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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结晶，是地方人民劳动和生活的真实写真。方言是一个人的地方印记和族群符号，它生动形象地折射出不同地域的文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催”就印证了方言对人影响之深。而现如今，随着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日益频繁，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日益紧密，普通话越来越成为人们交流媒介的首选和通用语。然而，普通话的推广也在迅速侵蚀方言的生存空间，方言在社交场合的地位逐步被普通话所替代，我们不乏担忧照这样下去方言是否会难逃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呢？
关键词：方言；家庭语言；普通话
导致中国方言迅速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第一次改变方言命运的变革期是上世纪90年代。90年代初，中国南方各大城市经济和工业迎来高速发展期，长三角的民营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珠三角的港资和外资企业的大量驻入，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青壮劳动力，这也吸引了皖豫川贵等各省青壮年前来务工谋生。外来劳动人口的大量涌入既填补当地劳动力不足的空白，也给当地文化带来不少的冲击，特别体现在对当地语言文化的影响。以上海市为例，1988年上海全市总人口为1200万，外来人口仅88万。在1990年之前，上海市各行各业交往和服务基本以上海话为主，说普通话反而会被当地人戏称“阿乡”，即为不会说上海话的外乡人。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外来人口呈现了阶梯式增长。特别是2000年到2012年上海经济高速增长期这十二年，外来人口从200万猛然增长至1000多万。而与此同时，上海本地人口却基本维持在1200万左右（事实上由于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上海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本地人口就开始负增长），上海人口的增长模式已经由自然增长转变成机械增长。沪籍人口的比例逐年降低，外来人口比例的逐年提升，这就势必导致沪语使用场合和比例减少。沪语本身作为吴语的代表，发音复杂多变，没有明确的文字使用规范，这就很难调动外地人学习本地语言的积极性，而上海人为了方便对外交流，也不得不用普通话，长此以往，上海话“本地人不愿讲，外地人不会听”在上海市愈演愈烈。
家庭语言环境的改变也是方言在年青一代“断代”的重要原因。家庭通常是方言口口相传的最后堡垒，如果家长意识不到传承方言的必要性，那么方言也难免在年青一代身上淡化甚至消失。现如今，许多年轻的80后90后家长认为方言已过时，教育子女讲好普通话和英语更为重要。的确，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广泛开展“推普”和扫盲工作。2000年文字语言规范法的实施，更是将“推普”推向一个高潮。现如今在中国各大城市甚至农村，每当放学家长接孩子时，我们不难发现孩子和家长之间的对话都是以普通话为主。而学校，不管课上课下师生交流都是清一色的普通话。在一份中国青少年（6-20岁）方言使用实用调查中，苏州话的使用情况最为堪忧（6-20岁能熟练使用苏州话交流的比例仅占2.2%），其次是宁波话（3%）和杭州话（9.2%）。不难看出方言传承最濒危的地区是全国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江浙沪地区，而这些地区作为教育大省，也是普通话教育开展最早和最彻底的地区。家庭是方言传承和保护的最后屏障，如果家庭用语从方言切换成普通话，那么子女连耳濡目染学习方言的机会都会丧失。现如今走到江浙沪地区各大城市如杭州、上海，已经很难看到20岁以下的年轻人用吴语和长辈交流，而长辈们也已经习惯于用不咸不淡的普通话和他们的儿女子孙交流。我们不免发出这样一个疑问，等到上一代会熟练使用吴语的长辈们离去，吴语是不是真的要变成“无语”呢？与江浙沪方言传承堪忧相比，以四川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使用情况却是另一番景象。在6-20岁青少年方言使用调查结果中，重庆话以97.5%的比例位居全国各大城市榜首，而成都话，云南话，贵州话都超过90%。云贵山川，人口流动不如东部沿海频繁，为方言保护提供了天然屏障。在方言教育上，大家对自己母语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为方言传承下一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去过重庆和成都就会发现，城区从服务窗口到路边摊街市，上至耄耋白發苍苍的老人，下至小学生一般都是清一色的四川话。身边很多四川朋友曾经说过，他们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课下交流都是用四川话进行的。的确，四川人的普通话里透露着浓浓川味，而这“川普”又是与当地浓厚的方言文化氛围密不可分。近年来，从四川话版“让子弹飞”到成都话“rap”在文艺界的火热，都让四川话和巴蜀文化在全国火了一把。
我国自推广普通话工作开展进行以来，语言文字在使用规范化的道路上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而政府对语言文字使用的引导方向和舆论氛围，有时也会对一个地区方言的命运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广西省首府南宁为例，1997年以前南宁是一座以白话为主流的城市，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可听到白话。然而现在去南宁市区，入耳的却是一种不咸不淡的南宁普通话。不得不说，广西首府南宁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上取得巨大成就，而这一切与1997年南宁政府强力推广普通话政策密不可分。当时广州作为岭南粤语文化大本营坚持传承和保护粤语（2010年亚运会期间广州市民依旧反对“推普废粤”，公开进行粤语保卫战），而南宁政府却取消白话节目和白话公交报站，公开劝诫当地人摒弃白话。这一单向语言政策确实为普通话在华南地区的传播和推广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而另一方面也扼杀了白话在南宁的生存环境，导致南宁白话在年轻一代出现后继无人的困境（6-20岁南宁年轻人中熟练掌握南宁白话的比例仅13%）。
虽然方言没有普通话那么规范明确的文字记载，但在中国悠久的语言文字形成历史长河里，方言一直是维系各个族群情感交流的纽带。了解并掌握一个地方的方言，经常是一个外地人融入当地圈子的第一步。学会并掌握一门当地方言，会让他们对当地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在社交场合会更如鱼得水。“中国第一难懂方言”温州话，叱咤香港乐坛的粤语，中原雅音河南话……这些方言的形成和流通历史都已超过2000年，他们都是中华灿烂文明的一部分。事实上，在当今社会，普通话和方言是可以相互依存，共同借鉴和吸收的。
作者简介：邢潇锦（1993—），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特设计学院，主要研究方向：城市文化及建筑。
关键词：方言；家庭语言；普通话
导致中国方言迅速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第一次改变方言命运的变革期是上世纪90年代。90年代初，中国南方各大城市经济和工业迎来高速发展期，长三角的民营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珠三角的港资和外资企业的大量驻入，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青壮劳动力，这也吸引了皖豫川贵等各省青壮年前来务工谋生。外来劳动人口的大量涌入既填补当地劳动力不足的空白，也给当地文化带来不少的冲击，特别体现在对当地语言文化的影响。以上海市为例，1988年上海全市总人口为1200万，外来人口仅88万。在1990年之前，上海市各行各业交往和服务基本以上海话为主，说普通话反而会被当地人戏称“阿乡”，即为不会说上海话的外乡人。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外来人口呈现了阶梯式增长。特别是2000年到2012年上海经济高速增长期这十二年，外来人口从200万猛然增长至1000多万。而与此同时，上海本地人口却基本维持在1200万左右（事实上由于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上海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本地人口就开始负增长），上海人口的增长模式已经由自然增长转变成机械增长。沪籍人口的比例逐年降低，外来人口比例的逐年提升，这就势必导致沪语使用场合和比例减少。沪语本身作为吴语的代表，发音复杂多变，没有明确的文字使用规范，这就很难调动外地人学习本地语言的积极性，而上海人为了方便对外交流，也不得不用普通话，长此以往，上海话“本地人不愿讲，外地人不会听”在上海市愈演愈烈。
家庭语言环境的改变也是方言在年青一代“断代”的重要原因。家庭通常是方言口口相传的最后堡垒，如果家长意识不到传承方言的必要性，那么方言也难免在年青一代身上淡化甚至消失。现如今，许多年轻的80后90后家长认为方言已过时，教育子女讲好普通话和英语更为重要。的确，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广泛开展“推普”和扫盲工作。2000年文字语言规范法的实施，更是将“推普”推向一个高潮。现如今在中国各大城市甚至农村，每当放学家长接孩子时，我们不难发现孩子和家长之间的对话都是以普通话为主。而学校，不管课上课下师生交流都是清一色的普通话。在一份中国青少年（6-20岁）方言使用实用调查中，苏州话的使用情况最为堪忧（6-20岁能熟练使用苏州话交流的比例仅占2.2%），其次是宁波话（3%）和杭州话（9.2%）。不难看出方言传承最濒危的地区是全国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江浙沪地区，而这些地区作为教育大省，也是普通话教育开展最早和最彻底的地区。家庭是方言传承和保护的最后屏障，如果家庭用语从方言切换成普通话，那么子女连耳濡目染学习方言的机会都会丧失。现如今走到江浙沪地区各大城市如杭州、上海，已经很难看到20岁以下的年轻人用吴语和长辈交流，而长辈们也已经习惯于用不咸不淡的普通话和他们的儿女子孙交流。我们不免发出这样一个疑问，等到上一代会熟练使用吴语的长辈们离去，吴语是不是真的要变成“无语”呢？与江浙沪方言传承堪忧相比，以四川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使用情况却是另一番景象。在6-20岁青少年方言使用调查结果中，重庆话以97.5%的比例位居全国各大城市榜首，而成都话，云南话，贵州话都超过90%。云贵山川，人口流动不如东部沿海频繁，为方言保护提供了天然屏障。在方言教育上，大家对自己母语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为方言传承下一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去过重庆和成都就会发现，城区从服务窗口到路边摊街市，上至耄耋白發苍苍的老人，下至小学生一般都是清一色的四川话。身边很多四川朋友曾经说过，他们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课下交流都是用四川话进行的。的确，四川人的普通话里透露着浓浓川味，而这“川普”又是与当地浓厚的方言文化氛围密不可分。近年来，从四川话版“让子弹飞”到成都话“rap”在文艺界的火热，都让四川话和巴蜀文化在全国火了一把。
我国自推广普通话工作开展进行以来，语言文字在使用规范化的道路上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而政府对语言文字使用的引导方向和舆论氛围，有时也会对一个地区方言的命运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广西省首府南宁为例，1997年以前南宁是一座以白话为主流的城市，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可听到白话。然而现在去南宁市区，入耳的却是一种不咸不淡的南宁普通话。不得不说，广西首府南宁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上取得巨大成就，而这一切与1997年南宁政府强力推广普通话政策密不可分。当时广州作为岭南粤语文化大本营坚持传承和保护粤语（2010年亚运会期间广州市民依旧反对“推普废粤”，公开进行粤语保卫战），而南宁政府却取消白话节目和白话公交报站，公开劝诫当地人摒弃白话。这一单向语言政策确实为普通话在华南地区的传播和推广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而另一方面也扼杀了白话在南宁的生存环境，导致南宁白话在年轻一代出现后继无人的困境（6-20岁南宁年轻人中熟练掌握南宁白话的比例仅13%）。
虽然方言没有普通话那么规范明确的文字记载，但在中国悠久的语言文字形成历史长河里，方言一直是维系各个族群情感交流的纽带。了解并掌握一个地方的方言，经常是一个外地人融入当地圈子的第一步。学会并掌握一门当地方言，会让他们对当地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在社交场合会更如鱼得水。“中国第一难懂方言”温州话，叱咤香港乐坛的粤语，中原雅音河南话……这些方言的形成和流通历史都已超过2000年，他们都是中华灿烂文明的一部分。事实上，在当今社会，普通话和方言是可以相互依存，共同借鉴和吸收的。
作者简介：邢潇锦（1993—），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特设计学院，主要研究方向：城市文化及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