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一市、二十六座城市，长三角城市群，正以“一骑绝尘”的加速度，令世界赞叹。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城市化引擎，它以仅占全国2.1%的国土面积，为中国贡献了20%的经济总量，与印度相当。
　　长三角融合正在加速，但长三角并不会变成一张面孔、一座城，各扬所长的融合，才是精彩的“世界级城市群”。

城市群，不是一座城

　　上世纪5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在对美国东北沿海城市人口密集地区做研究时，提出了“城市群”概念，并认为城市群应以2500万人口规模和每平方公里250人的人口密度为下限。不过，城市人口密度显然只是众多要素中的一方面。
　　按照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周伟林的观点，深耕长三角城市群的前提，首先应站在全球化竞争格局及视角，对城市群中的“全球城市、区域性城市、中小城市”进行梯度分析。接着再逐一对城市群中“城与城”的内在关联进行拆分解读。
　　“每一个中国城市的产生既是集聚经济的产物，又是国家行政等级的延伸产物。”周伟林解释道，因不同城市的不同区域等级限制，同一个省内“城与城”之间的联系相对紧密，而不同“省与省”的一体化则较为薄弱。因此，在社会大环境之下崛起的“城市群”，就必须保持清醒的认知，承担起更为严峻的融合任务。
　　长三角城市群中以1个以上超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多个特大城市为构成单元，构成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其中26个城市，规模有大有小，区位有核心有外围，不同等级城市将扮演着不同“功能角色”。
　　中小城市，历来就有吸引人口、就近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天然功能，浙江立足打造“一县一品”，即一个城镇区域，集中一项特色产业，专注专一，做大做强，比如温州柳市低压电器、绍兴柯桥轻纺、金华永康小五金等。一双袜子、一把雨伞、一颗珍珠，颇具特色的地方化经济，甚至可能让一座小城镇，发展为标杆性的“特色小镇”。周伟林形象地比喻道。长三角地区许多县市结合乡村旅游特色，建成一批民俗风情型、产业发展型、旅游休闲型的旅游品牌，奏响了“地方化经济”的崭新乐章。
　　长三角城市群整体是一个大概念，分层而下，内在又有若干个都市圈，比如宁波、杭州、苏锡常、南京、合肥都市圈等。每一块区域的都市圈都是“多元多中心”的，比如杭州钱江新城及萧山区已成新中心。因此，城市化经济产业链相对完整，正是它区别于与地方化经济单一特色的关键所在。而连接不同都市圈，巩固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系，就要靠“交通连接”达到“城与城”之间的通勤及联动。
　　当然，城市层级划分，从不以规模大小“论英雄”，更不以自上而下的等级为“紧箍咒”，比如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全球城市”，既有“龍头”上海，也有“剑走偏锋”的小城市义乌。义乌通过小商品市场品牌集散地，吸引全世界的生意人集聚于此，完成了一个县级城市的贸易量大于若干省会城市的完美成绩单。
　　因此，每一个城市，立足长三角城市群的强大腹地，都有自我发展的空间及契机。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的观点，长三角城市群实现一体化协同联动，绝不等同于同质化，长三角更不会变成一座城，而是在差异化基础上合理分工，形成一个多层级、网格化的生态城市群落。
　　如何形成一个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城市群，以长三角城市群版图汇聚研究，需要五大要素，即人口密度、产业结构、核心城市、层次体系、以及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经济承载平台。浙江大学区域和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陈建军表示，这五大要素，即是长三角城市群实现高质量一体化的关键纲领，又是未来衡量其成果的核心目标。
　　“核心城市化是城市群的基础，多元多中心的结构，是城市群加速融合的‘活力引擎’，如果能像美国城市群一样，明确定位政治中心华盛顿、金融中心纽约、高等教育中心波士顿，实施起来就很快了。”陈建军表示。

每座城都有独特优势

　　“一座城市复制几十遍放在一起不是城市群，各不相同但又充满活力的协作发展才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群。”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周伟林表示，在功能定位模糊、发展思路相似、城市特色未能充分彰显的大环境下，如何将每一座城市的“原生基因”深耕渗透，形成一股“势如破竹”的合力，值得深思。
　　上海的金融业和国际化、浙江的民营经济，江苏的优质制造业、安徽的传统工业及自然风光，互通有无、良性互动，合作互动，方能推动长三角的国际化进程。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周伟林教授告诉《新民周刊》。

　　以江南文化名城嘉兴为例，作为浙江“块状经济”的支撑地域，嘉兴正逐渐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从辐射效应来看，嘉兴相比苏州，明显处于弱势。但嘉兴有“江河湖海交会之位，扼太湖南走廊之咽喉”的江南水乡优势，可融合南湖、钱塘江水域、乌镇、西塘特色小镇，利用田园特色的水域网，走一条“另辟蹊径”的城乡一体化特色道路。“许多城市拼命想把中心城市规模做大，反而对一些中小城市优势特征迷失，一味地模仿没有出路，将特色优势发挥到最大化，才是长远化的王道。”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说。
　　苏州作为全国闻名的苏南模式首创地，是长三角中心城市之一，通过引进外资，形成了近百家世界500强企业入驻的“外向型经济圈”，以往纺织、钢铁、机械及各色代工企业的传统产业，比重逐年下降，新兴产业成为苏州“创新求突破”的缩影，比如，廉价的材料经过纳米技术处理后，摇身一变成金贵的“纳米微球”，一上市就倒逼着日本一家企业将几十万元/公斤的价格降到原先的1/10。“与其他外贸明星城市不同，如果让苏州去模仿像杭州、深圳等城市去发展信息经济、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不太现实。转型升级必须从产品技术研发入手，延伸产业链，不仅要依靠新兴市场，还要大力发展内需市场。”张尚武支招苏州。 　　宁波的定位是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作为一座港口城市，宁波通过加强与上海、杭州、舟山等周边城市的合作，共同开展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而南京是老牌工业基地，其信息技术、智能电网、高端装备制造业具备优势，作为长三角的关键一环，近日南京借助上海大虹桥腹地，开启了“南京跨境窗口”，利用南京制造的品牌影响力，共同推进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电商新零售试点生态圈。
　　以工业立市的合肥，曾被认为“成果专业都不在本地”“经济开放度狭窄”“无法真正融入到长三角”。其实，合肥拥有长三角的后发区位优势。“走在科技前沿的科大讯飞声音识别技术，作为长三角的一张“金名片”，具有垄断性的先发优势，在这点上，上海、杭州都竞争不过合肥。”浙江大学区域和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陈建军分析。

　　“城市犹如人一样，有个性，沉稳、活泼、辛辣，气质思维不同，核心竞争力就不同，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创新点，才能一跃成为长三角的明星。”周伟林教授说。

打破壁垒不易

　　站在长三角城市群域分析，各城市的文化、历史、区位、资源存在相似性，一定程度上，会产生经济同构化、产业同质化，城市定位职能模糊，竞争不可避免，真正的联动，需从城市的开放度、包容度入手，城市越开放包容，越有利于良性竞争及创新。陈建军表示，谁都想关起门来做大做强，往往适得其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赞同此观点，就杭州湾跨海大桥而言，建设之初杭州内心是“拒绝”的，担心宁波超越自己，事实证明，大桥不但带动了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台州五市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更加强了浙江省沿海深水良港与上海的联系，杭州依托上海的经济辐射和聚集功能，迈向长三角城市化战略的新台阶。“长三角一体化是大趋势，沪浙苏皖必须充分了解对方到底要怎么干，双方怎么将协同效应发挥最大化，打破保护壁垒是迟早的事情，解决这些矛盾，三省一市必须充分了解，形成强大的共识。”
　　“除了政府层面的联动，市场行为形成天然一体化，可依靠民营经济、外商投资、区域合作，三股力量，寻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点。”浙江大学区域和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陈建军表示。
　　长三角城市群的金字塔层级结构初现雏形，但经济总量、发展质量较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还有明显差距，世界五大城市群以先進制造业、高端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而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科技创新总体水平偏低，实体经济能级亟待提升巩固；在生态文明建设大格局中，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较为突出，城市群绿色协同发展尚未形成整体合力。
　　长三角城市群，正从单个城市的GDP竞赛转变到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从“以邻为壑”的大城市“虹吸效应”向区域城乡一体化分享转变；从“地方化经济体”到全球先进生产服务及创新空间文明示范区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