责瞿秋白的虚伪与薄情，笔者在这里想讨论的只是丁玲在选择材料进入文本时的考量。其次，是出于丁玲对王剑虹——丽嘉形象的保护，韦护在面对丽嘉做出艰难的选择之前，其实并没有实际投入革命的工作，他只是在心里不断放大丽嘉与工作间的矛盾，因而最后的出走也带有强烈的逃避色彩，将瞿秋白的主动调和隐去，使读者在理解这段恋爱失败的原因时重点放在韦护心中的内在矛盾，而非丽嘉一方。
第二，丁玲本身在创作小说时就并未想把韦护写成革命战士，因而在展现韦护的心路历程时，并非从英雄的维度对其革命思想进行刻画，而是更多展现了韦护作为“人”的个体其内在的心灵斗争及懦弱的一面。
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文坛上掀起了“革命加恋爱”模式题材小说的创作，从五四而来的追求人的个性解放逐渐为社会解放的需求所替代，个人的个性主义启蒙已不再适应主流意识形态需求。正如茅盾所言：“那时中国文坛上要求着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深刻更有社会意义的创作。中国的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正在勃发。丁玲女士自然不能长久站在这空气之外……丁玲女士开始以流行的‘革命与恋爱’的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了，这就是那《韦护》。”l但事实上，革命并不在丁玲最初的创作意图中，丁玲在《我的创作生活》中曾说：“好些人看到出版的日期，硬拿来作为普罗文学批评，我真觉得冤枉。因为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在五卅前的几个人物……到《小说月报》登载，自己重读的时候，才很厉害地苦恼着，因为自己发现这只是不满足于写作‘一个很庸俗的故事，陷入恋爱与革命冲突的光赤式的陷阱里’去了。”！ 3如果按照寻常革命加恋爱题材小说的模式，丁玲应当创造一个坚定的韦护，对革命抱有着绝不动摇的意志，任何诱惑都阻挡不了韦护献身事业的热情，在全书笔墨的分配上也应当更侧重于革命，但正相反，丁玲并没有这样进行创作，她保留甚至夸大了韦护作为一个寻常人的情感，将其沉醉于恋爱的状态以及后来的矛盾暴露得十分完全。
从南京到上海，瞿秋白对丁玲的思想有着很大影响，二人相识于1923年8月，当丁玲还沉溺于个人主义的生活时，是瞿秋白引其走上了革命道路，因而丁玲对瞿秋白也有着同情心的理解。“我想，一个人总会有所偏，也总会有所失。在我们这样变化急剧的时代里，个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 4，因而强硬地将瞿秋白改写为一个革命志向坚定的战士违背了丁玲珍愛作为个体的自我坚持的信念。其原本的意图是在纪念性的创作中发觉瞿秋白的个性矛盾，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说，是想要“从个人感情生活的角度反映个人在走向社会过程中的矛盾与抉择”！ 5，而非深究革命与恋爱的高低关系。写出其间矛盾，并非因为丁玲否认瞿秋白的革命精神，相反，从各个时期丁玲记叙瞿秋白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她始终都对瞿秋白的革命精神予以肯定。比起丁玲后来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中所塑造的更标准的革命者形象若泉与望微，韦护显然并不符合当时文学创作的规范，但一个革命者首先是一个人，有着自然的需要，其次才是一个革命者。《韦护》并非丁玲响应“革命与恋爱”流行模式的创作，她想要写的是革命在发生转向时一些新的事与新的人以及这个转型过程给个体带来的影响，丁玲追求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展示，而非弘扬革命至上的观念。所以在对韦护形象的塑造上，便保留了这些后来革命文学往往不会写的内容。
二 、从王剑虹到丽嘉
（一）对丽嘉性格的塑造 根据丁玲回忆，瞿、王二人在相处交往的过程中虽然对彼此暗生情愫，但却始终没有什么明确而主动的表示，只得都在暗恋的相互猜测中一边甜蜜一边痛苦着。“施存统问我：‘你不觉得秋白有些变化吗？’我摇摇头。他又说：‘我问过他，他说他确实堕入恋爱里边了。问他爱谁，他怎么也不说，只说你猜猜。’”！ 6丁玲在施存统那里得知瞿秋白陷入了恋爱中，回去将此事告诉了王剑虹，但王剑虹的反应却超乎寻常的冷淡，甚至说过几天要回四川去，丁玲不解地询问王剑虹，而“她只苦苦一笑：‘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她甩开我就走了。”！ 7丁玲感到十分不解，直到后来在王剑虹垫被下发现了她写给瞿秋白的情诗，这才知晓其中的秘密。丁玲再三思考后，还是决定把剑虹的心意告诉秋白，于是去了瞿秋白的住处，将王剑虹的诗稿慎重地交给了他，并表示了自己对于二人感情真挚的祝福，这才解开了瞿王二人的心结，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了一起。可以说，丁玲算是二人感情的媒人，按照二人的性格，如果没有丁玲的促成，二人间的互相暗恋与折磨需要很久才能被捅破。在丁玲的记叙中，对于王剑虹的性格有如下的表述： abi@ 9丁玲：《我的自白》，《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第300页，第299页，第299页。
cd！ 9 @ 0 @ 1 @ 2 @ 3 @ 5丁玲：《韦护》，《丁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第109页，第43页，第47页，第88页，第89页，第64页，第123页。
enpq！ 8 @ 4 @ 6 @ 7 @ 8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第103页，第88页，第89页，第90页，第96页，第102页，第91页，第82页。
f 王剑虹：《王剑虹致瞿秋白（1924.1.23）》，转引李晓云：《瞿秋白书信一束》，载于《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2期，第8页。
g 参见任雨菲：《〈韦护〉——披著革命外衣的爱情故事》，载于《哲学文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81页；参见常彬：《虚写革命，实写爱情——左联初期丁玲对“革命加恋爱”模式的不自觉背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第181页。
h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j 瞿秋白：《致杨之华（1929.3.15）》，转引自李晓云：《瞿秋白书信一束》，载于《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2期，第6页。
k 张志忠：《强化史料意识，穿越史料迷宫——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第159页。
l 茅盾：《女作家丁玲》，《茅盾选集》（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页。
m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1页。
o# 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第208页。
# 0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文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 2 茅盾：《关于“差不多”》，《茅盾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页。
作 者： 李佳铭，武汉大学文学院2018级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