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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33年的热河危机是考验蒋介石抗日与“剿共”战略选择的重大事件。热河危机初期，抗日优先于“剿共”；热河沦陷时，抗日与“剿共”两难；热河沦陷后，中国军队进行了长城抗战，同时第四次“剿共”失利，蒋不得不同意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蒋介石两难选择的原因一是自身尚未树立权威，难以号令全国；二是共产党的“左”倾主张与实力快速发展；三是国联不能有效制裁日本与切实援助中国。此后，蒋介石通过第五次“剿共”，个人权威逐步树立，军令政令逐步统一。在民族危机不断深重的环境中，抗日成为蒋停止“剿共”与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
关键词 蒋介石，热河危机，抗日，“剿共”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4-0035-07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重新上台，又于1932年3月出任了已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负责“剿匪”与“国防”。国民政府在上海进行有限抵抗后，被迫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然而，日军侵略并未减弱。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后，觊觎热河，威胁华北，由此导致了热河危机，中国军队继而进行了三月之久的长城抗战。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红军利用国民政府内部争斗与外部危机无暇顾及之机，取得了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实力迅速壮大。蒋介石面临热河危机与共产党武装快速发展的现实，对于抗日与“剿共”熟若轻重，颇难抉择。这种选择的两难一直延续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本文试以热河危机为中心，考察蒋介石对于抗日与“剿共”的两难选择。从学术价值言之，有助于理解蒋处理内忧与外患的理念，探讨国共合作的内在基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日军的战略重点为使热河并入伪“满洲国”，故对于热河失陷后中国军队的长城抗战并最终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当视为热河危机的继续。
一、热河危机初期：抗日优先于“剿共”
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中，国民政府为避免与日军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事而采取了妥协方式，但东北沦陷及伪“满洲国”的建立使日军入侵欲望日渐强烈。1932年9月15日《日满议定书》的签订，标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完成了“法定”程序。为进一步巩固侵略成果，日军“把圣战指向热河省”。热河位于塞北，介于东三省与河北之间，为一战略要地。日军若夺得热河，攻可进窥中国华北乃至中原，守可防卫伪满。反之，中国军队如能保有热河，攻可收复东三省，守可屏障平津。
热河危机发生初期，国民政府正忙于“剿共”之际。据张国焘回忆，“1932年5月，蒋介石在武汉组成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旋即制定了作战计划，调集了约50万兵力，等于我们红四方面军力量的二十倍，企图围攻消灭我们”同时，组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及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10月，蒋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围剿后，重点转移至中央苏区根据地。1933年1月1日，国民党军队对赣南中共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
正当“剿共”之时，1933年初，日军攻陷山海关，实现了从侧翼牵制中国长城一线及热河守军的态势，侵略锋芒直指热河。1月4日，蒋介石自记雪耻条日：“余必使倭寇敕平，国耻刷雪也。”并电告北平军分会张学良代委员长：“榆关既失，情势愈重，不可以寻常视之，此后倭必以真面目攻取平津，我方不能不迅下决心，从速处置。”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本侵占山海关，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发表宣言，希望国际联盟迅速制裁日本侵略。1月7日，蒋介石由杭州返抵南京，与中央大员会商应对方略。蒋料定日军必侵占热河，谓：“非与之一战，对内对日，皆不能解决也。”1月11日，驻日公使蒋作宾致电蒋介石，报告日军急欲取热河及扰乱平津情形，“倘中国真行抵抗，或可稍敛其锋。”日军部声明热河为“满洲国”领域，决定入侵。2月9日，日本陆军省明确发表声明，“日军之进攻热河，系在维护满洲国内部的治安……断非日军之侵华战争”。对此，蒋表示，“与倭寇无谈话余地，成败利钝不足计，余决拟北上与之一战”。
若蒋介石亲自率军北上对日作战，则“剿共”是否继续，是两者兼顾抑或何者优先，需要细致思量。从蒋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言之，若前两次因轻敌或战略缺陷而失败的话，第三次“剿共”则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导致半途而废。换言之，蒋在外部危机加深之际，曾尝试置抵抗外侮于优先选择，尽管蒋并未在东北有切实可行的抵抗部署，但因此停止“剿共”使红军获得了力量发展的良机。蒋认为，在第四次“剿共”方兴未艾之际，“剿共”与抗日，“必舍其一，而专对其一”。“如专对倭寇，则恐如明末之匪乱，以致覆亡……唯以天理与人情，以及内外之现状，以定轻重缓急之处置，则寇患已深，而匪患尚小，明知其匪患无穷，亦知非先安内不能攘外，但彼倭已急不可待，绝不能与我以安内息喘之机，故不能不对匪放宽一步……总之，匪患尚能控制，收放自如，主动在我，故今日之事，应以对倭为先也”。因此蒋欲抽调部分“剿共”中央军北上。1月21日，蒋致电陈济棠，要其两广部队入赣“剿共”，并特派内政部长黄绍兹与训练副监徐景唐奔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等商议两广出兵江西，以便抽出中央军北上。显然，蒋在“剿共”之时，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抗日高于“剿共”的迫切需要。
仅凭蒋决定率军北上抗日而断定其会中止“剿共”，未免过高估计其抗日的决心。从中日两国实力对比言之，对日作战将会是持久战，它涉及国力强弱，战争准备程度，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等诸多因素。如果中国未能形成统一局面，未能采取一致对外态度，则殊难与日本决战，收复东北。正因抗日的持久性，蒋希望“剿共”方略布置妥当后，便转移战略重点至北方。蒋此举大致基于三个前提：其一，希望两广方面能爽快答应出兵“剿共”，否则中央军无法大量抽调北上，抗日难以获取胜机；其二，蒋在第四次“剿共”完成了鄂豫皖及湘鄂西根据地的战事，消灭中央根据地的红军指日可待，“剿共”正值关键之际，不敢轻易停止，以免坐失良机，重蹈覆辙；第三，蒋相信张学良在北方应能组织有效抵抗，热河不致短期内沦陷。因此，尽管蒋决定择机北上，对“剿共”亦表达了较强决心。1933年1月29日，蒋抵达南昌，指挥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表示“余先剿赤而后对日，此次来赣，即所以决定大计也”㈣。与前次之表述有所不同，凸显蒋内心的矛盾取舍。2月6日，蒋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任命陈济棠为副总司令，在南昌设置军委会委员长行营，统一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同时电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张学良代理委员长，负责处理北方军事，筹办兵站、粮秣与运输、防空等事，以防日军侵犯热河、华北。
不过，蒋对北方战局尚抱幻想，希望张学良在热河的布防使日军知难而退，至少希望张能抵抗相 当时间，以便中央军迅速完成“剿共”，然后驱兵北上。由于日军侵略热河的危险增加，2月11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国防委员会条例》，以军事委员长为国防委员会执行委员长。次日，蒋介石得报，日军扬言攻取热河，将以八师兵力进犯。蒋料定“倭寇攻热，将在本月之内，于此半年间，华北局势严重，难保其不再失守”。2月14日，蒋对第9师，第51师49团官兵训话：“要知道，先安内而后攘外，本是我们既定的方策，然而现在的外患实在太严重太紧急了……对内剿匪的工作必须于最短期内完成，乃可使我们能用全国力量一直御侮，然后才有胜算。”蒋尽管在训话中强调了先“安内”而后“攘外”，但并非为“安内”而放弃“攘外”，反而认为国民政府首要的政权危机来源于外患。其一，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具有相对武力优势，如在抗日之前快速完成“剿共”，便能集中力量抗日，通过胜算颇高的“剿共”树立军事权威；其二，蒋受日本入侵所蒙受的耻辱使其产生强烈的民族复兴心理，对外侮的放任自流显然与一个自诩为革命性的政府领袖身份并不相符。无论如何，蒋需要北上抗日并有所行动，危机发展至一定程度甚至需要停止“剿共”，而专心抗日。
当南方“剿共”处于关键之际，北方热河战事日渐吃紧。1933年2月23日，蒋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告以鄂东剿共部队第3、第83师已可抽出，准备北调，惟需在半月以后。第87师先调过江，以便随时北运。“如此，则华北紧急，至少可调第2、第3、第25、第87之四师增援，当可一战也”。同时，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等亲赴北平，与张学良一同赴热，督促汤玉麟抵抗日军进攻。2月28日，蒋确定第2、25、3、44、4、32、5，83师共八个师北上。通令各师，此后关于部队调动，务须严守秘密，以利我机为要。3月1日，蒋决定亲自北上，并电约何应钦同行。蒋认为：“中央军既北上，倭必图在平津正式作战，余果北上，则倭寇必扰及长江。”电令朱培德等，指示长江防务。
不难发现，蒋在热河危机初期，尽管一面致力“剿共”，对抗日有所顾虑和犹豫，但亦表达了较强的决心，并有所军事准备与应对方略。蒋逐步从南方“剿共”战场抽调中央军北上，战略重心向抗日转移。
二、热河沦陷时：抗日与“剿共”两难
当日军分三路猛攻热河，逼中国军队退出热河时，3月3日，蒋介石电何应钦，告以“此时成败关键，在使张学良速赴热河，务请于今夜乘车北上，协同张学良抵御外侮”。此时，国民党军队因抽调部分中央军北上，“剿共”遭遇了重大失利。3月4日，陈诚统率之第52师、59师被红军全歼，蒋介石特致电陈诚予以慰勉。不过，蒋并未因此而放缓北上抗日的准备，决定于3月5日乘机北上保定。因天气恶劣，蒋致电张学良：“明日恐不能起飞，而热战紧急，兄须速往承德督战，不必待弟到平，免误时机。诸事请与敬之兄直商，勿稍客气，兄既赴前方，则后方诸务，弟必负责，请兄放怀。天气稍好，弟必北来，决勿使兄在前方独任其难也。兄能早行一刻，则战事即早得一分之胜利。”3日3月4日。日军侵犯热河省会承德。当天，承德失陷。次日，张学良电蒋介石，告以此事。
早在日军进攻山海关之时，全国人士纷言抵抗，许多军人打电报给蒋，请缨抗日，国内媒体亦纷纷建言。丁文江认为，面对热河危机，蒋应当“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然而，旬日之间，热河沦陷，朝野震惊。孙科对记者发表谈话：“热河天险守军达十余万，中央虽明知结果必败，然无论如何以为至少当能支持二三个月。闻张汉卿对人言，亦以二月为期……不料战事竟未及十日而全线崩溃……承德陷落。余个人主张，中央应具决心，下令将其(张学良)免职。”
热河沦陷使蒋陷入两难之境。如全力对日一战，收复热河，必然影响“剿共”，且对日作战并无胜算；如任日军占领热河，威胁华北，易于激起民愤，各方反对势力亦会以抗日为名，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3月6日，蒋介石由南昌乘机抵汉口，晚上乘火车北上指挥抗日军事，致电杨杰，请其电告张学良、何应钦反攻的战略，并转告宋哲元、商震及庞炳勋诸将领，请他们协同一致力图反攻。同时，蒋责成“剿共”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及“剿共”司令部参谋长贺国光负责进剿中央苏区。
对于蒋北上抗日，时人期望甚高。王子壮认为：“蒋委员长乘车至新乡北上，北方军事或稍有办法也。”3月7日，蒋介石过郑州时发表讲话，表达了收复失地的决心：“失地一日不复，则抗战之责任，绝不敢一日放弃。”3月8日，蒋至石家庄。晚上与何应钦等商定：(1)准张学良辞职；(2)取消北平军分会，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直接指挥各部；(3)在北平、天津、察哈尔设戒严司令；(4)编配于学忠、庞炳勋、商震、何成浚、宋哲元、冯钦哉、万福麟、孙良诚、傅作义等部队。3月12日，国民政府令准张学良辞职，由何应钦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3月16日，蒋决定华北作战方略，重新部署区分指挥系统。3月20日，蒋考虑到抵抗日军的策略，提出：“对日只有抵抗到底，对内只有开放政治，以政治奉还于民，由此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之大业而已。”
蒋之北上或许表达的是一种抗战姿态，南方“剿共”的失利使其认为因共产党的存在而导致政府抗日分心，甚至迁怒于共产党而痛下“剿共”决心，以挽回因抵抗外侮失利所丧失的自尊。3月23日，蒋接陈诚来电，称“剿共”失利。次日，蒋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明确宣布第四次“剿共”失败。由于热河的失陷与“剿共”的失利，蒋介石陷入了困境之中。再三权衡，蒋认为：“此时以稳定抗日战线，加强北方防御，为目前之急务。至对江西剿匪，则只有付诸湘、粤各军，逐渐紧迫而扑灭之。其根本问题，乃在整理部队，培植地方民团，消灭反侧，严防变乱，于寇患与共匪两者，对前一项，应取守势，对后一项，应准备速剿也。”蒋对日军入侵决定采取守势，战略重点重新转移至“剿共”。显然，蒋之考虑在于张学良未能在热河进行成功防守，迫于舆论压力作出北上抗日的危机应对。抽调中央军北上，国民政府既未能获得热河战事的胜利，反而削弱了南方的“剿共”力量。蒋一面以张学良辞职作为热河失陷的负责对象；一面使民众相信，因共产党对政府的武装进攻导致了中央军无法大规模集结北上抗日，再次将矛头指向共产党。
热河既已沦陷，重新编组的中国军队在沿长城一带进行了艰难抗战。蒋于3月26日返抵南京，决定重新部署“剿共”战事。4月4日，蒋由南京乘舰赴赣，主持“剿共”军事。4月15日，电告陈济棠，请其负“剿共”全责。对于“抗日”与“剿共”两难兼顾的局面，大员们多表示担心。王子壮认为：“近日人又以全力向长城各口进攻，梁东亦发生激战，似颇失利，然则北方战事急头，江西共匪仍无清剿之希望，兵力仅如此许，然则著何?”5月1日，蒋介石 致电福建省主席蒋光鼐，告以不宜分兵北上，“剿匪即为抗日，义无二致”，“中意此时北上兵力，应即中止，先清匪患，以固根本为上”。再次体现了蒋在抗日与“剿共”的矛盾心态。4月25日，蒋致电北平何应钦：“华北局势无论能否缓和，我军不能不积极筹防，其范围之可以中央军在北方之兵力为度，切勿过大，盖危机时，各部未必皆听从指挥。故只可能切实指挥之部队，使之共死生同存亡。”概言之，蒋在北方的抗日问题上已倾向于采取守势，不愿继续抽调大批中央军北上。
三、塘沽协定签订：对日停战与集中“剿共”
蒋面临“抗日”与“剿共”两难之际，如能对日停战，有利于集中力量加速“剿共”。然而，“日军自占领热河进攻滦东以后，平津大为震动，我军二三十万人已逐渐失却战斗能力。奸人受日人之利用，在平津为公开及秘密之活动，华北尤时有第二傀儡国出现之危。政府当局受此威胁，遂有与日人成立休战协定之拟议-[10](m2-3)。4月11日，蒋在高调抗日之时，启用了把兄弟黄郛主持华北政局。5月4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与日方谈判，谋求停战。日军虽占领了热河，因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古北口等地顽强抵抗，亦顾忌到长城作战，兵力不足，加上从北平到山海关铁路沿线有根据《辛丑条约》驻扎的各国军队，担心引起国际社会的干涉。故关东军在日本天皇的训示下，将进入长城的部队撤至长城附近，并退出了滦东。5月8日，日本参谋本部又制定了《华北应急处理方案》，指出热河作战目的在“迫和”，不直取平、津，要关东军设法在6月底以前努力完成停战协定。这样，中日停战有了可能。
对于蒋而言，无论如何，都不敢直截了当表示与日本停战。23日蒋得华北危急之报，仍然保持沉默，在对宋哲元的电文中称：“事势至此，不能再有退让，平津前线，惟有拼死相持，以我能拼死，敌乃有所顾忌，国际形势乃有转机，故死拼即所以求生，实为一光明之前路。”同时致电于学忠，言死守以待转机，并力勉东北军。蒋尽管对各抗战将领表示死守或当死一战，但当日军一面亟攻，一面欲协议停战之时，蒋之态度已渐明朗，致电黄郛、何应钦、黄绍竑，同意以不形成文字性条款为前提与日停战：“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惟停战而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妥。且将来协议条款，必有种种难堪之苛求，或甚东北三省及热河字样亦杂见其中，无异割让之承认。”5月25日，蒋听取各方报告与研究策略，认为“对倭交涉，手段不妨和缓，决心不可不坚定也”。再次致电何应钦、黄绍竑，切嘱坚守北平城。“我军如能在北平城坚守一月以上，深信中日问题，必有一解决之途径，倭寇对我停战，必无诚意，但不妨敷衍延缓，俾我能多得设备之时间，惟最后必出于死战，是吾人至大无上之决心……如口头休战，则不妨依然行之，若用文字方式，余总以为不妥。”
东北的沦陷已使国民政府如坐针毡，如承认热河被日军“合法”占领之停战，易于激起全国不断高涨的抗日热情，国内局势更难控制。但是，“战则兵力不胜势为节节败退，和则屈辱虽安，国人群起反对，尤可惧者广东近有出师湘省之举动，日剿共抗日，实则形迹可疑，江西共匪则仍未肃清”。对此，蒋一面希望通过交涉停战，一面表示对日作战，同时督促部队准备继续“剿共”，表面上体现了战略选择的矛盾性，实际上却把停战作为了暂时选择的重点。蒋电黄郛对日交涉时表示：“绝不能涉及伪国事实之承认以及东四省之割让与界限问题。”“弟以为非有我北平一战，决不能制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国人之谅解也。”同时，蒋致电蔡廷锴，催闽粤抗日部队兼程北上，并劝陈铭枢共赴国难5月28日，蒋再次致电何应钦、黄绍竑并转黄郛，指示对倭交涉，令竭力避免文字协定。5月29日上午，蒋介石与汪、孙谈话，决定延缓全国代表大会日期及对内外发表声明，说明对倭仅为协议停战之意。5月31日，蒋察内外情形，有非暂行停战不可之势，再次明确表示“只能于协定内容妥斟酌，力避伪组织之承认及东四省之割让或与之内似足为影射之文句为要”。
1933年6月1日，停战协定成立。蒋即致电汪精卫，“实与去岁淞沪协定无甚差别”，“纵观全文，尚不失为纯粹之临时军事协定，并未涉及政治范围”。《塘沽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侵占热河省的“合法性”，使伪“满洲国”的“国界”扩展到长城一带，平津门户洞开。对日妥协尽管有利于“剿共”，但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动辄提出协议违背的无理取闹”，作为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逐步成为妥协的代名词，成为全国的众矢之的。此后，华北危机加剧，国内亦发生了多起以抗日为借口的政治或军事事件，“抗日”成为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的话语，也成为各实力派争夺政治权力的符号。
四、抗日与“剿共”两难选择的原因分析
由上所析可知，热河危机前后，蒋介石无论于内心深处抑或实际操作，抗日与“剿共”孰若轻重，并非一贯定论，重心不明，犹豫不决。随着局势的发展，蒋一直在寻找内外政策的平衡点，体现了政策选择的两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热河危机前后，蒋尚未形成有效权威，无法号令全国。蒋尽管于1932年3月出任了已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对整个北方军事难以号令统一。张学良控制了华北的税收给养东北军，并主宰了河北，阎锡山主山西，韩复榘主山东，汤玉麟主热河，傅作义主绥远，整个华北无从插手。热河危机发生时，蒋一面令张学良所部，加强抵抗，命调华北部队，准备应援。同时于1932年冬托黄绍弦去广东游说陈济棠，希望两广出兵“剿共”，以便抽调中央军北上，但黄无功而返。黄回忆说：“有一天早上广东当局邀我去谈话，很坦白的表示，不但现在的情形，广东方面，不能出兵。就是日后情形再恶化一些，广东也不能出兵。”热河危机初期，粤桂闽等省军事首长声明拥护中央抗日，阎锡山表示愿意出兵热河，并归属张学良指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弦、蔡廷锴等在香港召开的抗日谈话会中表示，决定由粤、桂、闽抽调部队出关抗日。然而，至5月24日，蒋在电陈济棠的电文中尚谈到：“粤闽抗日部队，曾否出发，切盼兼程北上，剿共部队，尤盼克日推进，会剿计划，亟待实施，恐中不能留赣久候也。”换言之，蒋希望地方实力派能听从调动，但一直未能实现。正如1933年5月23日汪精卫言及抗日难以真正实施的原因：“江西军队不能调开，其他军队则不听调，例如两广高谈抗战但至今迄未出兵。中央对于华北各军苦战三月，不能不急筹援应，但能做到若干，诸兄已不难洞悉。”对于西南胡汉民号令反蒋之事，蒋也只能“一时只可听之，以力所不及，时所未至，强之无益”。意味着蒋除了掌控的中央军外，无法充分调动全国其他武装力量，反而给人以不抗日或消极抗日的口实，蒋不断表明抗日决心亦是徒劳。正因政令军令难以统一，以至于让一些大员感觉“中 枢政令悖乱，何足以戡大难”。
第二，热河危机前后，蒋受到了来自共产党的猛烈攻击，使其对共产党的实力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热河危机时，正值中共中央“左倾”政策的实施时期。当日军进攻山海关时，共产党中央发出号召，认为日军进攻热河这一事变“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问题，更提高到了极端危急与扩大的形势”，认为罪魁祸首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所以提出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辱国的国民党”。中共中央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将满洲及华北成为有力的进攻苏联的根据地”，而“国民党统治，以一年来的不抵抗政策替日本帝国主义清除了武力占领华北的道路”。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在苏区中，应该是巩固和扩大，联系苏维埃区域，加强红军，开展红军对于国民党进攻的反攻，以加强反帝运动中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国统区，动员群众，开展一切形式的群众反帝争斗。”1933年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进攻”路线。虽然，在国难面前，中共中央也提出了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但在对日本侵略形势估计过于“左倾”的情况下，甚至把日军的进攻与武装保卫苏联相联系。
由于中共中央政策的“左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在抗日与“剿共”政策的选择。热河危机发生时，2月28日，蒋介石劝中共放弃迷雾，一致抗日，大意为：“帝国主义枪炮对准我们的胸膛，你们如有理性，应立即放弃一切迷雾，表示一致抗日意愿，则此前错误，均可一笔勾销。”此言未必表现了蒋介石对中共的宽容，但却希望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把抗日置于解决内部争端的优先地位之意。红军利用蒋北上之机，加大了反围剿的力度，红色区域进一步扩大，蒋不得不于3月26日离开保定重返南方“督剿”。4月3日，红军攻陷新淦、金豁与金乡。蒋电告何应钦、黄绍弦：“新淦失守，江西紧急，统御无人，中本日赴赣，待布置妥定，即当北来。”换言之，蒋在处理热河危机时，面临着南方共产党武装进攻的巨大压力，各地苏维埃政权迅速扩大，红军数量猛烈增长。如果北方战事一直延续，蒋根本无法集中精力投入“剿共”之中。因此，1933年4月6日，蒋在南昌电令各将领，必先肃清内匪，再言抗日。4月29日，蒋介石宣布“剿共”军事失利，同时谋求对日停战，继而重整旗鼓，整备第五次“剿共”。1933年5月20日，蒋电陈济棠：“全力剿共，稍收效果，转而对外，名言至理，实获我心。盖剿共利于速决，抗日利于持久。不肃清共匪，亦无长期抗日之可能……欲达此目的，非肃清心腹大患之共匪不可，更非全国一致集中力量不可。”
第三，国联未能给予实际援助抗日需仗自身努力，统一的中国才是抵抗外侮的前提。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对国联制裁日本迫其撤兵尚抱希冀，热河危机发生时，蒋对国联并未寄予厚望，而是希望通过提高国人自身实力取得抗日的成功。蒋认为，“望英美协助以抗倭，与望倭缓和以求存，皆徒丧失我民族人格而已。此时除求己能自立以外，惟有决心牺牲，以期死中求生之法而已”。蒋希望通过内部团结，增强国人自强以达到抵御外侮的目的。5月24日，蒋电陈济棠：“……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而日本即还我一刀，屡验不爽……立国不能依赖他人，全仗自己努力……”为了谋求统一，蒋希望尽量争取时间，延缓全面抗战的爆发，渐渐成为蒋处理内忧外患的重点考虑。因此，当日军进攻猛烈时，蒋选择以抗日为主；但当日军似有缓和进攻迹象时，蒋便重视“剿共”。蒋在外力相助无果之际，政策的决定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有所偏倚。
基于以上原因，面对热河危机，蒋在抗日与“剿共”政策上处于两难选择。热河危机初期，蒋对抗日抱有积极态度，但又认为，日本入侵的真正目的并非中国，故中国可通过有限抵抗，唤醒国际社会的援助，“倭寇之目的敌，实在美俄，如其果与我国大规模正式开战，则其无敌放矢，虽胜必败，此为其最大之弱点，吾惟有与之持久战斗耳”。此种判断难以使抗日彻底进行。热河战事时，闽粤部队一面高喊抗日，又不愿代替中央军“剿共”，使蒋对中央军的使用有捉襟见肘之感。由于兵力分散，“剿共”既失利，北方战事更为吃紧。但当蒋觉察日军除侵占热河外暂时尚无更多政治意图时，便欲争取有限时间彻底剿除共产党，做好抗日的战争准备，同时也使蒋萌生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意图。从整个政治环境考虑，蒋对北方战事虽语义高调，然战不能胜日，亦不能胜共，只能对日勉强求和，集中一端。何应钦谈到，“汪蒋均言，战则丧师失地，和则丧权辱国，实在不好做主”。陈公博也认为：“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途径的吧。”，啭廷黻所言，热河战事“精神的损失比土地的损失还要大”。此后，民族主义更为高涨，抗日逐渐成为国内各种势力及各个阶层能够共同接受的急迫任务。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的热河危机是考验蒋介石“抗日”与“剿共”战略选择的重大事件。热河危机初期，蒋介石表示了抗日的决心，除加强北方军事统一部署外，抽调在南方“剿共”的部分中央军北上，并试图让其他地方军事实力派代替围剿红军。热河沦陷后，中国军队进行了持续三月之久的长城抗战，抗日难以取胜，同时第四次“剿共”失利，蒋不得不同意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以便结束热河危机，重新加速“剿共”。不难发现，热河危机前后，蒋在抗日与“剿共”的战略选择中陷入了两难境地，何者优先，难以取舍。究其原因，主要是蒋自身权威尚未完全树立，国内军事号令难以统一，共产党力量快速扩张，国联制裁日本无望等。停战之后，蒋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苏区步步进逼，开始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军事权力逐步介入政治领域，军令政令亦有统一的趋势。此后，在抗日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势下，在民族危机不断深重的环境下，蒋介石最终明确了以抗日为中心的战略选择，西安事变后抗日成为蒋停止“剿共”与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
作者简介 刘大禹，男，1972年生，湖南新化人，历史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与中华民国史研究。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 蒋介石，热河危机，抗日，“剿共”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4-0035-07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重新上台，又于1932年3月出任了已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负责“剿匪”与“国防”。国民政府在上海进行有限抵抗后，被迫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然而，日军侵略并未减弱。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后，觊觎热河，威胁华北，由此导致了热河危机，中国军队继而进行了三月之久的长城抗战。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红军利用国民政府内部争斗与外部危机无暇顾及之机，取得了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实力迅速壮大。蒋介石面临热河危机与共产党武装快速发展的现实，对于抗日与“剿共”熟若轻重，颇难抉择。这种选择的两难一直延续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本文试以热河危机为中心，考察蒋介石对于抗日与“剿共”的两难选择。从学术价值言之，有助于理解蒋处理内忧与外患的理念，探讨国共合作的内在基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日军的战略重点为使热河并入伪“满洲国”，故对于热河失陷后中国军队的长城抗战并最终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当视为热河危机的继续。
一、热河危机初期：抗日优先于“剿共”
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中，国民政府为避免与日军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事而采取了妥协方式，但东北沦陷及伪“满洲国”的建立使日军入侵欲望日渐强烈。1932年9月15日《日满议定书》的签订，标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完成了“法定”程序。为进一步巩固侵略成果，日军“把圣战指向热河省”。热河位于塞北，介于东三省与河北之间，为一战略要地。日军若夺得热河，攻可进窥中国华北乃至中原，守可防卫伪满。反之，中国军队如能保有热河，攻可收复东三省，守可屏障平津。
热河危机发生初期，国民政府正忙于“剿共”之际。据张国焘回忆，“1932年5月，蒋介石在武汉组成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旋即制定了作战计划，调集了约50万兵力，等于我们红四方面军力量的二十倍，企图围攻消灭我们”同时，组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及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10月，蒋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围剿后，重点转移至中央苏区根据地。1933年1月1日，国民党军队对赣南中共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
正当“剿共”之时，1933年初，日军攻陷山海关，实现了从侧翼牵制中国长城一线及热河守军的态势，侵略锋芒直指热河。1月4日，蒋介石自记雪耻条日：“余必使倭寇敕平，国耻刷雪也。”并电告北平军分会张学良代委员长：“榆关既失，情势愈重，不可以寻常视之，此后倭必以真面目攻取平津，我方不能不迅下决心，从速处置。”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本侵占山海关，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发表宣言，希望国际联盟迅速制裁日本侵略。1月7日，蒋介石由杭州返抵南京，与中央大员会商应对方略。蒋料定日军必侵占热河，谓：“非与之一战，对内对日，皆不能解决也。”1月11日，驻日公使蒋作宾致电蒋介石，报告日军急欲取热河及扰乱平津情形，“倘中国真行抵抗，或可稍敛其锋。”日军部声明热河为“满洲国”领域，决定入侵。2月9日，日本陆军省明确发表声明，“日军之进攻热河，系在维护满洲国内部的治安……断非日军之侵华战争”。对此，蒋表示，“与倭寇无谈话余地，成败利钝不足计，余决拟北上与之一战”。
若蒋介石亲自率军北上对日作战，则“剿共”是否继续，是两者兼顾抑或何者优先，需要细致思量。从蒋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言之，若前两次因轻敌或战略缺陷而失败的话，第三次“剿共”则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导致半途而废。换言之，蒋在外部危机加深之际，曾尝试置抵抗外侮于优先选择，尽管蒋并未在东北有切实可行的抵抗部署，但因此停止“剿共”使红军获得了力量发展的良机。蒋认为，在第四次“剿共”方兴未艾之际，“剿共”与抗日，“必舍其一，而专对其一”。“如专对倭寇，则恐如明末之匪乱，以致覆亡……唯以天理与人情，以及内外之现状，以定轻重缓急之处置，则寇患已深，而匪患尚小，明知其匪患无穷，亦知非先安内不能攘外，但彼倭已急不可待，绝不能与我以安内息喘之机，故不能不对匪放宽一步……总之，匪患尚能控制，收放自如，主动在我，故今日之事，应以对倭为先也”。因此蒋欲抽调部分“剿共”中央军北上。1月21日，蒋致电陈济棠，要其两广部队入赣“剿共”，并特派内政部长黄绍兹与训练副监徐景唐奔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等商议两广出兵江西，以便抽出中央军北上。显然，蒋在“剿共”之时，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抗日高于“剿共”的迫切需要。
仅凭蒋决定率军北上抗日而断定其会中止“剿共”，未免过高估计其抗日的决心。从中日两国实力对比言之，对日作战将会是持久战，它涉及国力强弱，战争准备程度，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等诸多因素。如果中国未能形成统一局面，未能采取一致对外态度，则殊难与日本决战，收复东北。正因抗日的持久性，蒋希望“剿共”方略布置妥当后，便转移战略重点至北方。蒋此举大致基于三个前提：其一，希望两广方面能爽快答应出兵“剿共”，否则中央军无法大量抽调北上，抗日难以获取胜机；其二，蒋在第四次“剿共”完成了鄂豫皖及湘鄂西根据地的战事，消灭中央根据地的红军指日可待，“剿共”正值关键之际，不敢轻易停止，以免坐失良机，重蹈覆辙；第三，蒋相信张学良在北方应能组织有效抵抗，热河不致短期内沦陷。因此，尽管蒋决定择机北上，对“剿共”亦表达了较强决心。1933年1月29日，蒋抵达南昌，指挥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表示“余先剿赤而后对日，此次来赣，即所以决定大计也”㈣。与前次之表述有所不同，凸显蒋内心的矛盾取舍。2月6日，蒋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任命陈济棠为副总司令，在南昌设置军委会委员长行营，统一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同时电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张学良代理委员长，负责处理北方军事，筹办兵站、粮秣与运输、防空等事，以防日军侵犯热河、华北。
不过，蒋对北方战局尚抱幻想，希望张学良在热河的布防使日军知难而退，至少希望张能抵抗相 当时间，以便中央军迅速完成“剿共”，然后驱兵北上。由于日军侵略热河的危险增加，2月11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国防委员会条例》，以军事委员长为国防委员会执行委员长。次日，蒋介石得报，日军扬言攻取热河，将以八师兵力进犯。蒋料定“倭寇攻热，将在本月之内，于此半年间，华北局势严重，难保其不再失守”。2月14日，蒋对第9师，第51师49团官兵训话：“要知道，先安内而后攘外，本是我们既定的方策，然而现在的外患实在太严重太紧急了……对内剿匪的工作必须于最短期内完成，乃可使我们能用全国力量一直御侮，然后才有胜算。”蒋尽管在训话中强调了先“安内”而后“攘外”，但并非为“安内”而放弃“攘外”，反而认为国民政府首要的政权危机来源于外患。其一，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具有相对武力优势，如在抗日之前快速完成“剿共”，便能集中力量抗日，通过胜算颇高的“剿共”树立军事权威；其二，蒋受日本入侵所蒙受的耻辱使其产生强烈的民族复兴心理，对外侮的放任自流显然与一个自诩为革命性的政府领袖身份并不相符。无论如何，蒋需要北上抗日并有所行动，危机发展至一定程度甚至需要停止“剿共”，而专心抗日。
当南方“剿共”处于关键之际，北方热河战事日渐吃紧。1933年2月23日，蒋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告以鄂东剿共部队第3、第83师已可抽出，准备北调，惟需在半月以后。第87师先调过江，以便随时北运。“如此，则华北紧急，至少可调第2、第3、第25、第87之四师增援，当可一战也”。同时，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等亲赴北平，与张学良一同赴热，督促汤玉麟抵抗日军进攻。2月28日，蒋确定第2、25、3、44、4、32、5，83师共八个师北上。通令各师，此后关于部队调动，务须严守秘密，以利我机为要。3月1日，蒋决定亲自北上，并电约何应钦同行。蒋认为：“中央军既北上，倭必图在平津正式作战，余果北上，则倭寇必扰及长江。”电令朱培德等，指示长江防务。
不难发现，蒋在热河危机初期，尽管一面致力“剿共”，对抗日有所顾虑和犹豫，但亦表达了较强的决心，并有所军事准备与应对方略。蒋逐步从南方“剿共”战场抽调中央军北上，战略重心向抗日转移。
二、热河沦陷时：抗日与“剿共”两难
当日军分三路猛攻热河，逼中国军队退出热河时，3月3日，蒋介石电何应钦，告以“此时成败关键，在使张学良速赴热河，务请于今夜乘车北上，协同张学良抵御外侮”。此时，国民党军队因抽调部分中央军北上，“剿共”遭遇了重大失利。3月4日，陈诚统率之第52师、59师被红军全歼，蒋介石特致电陈诚予以慰勉。不过，蒋并未因此而放缓北上抗日的准备，决定于3月5日乘机北上保定。因天气恶劣，蒋致电张学良：“明日恐不能起飞，而热战紧急，兄须速往承德督战，不必待弟到平，免误时机。诸事请与敬之兄直商，勿稍客气，兄既赴前方，则后方诸务，弟必负责，请兄放怀。天气稍好，弟必北来，决勿使兄在前方独任其难也。兄能早行一刻，则战事即早得一分之胜利。”3日3月4日。日军侵犯热河省会承德。当天，承德失陷。次日，张学良电蒋介石，告以此事。
早在日军进攻山海关之时，全国人士纷言抵抗，许多军人打电报给蒋，请缨抗日，国内媒体亦纷纷建言。丁文江认为，面对热河危机，蒋应当“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然而，旬日之间，热河沦陷，朝野震惊。孙科对记者发表谈话：“热河天险守军达十余万，中央虽明知结果必败，然无论如何以为至少当能支持二三个月。闻张汉卿对人言，亦以二月为期……不料战事竟未及十日而全线崩溃……承德陷落。余个人主张，中央应具决心，下令将其(张学良)免职。”
热河沦陷使蒋陷入两难之境。如全力对日一战，收复热河，必然影响“剿共”，且对日作战并无胜算；如任日军占领热河，威胁华北，易于激起民愤，各方反对势力亦会以抗日为名，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3月6日，蒋介石由南昌乘机抵汉口，晚上乘火车北上指挥抗日军事，致电杨杰，请其电告张学良、何应钦反攻的战略，并转告宋哲元、商震及庞炳勋诸将领，请他们协同一致力图反攻。同时，蒋责成“剿共”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及“剿共”司令部参谋长贺国光负责进剿中央苏区。
对于蒋北上抗日，时人期望甚高。王子壮认为：“蒋委员长乘车至新乡北上，北方军事或稍有办法也。”3月7日，蒋介石过郑州时发表讲话，表达了收复失地的决心：“失地一日不复，则抗战之责任，绝不敢一日放弃。”3月8日，蒋至石家庄。晚上与何应钦等商定：(1)准张学良辞职；(2)取消北平军分会，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直接指挥各部；(3)在北平、天津、察哈尔设戒严司令；(4)编配于学忠、庞炳勋、商震、何成浚、宋哲元、冯钦哉、万福麟、孙良诚、傅作义等部队。3月12日，国民政府令准张学良辞职，由何应钦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3月16日，蒋决定华北作战方略，重新部署区分指挥系统。3月20日，蒋考虑到抵抗日军的策略，提出：“对日只有抵抗到底，对内只有开放政治，以政治奉还于民，由此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之大业而已。”
蒋之北上或许表达的是一种抗战姿态，南方“剿共”的失利使其认为因共产党的存在而导致政府抗日分心，甚至迁怒于共产党而痛下“剿共”决心，以挽回因抵抗外侮失利所丧失的自尊。3月23日，蒋接陈诚来电，称“剿共”失利。次日，蒋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明确宣布第四次“剿共”失败。由于热河的失陷与“剿共”的失利，蒋介石陷入了困境之中。再三权衡，蒋认为：“此时以稳定抗日战线，加强北方防御，为目前之急务。至对江西剿匪，则只有付诸湘、粤各军，逐渐紧迫而扑灭之。其根本问题，乃在整理部队，培植地方民团，消灭反侧，严防变乱，于寇患与共匪两者，对前一项，应取守势，对后一项，应准备速剿也。”蒋对日军入侵决定采取守势，战略重点重新转移至“剿共”。显然，蒋之考虑在于张学良未能在热河进行成功防守，迫于舆论压力作出北上抗日的危机应对。抽调中央军北上，国民政府既未能获得热河战事的胜利，反而削弱了南方的“剿共”力量。蒋一面以张学良辞职作为热河失陷的负责对象；一面使民众相信，因共产党对政府的武装进攻导致了中央军无法大规模集结北上抗日，再次将矛头指向共产党。
热河既已沦陷，重新编组的中国军队在沿长城一带进行了艰难抗战。蒋于3月26日返抵南京，决定重新部署“剿共”战事。4月4日，蒋由南京乘舰赴赣，主持“剿共”军事。4月15日，电告陈济棠，请其负“剿共”全责。对于“抗日”与“剿共”两难兼顾的局面，大员们多表示担心。王子壮认为：“近日人又以全力向长城各口进攻，梁东亦发生激战，似颇失利，然则北方战事急头，江西共匪仍无清剿之希望，兵力仅如此许，然则著何?”5月1日，蒋介石 致电福建省主席蒋光鼐，告以不宜分兵北上，“剿匪即为抗日，义无二致”，“中意此时北上兵力，应即中止，先清匪患，以固根本为上”。再次体现了蒋在抗日与“剿共”的矛盾心态。4月25日，蒋致电北平何应钦：“华北局势无论能否缓和，我军不能不积极筹防，其范围之可以中央军在北方之兵力为度，切勿过大，盖危机时，各部未必皆听从指挥。故只可能切实指挥之部队，使之共死生同存亡。”概言之，蒋在北方的抗日问题上已倾向于采取守势，不愿继续抽调大批中央军北上。
三、塘沽协定签订：对日停战与集中“剿共”
蒋面临“抗日”与“剿共”两难之际，如能对日停战，有利于集中力量加速“剿共”。然而，“日军自占领热河进攻滦东以后，平津大为震动，我军二三十万人已逐渐失却战斗能力。奸人受日人之利用，在平津为公开及秘密之活动，华北尤时有第二傀儡国出现之危。政府当局受此威胁，遂有与日人成立休战协定之拟议-[10](m2-3)。4月11日，蒋在高调抗日之时，启用了把兄弟黄郛主持华北政局。5月4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与日方谈判，谋求停战。日军虽占领了热河，因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古北口等地顽强抵抗，亦顾忌到长城作战，兵力不足，加上从北平到山海关铁路沿线有根据《辛丑条约》驻扎的各国军队，担心引起国际社会的干涉。故关东军在日本天皇的训示下，将进入长城的部队撤至长城附近，并退出了滦东。5月8日，日本参谋本部又制定了《华北应急处理方案》，指出热河作战目的在“迫和”，不直取平、津，要关东军设法在6月底以前努力完成停战协定。这样，中日停战有了可能。
对于蒋而言，无论如何，都不敢直截了当表示与日本停战。23日蒋得华北危急之报，仍然保持沉默，在对宋哲元的电文中称：“事势至此，不能再有退让，平津前线，惟有拼死相持，以我能拼死，敌乃有所顾忌，国际形势乃有转机，故死拼即所以求生，实为一光明之前路。”同时致电于学忠，言死守以待转机，并力勉东北军。蒋尽管对各抗战将领表示死守或当死一战，但当日军一面亟攻，一面欲协议停战之时，蒋之态度已渐明朗，致电黄郛、何应钦、黄绍竑，同意以不形成文字性条款为前提与日停战：“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惟停战而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妥。且将来协议条款，必有种种难堪之苛求，或甚东北三省及热河字样亦杂见其中，无异割让之承认。”5月25日，蒋听取各方报告与研究策略，认为“对倭交涉，手段不妨和缓，决心不可不坚定也”。再次致电何应钦、黄绍竑，切嘱坚守北平城。“我军如能在北平城坚守一月以上，深信中日问题，必有一解决之途径，倭寇对我停战，必无诚意，但不妨敷衍延缓，俾我能多得设备之时间，惟最后必出于死战，是吾人至大无上之决心……如口头休战，则不妨依然行之，若用文字方式，余总以为不妥。”
东北的沦陷已使国民政府如坐针毡，如承认热河被日军“合法”占领之停战，易于激起全国不断高涨的抗日热情，国内局势更难控制。但是，“战则兵力不胜势为节节败退，和则屈辱虽安，国人群起反对，尤可惧者广东近有出师湘省之举动，日剿共抗日，实则形迹可疑，江西共匪则仍未肃清”。对此，蒋一面希望通过交涉停战，一面表示对日作战，同时督促部队准备继续“剿共”，表面上体现了战略选择的矛盾性，实际上却把停战作为了暂时选择的重点。蒋电黄郛对日交涉时表示：“绝不能涉及伪国事实之承认以及东四省之割让与界限问题。”“弟以为非有我北平一战，决不能制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国人之谅解也。”同时，蒋致电蔡廷锴，催闽粤抗日部队兼程北上，并劝陈铭枢共赴国难5月28日，蒋再次致电何应钦、黄绍竑并转黄郛，指示对倭交涉，令竭力避免文字协定。5月29日上午，蒋介石与汪、孙谈话，决定延缓全国代表大会日期及对内外发表声明，说明对倭仅为协议停战之意。5月31日，蒋察内外情形，有非暂行停战不可之势，再次明确表示“只能于协定内容妥斟酌，力避伪组织之承认及东四省之割让或与之内似足为影射之文句为要”。
1933年6月1日，停战协定成立。蒋即致电汪精卫，“实与去岁淞沪协定无甚差别”，“纵观全文，尚不失为纯粹之临时军事协定，并未涉及政治范围”。《塘沽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侵占热河省的“合法性”，使伪“满洲国”的“国界”扩展到长城一带，平津门户洞开。对日妥协尽管有利于“剿共”，但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动辄提出协议违背的无理取闹”，作为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逐步成为妥协的代名词，成为全国的众矢之的。此后，华北危机加剧，国内亦发生了多起以抗日为借口的政治或军事事件，“抗日”成为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的话语，也成为各实力派争夺政治权力的符号。
四、抗日与“剿共”两难选择的原因分析
由上所析可知，热河危机前后，蒋介石无论于内心深处抑或实际操作，抗日与“剿共”孰若轻重，并非一贯定论，重心不明，犹豫不决。随着局势的发展，蒋一直在寻找内外政策的平衡点，体现了政策选择的两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热河危机前后，蒋尚未形成有效权威，无法号令全国。蒋尽管于1932年3月出任了已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对整个北方军事难以号令统一。张学良控制了华北的税收给养东北军，并主宰了河北，阎锡山主山西，韩复榘主山东，汤玉麟主热河，傅作义主绥远，整个华北无从插手。热河危机发生时，蒋一面令张学良所部，加强抵抗，命调华北部队，准备应援。同时于1932年冬托黄绍弦去广东游说陈济棠，希望两广出兵“剿共”，以便抽调中央军北上，但黄无功而返。黄回忆说：“有一天早上广东当局邀我去谈话，很坦白的表示，不但现在的情形，广东方面，不能出兵。就是日后情形再恶化一些，广东也不能出兵。”热河危机初期，粤桂闽等省军事首长声明拥护中央抗日，阎锡山表示愿意出兵热河，并归属张学良指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弦、蔡廷锴等在香港召开的抗日谈话会中表示，决定由粤、桂、闽抽调部队出关抗日。然而，至5月24日，蒋在电陈济棠的电文中尚谈到：“粤闽抗日部队，曾否出发，切盼兼程北上，剿共部队，尤盼克日推进，会剿计划，亟待实施，恐中不能留赣久候也。”换言之，蒋希望地方实力派能听从调动，但一直未能实现。正如1933年5月23日汪精卫言及抗日难以真正实施的原因：“江西军队不能调开，其他军队则不听调，例如两广高谈抗战但至今迄未出兵。中央对于华北各军苦战三月，不能不急筹援应，但能做到若干，诸兄已不难洞悉。”对于西南胡汉民号令反蒋之事，蒋也只能“一时只可听之，以力所不及，时所未至，强之无益”。意味着蒋除了掌控的中央军外，无法充分调动全国其他武装力量，反而给人以不抗日或消极抗日的口实，蒋不断表明抗日决心亦是徒劳。正因政令军令难以统一，以至于让一些大员感觉“中 枢政令悖乱，何足以戡大难”。
第二，热河危机前后，蒋受到了来自共产党的猛烈攻击，使其对共产党的实力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热河危机时，正值中共中央“左倾”政策的实施时期。当日军进攻山海关时，共产党中央发出号召，认为日军进攻热河这一事变“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问题，更提高到了极端危急与扩大的形势”，认为罪魁祸首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所以提出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辱国的国民党”。中共中央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将满洲及华北成为有力的进攻苏联的根据地”，而“国民党统治，以一年来的不抵抗政策替日本帝国主义清除了武力占领华北的道路”。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在苏区中，应该是巩固和扩大，联系苏维埃区域，加强红军，开展红军对于国民党进攻的反攻，以加强反帝运动中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国统区，动员群众，开展一切形式的群众反帝争斗。”1933年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进攻”路线。虽然，在国难面前，中共中央也提出了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但在对日本侵略形势估计过于“左倾”的情况下，甚至把日军的进攻与武装保卫苏联相联系。
由于中共中央政策的“左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在抗日与“剿共”政策的选择。热河危机发生时，2月28日，蒋介石劝中共放弃迷雾，一致抗日，大意为：“帝国主义枪炮对准我们的胸膛，你们如有理性，应立即放弃一切迷雾，表示一致抗日意愿，则此前错误，均可一笔勾销。”此言未必表现了蒋介石对中共的宽容，但却希望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把抗日置于解决内部争端的优先地位之意。红军利用蒋北上之机，加大了反围剿的力度，红色区域进一步扩大，蒋不得不于3月26日离开保定重返南方“督剿”。4月3日，红军攻陷新淦、金豁与金乡。蒋电告何应钦、黄绍弦：“新淦失守，江西紧急，统御无人，中本日赴赣，待布置妥定，即当北来。”换言之，蒋在处理热河危机时，面临着南方共产党武装进攻的巨大压力，各地苏维埃政权迅速扩大，红军数量猛烈增长。如果北方战事一直延续，蒋根本无法集中精力投入“剿共”之中。因此，1933年4月6日，蒋在南昌电令各将领，必先肃清内匪，再言抗日。4月29日，蒋介石宣布“剿共”军事失利，同时谋求对日停战，继而重整旗鼓，整备第五次“剿共”。1933年5月20日，蒋电陈济棠：“全力剿共，稍收效果，转而对外，名言至理，实获我心。盖剿共利于速决，抗日利于持久。不肃清共匪，亦无长期抗日之可能……欲达此目的，非肃清心腹大患之共匪不可，更非全国一致集中力量不可。”
第三，国联未能给予实际援助抗日需仗自身努力，统一的中国才是抵抗外侮的前提。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对国联制裁日本迫其撤兵尚抱希冀，热河危机发生时，蒋对国联并未寄予厚望，而是希望通过提高国人自身实力取得抗日的成功。蒋认为，“望英美协助以抗倭，与望倭缓和以求存，皆徒丧失我民族人格而已。此时除求己能自立以外，惟有决心牺牲，以期死中求生之法而已”。蒋希望通过内部团结，增强国人自强以达到抵御外侮的目的。5月24日，蒋电陈济棠：“……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而日本即还我一刀，屡验不爽……立国不能依赖他人，全仗自己努力……”为了谋求统一，蒋希望尽量争取时间，延缓全面抗战的爆发，渐渐成为蒋处理内忧外患的重点考虑。因此，当日军进攻猛烈时，蒋选择以抗日为主；但当日军似有缓和进攻迹象时，蒋便重视“剿共”。蒋在外力相助无果之际，政策的决定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有所偏倚。
基于以上原因，面对热河危机，蒋在抗日与“剿共”政策上处于两难选择。热河危机初期，蒋对抗日抱有积极态度，但又认为，日本入侵的真正目的并非中国，故中国可通过有限抵抗，唤醒国际社会的援助，“倭寇之目的敌，实在美俄，如其果与我国大规模正式开战，则其无敌放矢，虽胜必败，此为其最大之弱点，吾惟有与之持久战斗耳”。此种判断难以使抗日彻底进行。热河战事时，闽粤部队一面高喊抗日，又不愿代替中央军“剿共”，使蒋对中央军的使用有捉襟见肘之感。由于兵力分散，“剿共”既失利，北方战事更为吃紧。但当蒋觉察日军除侵占热河外暂时尚无更多政治意图时，便欲争取有限时间彻底剿除共产党，做好抗日的战争准备，同时也使蒋萌生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意图。从整个政治环境考虑，蒋对北方战事虽语义高调，然战不能胜日，亦不能胜共，只能对日勉强求和，集中一端。何应钦谈到，“汪蒋均言，战则丧师失地，和则丧权辱国，实在不好做主”。陈公博也认为：“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途径的吧。”，啭廷黻所言，热河战事“精神的损失比土地的损失还要大”。此后，民族主义更为高涨，抗日逐渐成为国内各种势力及各个阶层能够共同接受的急迫任务。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的热河危机是考验蒋介石“抗日”与“剿共”战略选择的重大事件。热河危机初期，蒋介石表示了抗日的决心，除加强北方军事统一部署外，抽调在南方“剿共”的部分中央军北上，并试图让其他地方军事实力派代替围剿红军。热河沦陷后，中国军队进行了持续三月之久的长城抗战，抗日难以取胜，同时第四次“剿共”失利，蒋不得不同意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以便结束热河危机，重新加速“剿共”。不难发现，热河危机前后，蒋在抗日与“剿共”的战略选择中陷入了两难境地，何者优先，难以取舍。究其原因，主要是蒋自身权威尚未完全树立，国内军事号令难以统一，共产党力量快速扩张，国联制裁日本无望等。停战之后，蒋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苏区步步进逼，开始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军事权力逐步介入政治领域，军令政令亦有统一的趋势。此后，在抗日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势下，在民族危机不断深重的环境下，蒋介石最终明确了以抗日为中心的战略选择，西安事变后抗日成为蒋停止“剿共”与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
作者简介 刘大禹，男，1972年生，湖南新化人，历史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与中华民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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