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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获释
22岁那年，我因谋杀前女友珍妮弗的罪名而入狱。我没有杀人，但除了父母之外，只有西北大学错误定罪中心的律师相信我。他们不眠不休地为我奔走。遭受冤狱13年之后，2008年他们争取到伊利诺州高等法院受理上诉案。
我应该很兴奋，但我不让自己冲昏头。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曾经5次等待判决结果，结果5次都被送回原来的牢房。然而我不能丧气。检察官一口咬定我和珍妮弗的关系不稳定；至于动机，他们坚称我嫉妒她劈腿的对象。坦白说这是事实，但我的律师握有一张王牌——那是初审时被遗漏的证据，证明案发当时我人远在200多公里之外。
2008年5月22日上午，法官即将宣判。狱警领我走出牢房，经过走道时，狱友阿曼多将我拦下，他看来比我还要紧张。他说：“我无法忍受你跟我说失败了，所以待会儿如果你赢了，看到我的时候不要说话，只要跳起来脚跟互碰就好了。”
我走进狱中的一个空房间，狱警在里面。几分钟后判决来了。
-
我恍恍惚惚地走回牢房，阿曼多希望从我脸上读出线索，但我只是茫然地看着前方。没多久我的脚步加快，后来变成快胞，然后略为屈膝，跳跃起来!在悲惨的地狱待了13年之后……我终于跳起来碰了一下脚跟!
现在，我正在控告5位警察和2位检察官对我的诬陷。此外，由于法官并未宣判我无罪，只是没有定罪，因此我要申诉争取伊利诺州的无罪证明。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他们永远无法夺走5月的那一天——我重生的那一天。
那天，我和史普林斯汀合唱
打从高一开始，我的最大心愿就是在舞台上和乡村摇滚歌手布鲁斯·史普林斯汀合唱。我在南费城长大，有时会搭好友的别克汽车去兜风，二路音响大开，到街上去看赛车。当时我的生活根本就和史普林斯汀的歌曲描绘的情景一模一样!
20世纪80年代末，我开始扮猫王上台表演。我常想，哪天要是扮成猫王去看史普林斯汀的演唱会，他可能会拉我上台去唱歌。每次去他的演唱会，我都想着：“这次一定要穿猫王装!”但每次都临阵退缩。
2009年10月19日，我买了费城光影剧场演唱会的票。1980年我第一次听史普林斯汀演唱，就是在这里。他们让观众抽签进舞台旁边的摇滚区，而我抽中了。
我穿着浅蓝色的猫王装(附加披风)，手里还举着牌子：“猫王可以和歌王合唱吗?”史普林斯汀看到时笑了，还和乐队开玩笑。接着乐队开始演奏《浑身是劲》，史普林斯汀看着我说：“好吧，猫王上来吧!”
那是我一生中最棒的时刻。突然间，史普林斯汀和我面对面，台下还有超过1.8万名尖叫的粉丝。他将麦克风递给我，那仿佛是加入他乐团的钥匙。我决定全力以赴，忘情唱起猫王《蓝色壳皮鞋》里的歌词：“第一为了钱：第二为了表演!”
唱完全曲后，我还想再唱几句。史普林斯汀看了我一眼，似乎在说：“老兄，你的部分结束了。”我最后一鞠躬，挥舞披风，跳下台时，史普林斯汀喊道：“猫王离开了!”
那天，我儿子重新站起来
每个孩子开始学步的那天都是很特别的，但当康纳开始走路时，我们就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当时他17个月大，走路垫着脚尖。小儿科医生说不用担心，但没多久康纳的肌肉逐渐无力；3岁时出现上半身无力的症状；到了5岁，头抬不起来；读小学一年级时，病况从穿辅具恶化到需要坐轮椅。我们的心都碎了。他的心智很正常，但随着时间流转，他变得容易疲倦，无法握笔写字，甚至无法自己吃饭。
所有人都感到困惑，康纳的症状不符合任何明确的诊断，他的身体是扭曲的，但认知能力毫无问题。我们做过各种检查，已排除肌肉萎缩等疾病；我们也多方征询意见，但没人能诊断出来。
挫折之余，我开始自己找资料。2002年康纳4岁时，我在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谈到一种很罕见的遗传疾病“肌张力不全症”，之后这篇文章就一直萦绕在我脑中。照片里的孩子就像康纳一样撑着身子。我将照片拿给一个又一个医生看，他们都坚称：“这种病太罕见，康纳也没有表现出所有的症状。”
2004年，我们去看遗传学家尚恩·麦肯勒斯医生。终于有人认真评估我们的想法，他同意康纳的症状确实有肌张力不全症的迹象，可能可以服用左旋多巴来治疗。但这中间有个很大的疑虑：进行成人药物试验时，发现可能的副作用包括心律不整和幻觉。我不可能让一个6岁的孩子经历这些，但随着康纳的状况日趋恶化，我别无选择。
康纳要服用的左旋多巴必须由神经学家开药。2006年，我们去见尔文·杰科布医生，他最后同意开药。他说，如果有效，马上就能看出来。2007年6月21日，康纳已经9岁，杰科布医生让他服第一剂药。隔天早上我去叫他起床，我看到他跪在床上，那是他自学步期之后就没出现过的动作。他大叫：“妈，你看!”康纳非常兴奋，但我不敢相信药物真的有效。
康纳的身体越来越好。一周后，他的上半身挺直不少；几周后，可以像学步的孩子一样，沿途扶着家具走路；接着他扶着我的双手走路，然后进步到只扶一只手。8月13日，他靠着自己的力量走过客厅。奇迹发生了：左旋多巴真的有效!
5月9日是康纳12岁的生日，但我们还会帮他庆祝另一个纪念日：我们将每年的6月21日订为多巴日，一样切蛋糕、送礼物。那是康纳的第二个“生日”，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那天，我将一个人送上太空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是1961年5月5日，那天，我们将第一位美国人送上太空。那名航天员是艾伦·谢帕德，而我是美国太空总署地面指挥中心的第一位飞航指挥员。我坐在控制台前，统筹与航天员及技术人员的对话联系，确保飞航任务安全完成是我的首要任务。
那天卡纳维尔角上空乌云笼罩，延迟发射数次后，终于放晴。开始倒数计时：倒数3小时、倒数1小时、倒数10分钟……一直进行到倒数2分钟。我们已经练习过多少次了?几百次了吧?但从来没有超过倒数2分钟。
我们已尽一切力量确保航天员的安全，但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在当时，火箭的危险性很高，在发射台或太空中爆炸都绝对有可能。我将这个念头抛诸脑后，按表检查，工作人员一一回复：“确认。”
倒数2分钟后，所有人就得保持肃静，除非是停止倒数。如果有人开口，那表示我得按钮启动逃生舱。我很高兴没人开口。我颤抖得很厉害，几乎看不见面前的麦克风。当谢帕德说出神奇的两个字：“升空!”就好像足球比赛开踢——所有人都已准备好要上场。
整趟航程历时仅15分28秒。回顾起来，那是很光荣的日子，一切都很顺利，仿佛只是另一次模拟。我感觉那天自己为国家做了贡献——1961年5月5日，我代表的是美国，不是太空总署，不是航天员或我自己……而是我的国家。除了战争，你什么时候能体会这种感觉?
那天，我不再感到孤单
当人们听说我是最年轻独自划船越过大西 洋的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一个22岁的女子如何驾着五六米长的船，顶着狂风巨浪持续航行70天?‘ 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其实不是体力。当我决定进行这项航程时，已累积很多经历：包括骑越野车5300公里，跑步横越美国西南部的莫哈维沙漠，游过美东500多公里长的亚利加尼河。最艰难的是心理层面：我要如何面对孤单、无聊、广阔无边的海洋?
2010年1月3日，我从塞内加尔的海岸出发去寻找答案。过去当日试单人渡洋的挑战者中，半数以上出发两周内就需要救援，因此我将目标放在横越1／4的大西洋，时间约需20天。
第20天是1月22日，天气灰暗阴沉。我该做点什么事来庆祝，例如打开一条士力架巧克力。当你处在大西洋正中央，这就算很疯狂的举动了。但我无心庆祝，我正陷入严重的孤独感。我已超过两周未曾见到陆地。在这种日子里，10分钟就像10小时一样。你开始觉得每天都差不多，吃东西、划船、睡觉，重复再重复；看天、看海，然后重复再重复……真的会让人想尖叫!那天大约日落时分，我看到水面有东西在动。十几片鱼鳍在我的船附近冒出来。鲨鱼!我在海中央一动也不动，小心注意它们的动静。它们逐渐靠近，我听到呼啸声，像是轻轻的哨音，原来不是鲨鱼，是海豚!它们在我的船四周环绕，伸手可及，于是我伸手触碰。
之后的20分钟我使出全力划行，它们一路相伴，不时跳出水面翻腾，和我的船玩游戏。我们分手时，我已不再孤单，最棒的是，我知道我一定能顺利走完全程。
最后我果真完成4534公里的全部航程。在海上70天又5个小时后，于3月14日抵达南美盖亚纳。这趟越洋航行为蓝色行星运转基金会募得7万美元，将用于资助全球饮水计划。
在那样的时刻，能深刻感受到与太阳、气候、海浪紧密相连，还有与海豚的联系。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那天，我点了一杯咖啡
1960年2月1日，地点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农工大学。我在图书馆与3个朋友碰面，一起走了一公里多的路到伍尔沃斯百货公司。我是上完课直接过去的，所以穿着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的制服。走在路上感觉很诡异，没有人说话。我知道那天可能是我的死期。
当时在美国南方，非裔美国人不能与白人共餐。伍尔沃斯的地下室另有一处专门为黑人准备的餐台，我和朋友决定坐在白人的餐台点餐，并真的付诸行动。
现场立刻一片肃静，伍尔沃斯变得像教堂一样安静。人们送往嘴里的汤匙凝结在半空中，每一双眼睛都盯着我们。
我们再次要求女侍给我们咖啡和甜甜圈，她说：“对不起，我不能为你们服务。”
“为什么不能?”
“惯例就是这样。”
我问：“但你也认为这个惯例是错的，不是吗?”
我们决定要非常有礼貌。我们的目标是让人们感到尴尬，并开始做对的事。于是我们坐在那里，等待。
一名警察走进来，显然很生气。他的脸像甜菜一样红，就站在我身后，我感觉到热气吹在我脖子上。他抽出警棍，我心想，完蛋了。但他只是站了一分钟便退开，并开始来回踱步。我突然明白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那时候，我知道我们可以成功!
一位个头娇小的白人老太太坐在餐台那一头，看起来仿佛有200岁。她吃完甜甜圈后径直走向我们，我打起精神准备接受一连串的辱骂，没想到她将手放在我们肩上说：“孩子们，我真为你们感到骄傲，唯一的遗憾是你们没有早10年这么做。”这句话让我们更有决心要贯彻到底。
之后半年，我们每天都走到这个餐台，直到我们4名非裔美国人终于买到一杯咖啡。
1960年2月我在餐台前坐下15秒后，我感受到强烈的解脱、净化与自我接纳。那是虔诚的人在祈求与颂扬的感觉，是人们一生都在追求的’自由感受，即使当下死去我也了无遗憾，我一无所惧。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编辑／王克峰)
22岁那年，我因谋杀前女友珍妮弗的罪名而入狱。我没有杀人，但除了父母之外，只有西北大学错误定罪中心的律师相信我。他们不眠不休地为我奔走。遭受冤狱13年之后，2008年他们争取到伊利诺州高等法院受理上诉案。
我应该很兴奋，但我不让自己冲昏头。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曾经5次等待判决结果，结果5次都被送回原来的牢房。然而我不能丧气。检察官一口咬定我和珍妮弗的关系不稳定；至于动机，他们坚称我嫉妒她劈腿的对象。坦白说这是事实，但我的律师握有一张王牌——那是初审时被遗漏的证据，证明案发当时我人远在200多公里之外。
2008年5月22日上午，法官即将宣判。狱警领我走出牢房，经过走道时，狱友阿曼多将我拦下，他看来比我还要紧张。他说：“我无法忍受你跟我说失败了，所以待会儿如果你赢了，看到我的时候不要说话，只要跳起来脚跟互碰就好了。”
我走进狱中的一个空房间，狱警在里面。几分钟后判决来了。
-
我恍恍惚惚地走回牢房，阿曼多希望从我脸上读出线索，但我只是茫然地看着前方。没多久我的脚步加快，后来变成快胞，然后略为屈膝，跳跃起来!在悲惨的地狱待了13年之后……我终于跳起来碰了一下脚跟!
现在，我正在控告5位警察和2位检察官对我的诬陷。此外，由于法官并未宣判我无罪，只是没有定罪，因此我要申诉争取伊利诺州的无罪证明。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他们永远无法夺走5月的那一天——我重生的那一天。
那天，我和史普林斯汀合唱
打从高一开始，我的最大心愿就是在舞台上和乡村摇滚歌手布鲁斯·史普林斯汀合唱。我在南费城长大，有时会搭好友的别克汽车去兜风，二路音响大开，到街上去看赛车。当时我的生活根本就和史普林斯汀的歌曲描绘的情景一模一样!
20世纪80年代末，我开始扮猫王上台表演。我常想，哪天要是扮成猫王去看史普林斯汀的演唱会，他可能会拉我上台去唱歌。每次去他的演唱会，我都想着：“这次一定要穿猫王装!”但每次都临阵退缩。
2009年10月19日，我买了费城光影剧场演唱会的票。1980年我第一次听史普林斯汀演唱，就是在这里。他们让观众抽签进舞台旁边的摇滚区，而我抽中了。
我穿着浅蓝色的猫王装(附加披风)，手里还举着牌子：“猫王可以和歌王合唱吗?”史普林斯汀看到时笑了，还和乐队开玩笑。接着乐队开始演奏《浑身是劲》，史普林斯汀看着我说：“好吧，猫王上来吧!”
那是我一生中最棒的时刻。突然间，史普林斯汀和我面对面，台下还有超过1.8万名尖叫的粉丝。他将麦克风递给我，那仿佛是加入他乐团的钥匙。我决定全力以赴，忘情唱起猫王《蓝色壳皮鞋》里的歌词：“第一为了钱：第二为了表演!”
唱完全曲后，我还想再唱几句。史普林斯汀看了我一眼，似乎在说：“老兄，你的部分结束了。”我最后一鞠躬，挥舞披风，跳下台时，史普林斯汀喊道：“猫王离开了!”
那天，我儿子重新站起来
每个孩子开始学步的那天都是很特别的，但当康纳开始走路时，我们就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当时他17个月大，走路垫着脚尖。小儿科医生说不用担心，但没多久康纳的肌肉逐渐无力；3岁时出现上半身无力的症状；到了5岁，头抬不起来；读小学一年级时，病况从穿辅具恶化到需要坐轮椅。我们的心都碎了。他的心智很正常，但随着时间流转，他变得容易疲倦，无法握笔写字，甚至无法自己吃饭。
所有人都感到困惑，康纳的症状不符合任何明确的诊断，他的身体是扭曲的，但认知能力毫无问题。我们做过各种检查，已排除肌肉萎缩等疾病；我们也多方征询意见，但没人能诊断出来。
挫折之余，我开始自己找资料。2002年康纳4岁时，我在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谈到一种很罕见的遗传疾病“肌张力不全症”，之后这篇文章就一直萦绕在我脑中。照片里的孩子就像康纳一样撑着身子。我将照片拿给一个又一个医生看，他们都坚称：“这种病太罕见，康纳也没有表现出所有的症状。”
2004年，我们去看遗传学家尚恩·麦肯勒斯医生。终于有人认真评估我们的想法，他同意康纳的症状确实有肌张力不全症的迹象，可能可以服用左旋多巴来治疗。但这中间有个很大的疑虑：进行成人药物试验时，发现可能的副作用包括心律不整和幻觉。我不可能让一个6岁的孩子经历这些，但随着康纳的状况日趋恶化，我别无选择。
康纳要服用的左旋多巴必须由神经学家开药。2006年，我们去见尔文·杰科布医生，他最后同意开药。他说，如果有效，马上就能看出来。2007年6月21日，康纳已经9岁，杰科布医生让他服第一剂药。隔天早上我去叫他起床，我看到他跪在床上，那是他自学步期之后就没出现过的动作。他大叫：“妈，你看!”康纳非常兴奋，但我不敢相信药物真的有效。
康纳的身体越来越好。一周后，他的上半身挺直不少；几周后，可以像学步的孩子一样，沿途扶着家具走路；接着他扶着我的双手走路，然后进步到只扶一只手。8月13日，他靠着自己的力量走过客厅。奇迹发生了：左旋多巴真的有效!
5月9日是康纳12岁的生日，但我们还会帮他庆祝另一个纪念日：我们将每年的6月21日订为多巴日，一样切蛋糕、送礼物。那是康纳的第二个“生日”，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那天，我将一个人送上太空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是1961年5月5日，那天，我们将第一位美国人送上太空。那名航天员是艾伦·谢帕德，而我是美国太空总署地面指挥中心的第一位飞航指挥员。我坐在控制台前，统筹与航天员及技术人员的对话联系，确保飞航任务安全完成是我的首要任务。
那天卡纳维尔角上空乌云笼罩，延迟发射数次后，终于放晴。开始倒数计时：倒数3小时、倒数1小时、倒数10分钟……一直进行到倒数2分钟。我们已经练习过多少次了?几百次了吧?但从来没有超过倒数2分钟。
我们已尽一切力量确保航天员的安全，但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在当时，火箭的危险性很高，在发射台或太空中爆炸都绝对有可能。我将这个念头抛诸脑后，按表检查，工作人员一一回复：“确认。”
倒数2分钟后，所有人就得保持肃静，除非是停止倒数。如果有人开口，那表示我得按钮启动逃生舱。我很高兴没人开口。我颤抖得很厉害，几乎看不见面前的麦克风。当谢帕德说出神奇的两个字：“升空!”就好像足球比赛开踢——所有人都已准备好要上场。
整趟航程历时仅15分28秒。回顾起来，那是很光荣的日子，一切都很顺利，仿佛只是另一次模拟。我感觉那天自己为国家做了贡献——1961年5月5日，我代表的是美国，不是太空总署，不是航天员或我自己……而是我的国家。除了战争，你什么时候能体会这种感觉?
那天，我不再感到孤单
当人们听说我是最年轻独自划船越过大西 洋的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一个22岁的女子如何驾着五六米长的船，顶着狂风巨浪持续航行70天?‘ 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其实不是体力。当我决定进行这项航程时，已累积很多经历：包括骑越野车5300公里，跑步横越美国西南部的莫哈维沙漠，游过美东500多公里长的亚利加尼河。最艰难的是心理层面：我要如何面对孤单、无聊、广阔无边的海洋?
2010年1月3日，我从塞内加尔的海岸出发去寻找答案。过去当日试单人渡洋的挑战者中，半数以上出发两周内就需要救援，因此我将目标放在横越1／4的大西洋，时间约需20天。
第20天是1月22日，天气灰暗阴沉。我该做点什么事来庆祝，例如打开一条士力架巧克力。当你处在大西洋正中央，这就算很疯狂的举动了。但我无心庆祝，我正陷入严重的孤独感。我已超过两周未曾见到陆地。在这种日子里，10分钟就像10小时一样。你开始觉得每天都差不多，吃东西、划船、睡觉，重复再重复；看天、看海，然后重复再重复……真的会让人想尖叫!那天大约日落时分，我看到水面有东西在动。十几片鱼鳍在我的船附近冒出来。鲨鱼!我在海中央一动也不动，小心注意它们的动静。它们逐渐靠近，我听到呼啸声，像是轻轻的哨音，原来不是鲨鱼，是海豚!它们在我的船四周环绕，伸手可及，于是我伸手触碰。
之后的20分钟我使出全力划行，它们一路相伴，不时跳出水面翻腾，和我的船玩游戏。我们分手时，我已不再孤单，最棒的是，我知道我一定能顺利走完全程。
最后我果真完成4534公里的全部航程。在海上70天又5个小时后，于3月14日抵达南美盖亚纳。这趟越洋航行为蓝色行星运转基金会募得7万美元，将用于资助全球饮水计划。
在那样的时刻，能深刻感受到与太阳、气候、海浪紧密相连，还有与海豚的联系。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那天，我点了一杯咖啡
1960年2月1日，地点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农工大学。我在图书馆与3个朋友碰面，一起走了一公里多的路到伍尔沃斯百货公司。我是上完课直接过去的，所以穿着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的制服。走在路上感觉很诡异，没有人说话。我知道那天可能是我的死期。
当时在美国南方，非裔美国人不能与白人共餐。伍尔沃斯的地下室另有一处专门为黑人准备的餐台，我和朋友决定坐在白人的餐台点餐，并真的付诸行动。
现场立刻一片肃静，伍尔沃斯变得像教堂一样安静。人们送往嘴里的汤匙凝结在半空中，每一双眼睛都盯着我们。
我们再次要求女侍给我们咖啡和甜甜圈，她说：“对不起，我不能为你们服务。”
“为什么不能?”
“惯例就是这样。”
我问：“但你也认为这个惯例是错的，不是吗?”
我们决定要非常有礼貌。我们的目标是让人们感到尴尬，并开始做对的事。于是我们坐在那里，等待。
一名警察走进来，显然很生气。他的脸像甜菜一样红，就站在我身后，我感觉到热气吹在我脖子上。他抽出警棍，我心想，完蛋了。但他只是站了一分钟便退开，并开始来回踱步。我突然明白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那时候，我知道我们可以成功!
一位个头娇小的白人老太太坐在餐台那一头，看起来仿佛有200岁。她吃完甜甜圈后径直走向我们，我打起精神准备接受一连串的辱骂，没想到她将手放在我们肩上说：“孩子们，我真为你们感到骄傲，唯一的遗憾是你们没有早10年这么做。”这句话让我们更有决心要贯彻到底。
之后半年，我们每天都走到这个餐台，直到我们4名非裔美国人终于买到一杯咖啡。
1960年2月我在餐台前坐下15秒后，我感受到强烈的解脱、净化与自我接纳。那是虔诚的人在祈求与颂扬的感觉，是人们一生都在追求的’自由感受，即使当下死去我也了无遗憾，我一无所惧。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编辑／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