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的恶”有可能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比如：对恶事恶行沉默，对他人的苦难和求援冷漠，对孩子不是爱的教育而是精神暴力。
　　大多数时候，引发我们对社会风气失望的人，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歹徒。
　　人性中的善与恶，以不同程度和不同形态对立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令他成为双面人。大量双面人的存在，大量恶的现象，令人齿寒心冷，即便大量慈善义举和正能量一时也难以冲淡。
　　当侵权之事层出不穷，公众很容易将中国视为道德不举的特区；而且，凡事只要“你看看人家美国”、“你看看人家德国”、“你看看人家日本”，中国就“迅速”在对比之下沦为必败之地。
　　但这里存在着误解。中国公众目前对社会风气层面的误解有三：一、社会风气不可能变好；二、中国和中国人是世界各国中特别坏的例子；三、我是好人，社会的恶跟我无关。
　　社会风气不可能变好？
　　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美国人，在上海《字林西报》谈中国人，后于1890年在上海结集出版，这就是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他在引言中说明：“这不是一幅中华民族的肖像画，而更像是用炭笔勾勒出的一张素描，只描绘出了观察者所窥见的中华民族的某些特征。”他同时说明：“中国人具备并表现出来的诸多美德，每一种都理应获得由衷的赞誉。但与此同时，也有这样一个危险，即先入为主地高估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盲目的赞美与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难同样有害。”
　　1892年再版时，书的第一章至第二十六章依次为：面子、节俭、勤劳、礼节、漠视时间、漠视精确、误解的才能、拐弯抹角的才能、灵活的固执、智力混沌、神经麻木、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漠视舒适和便利、生命力、忍耐和坚韧、知足常乐、孝顺、仁慈、缺乏同情心、社会台风（怒气及骂人方式）、相互负责和遵纪守法、互相猜疑、缺乏诚信、多神论和泛神论及无神论。
　　在书里，中国人性格的优点和缺点共存。一百多年后，中国公众能很清楚地看出哪些气质已改变。
　　简单否定社会风气是容易的，简单否定一代人也是容易的，但简单否定一代代人上百年的努力并不容易。你能举出多少个负面例子，社会就存在多少个正面例子。公民的维权，舆论的监督，民间的慈善，企业的融入世界，数亿人的学习，对政策顺应民意的吁求，只会令社会风气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
　　我是好人，社会的恶跟我无关？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可不知汉娜·阿伦特1962年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党卫队中校阿道夫·艾希曼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受命执行了令580万犹太人丧生的“最终方案”。作为战犯在1961年的耶路撒冷被告席上，他说他只是奉命行事，“我本人对犹太人并没有仇恨”。——阿伦特从他身上看出了“平庸的恶”：以对权威的服从和判断，代替了自己独立思想和判断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
　　《悲惨世界》中持之以恒追缉冉·阿让的警官沙威，也是“平庸的恶”的典型。他完全了解冉·阿让为了救济外甥而偷了一条面包的犯罪事实，他完全知道冉·阿让是“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社会的牺牲品，他完全知道冉·阿让付出了19年的牢狱和苦役代价，他完全知道作为市长的冉·阿让造福百姓深孚众望，他完全知道冉·阿让在品行上强过众多名流绅士，他完全知道冉·阿让做过的好事比他都多得多——但因为冉·阿让违反了假释规定，他誓将冉·阿让抓回监狱。
　　沙威绝对算是个忠于职守的公务员，他对法律负责，他的职责是保卫社会，极有原则。但他不对社会的堕落负责，也不对真正的罪恶和真正的善良负责。他只对法律条文负责。他成了法律的奴隶和真正的未得到惩罚的恶的帮凶。
　　雨果写道：“难道世上除了审判厅、执行判决、警署和权威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吗？沙威因而烦闷苦恼。”“他被迫承认善良是存在的。这个苦役犯是善良的。而他自己，也真是闻所未闻，也行了善。因此他已堕落了。他觉得自己懦弱，他厌恶自己。”
　　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的警官沙威，投河自杀了。无数个照章办事不愿自辨善恶的公务员，还继续活在世上传播着“平庸的恶”。汉娜·阿伦特认为“平庸的恶”有机会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问题只在于每个人是否有勇气重拾理性面对内心，而不被命令、职责、口号和各种主义所左右。
　　即便你是好人，社会的恶仍然跟你有关。除了可能拥有“平庸的恶”，你是否随大流去行公众眼里属于灰色地带的那些恶（如找关系走后门），你是否对恶行恶事保持沉默，你是否对他人的苦难和求援漠然处之，你是否嫌贫爱富以钱衡量成功以成功衡量人，你对你的孩子实行的是爱的教育还是精神暴力……对社会风气而言，善非一日之功，恶也非一日之寒，众人的小善积成大善，众人的小恶积成大恶。
　　当然，单纯靠个人的道德自洁机制来惩恶扬善，离开制度建设与社会舆论，就如梦幻泡影，永不会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