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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方针，为当前文化工作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激发了文艺工作者前所未有的热情。“两会”期间，本刊记者特意采访了部分音乐界的“两会”代表，请他们畅谈了对今后音乐事业发展的感想。
王立平：作曲家、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原专职副主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这次会议对文艺界的代表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十七大中刚刚提出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方针，全国的文艺界都面临着机会和挑战。文化体制的改革已经酝酿了很多年，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时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还是相对滞后。老百姓对于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怎么样把文化工作搞上去。文化立法、体制改革、文化投入逐步科学化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文化队伍思想建设也不容忽视。文化工作是一个长期积淀、建设的过程，而当前文化领域短视、浮躁的现象比较严重，这无助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这一届代表们刚刚开始工作，大家任重道远。
徐沛东：作曲家、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这次委员参政议政的意识非常强，提了很多好的建议。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指示，有着深刻的含义，应该有更深层次的举措来确保这一方针的实施，比如文艺立法、相关文化事业相关政策的倾斜以及转变文化事业的认识等。文化要长期、稳定的发展没有法治的保障，而是靠每一任领导喜好、决策，显然既缺乏科学性，也不符合文化事业发展的规律。无论是软件、硬件的投入，还是人才的培养，都应该纳入法制的轨道，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核心文化价值体系的发展的健康、有序。
叶小钢：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督学、作曲系副主任
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应该对文化创意产业予以大力扶植，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更优惠的政策。很多文化创意方面的工作都是比较个人化的行为，因此我们在政策的制定上应该充分考虑到其工作方式的特殊性。而当前，很多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这一产业的发展。此外，对于一些大型文化活动，政府也应给予更多财力、人力上的支持。如“北京国际现代音乐节”在全世界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但是单靠中央音乐学院一家单位来主办这种国际性的活动显然有些力不从心。如果能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由政府相关部门参与进来，必将有助于其进一步的发展。
王次炤：音乐学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增加文化投入应该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尤其对国家级工程，包括国家级院团和院校的投入更应该加大。但投入的内容不仅仅限于资金，也应包括各级政府对文化工作投入的精力。假如各级政府领导不研究文化工作的内涵，没有文化工作的规划；或者只搞形象工程。那么再多的资金投入也不可能换来真正的文化繁荣。
刘维维：歌唱家、民盟中央委员，中国东方歌舞团一级演员
党在“十七大”中，提出了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方针，但是我们希望这一方针不仅限于口头上，更要落实于实际当中。希望国家在文化艺术事业上，能有具体的政策的出台、资金的投入，只有国家对文化事业的大力投入，才可能带来文化事业真正的“大繁荣、大发展”。
刘锡津：作曲家、中央歌剧院院长
主流艺术要走出国门。不久前，中央歌剧院的歌剧《霸王别姬》在美国巡演了一个月，所到之处大受欢迎。歌剧是西方艺术最高级的艺术形式，能够在这个领域得到西方国家的赞赏、认同，这是我国的软实力增强的一个有力证明。希望国家今后能够有计划的派出世界一流水准的艺术团体走出国门，这将十分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文化领域的形象。
关峡：作曲家、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党委副书记
我今年的两个提案分别是关于加大国家级直属院团的财政投入问题和制定文化事业的优惠政策问题。“大繁荣、大发展”需要“大投入”。以“国交”为例，现在国家每年下拨的资金，还不足全年实际运营费用的三分之一。这使得乐团的发展很难走上一个良性的轨道。此外，国家对于文化事业单位在税收制度上也应该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借鉴国外“以捐抵税”的做法，有助于培养社会各界赞助文化事业的风尚。
谭利华：指挥家、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音乐家协会主席、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我们一直认为，文化体制改革一定要慎重。因此我建议举办由专家、学者、管理者共同参与的论坛。这样出台的政策才会针对性、实事求是，针对不同艺术门类、不同地区、不同院团的实际情况。此外，国家在文化体制架构的建设上，应该实现金字塔的模式。目前，京剧界已经有了国家京剧院。对于歌剧、交响乐、芭蕾舞等这些上层高雅艺术，也应该有国家的重点院团的建设。这样才有助于打造标志国家最高水准的世界级的艺术院团。
刘云志：小提琴家、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首席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是今年的一个主流的话题。而作为我本身所从事的交响乐事业而言，一直有一种弱势的感觉。虽然这相对于大众文化而言，始终是一个小的群体，却是人类文化高度发达的一种文化存在。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建立基础设施、完善普通音乐教育的同时，应为这种高级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土壤。当前是交响乐发展的一个契机。我盼望着，交响乐的发展问题能够成为一个主流的话题。交响乐虽不是中国的原生艺术，但今天它已经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为世界各国交流、对话的一种重要
宋祖英：歌唱家、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象征，中国文化、中国音乐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仅是在世界范围的华人圈中，更要走进欧美主流文化，这不仅需要音乐界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民族声乐表演领域，我算是“走出去”最早的一个，我已经先后在澳大利亚、奥地利、美国等国举办过个人独唱音乐会。之前，这些活动更多的需要依靠艺术家个人的努力和民间力量的支持才能完成。随着“十七大”带来的文化方面的繁荣和发展，希望国家能够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艺术家们更大的支持，让他们能够更全心的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把更多的艺术精品奉献给世界。
吴祖强：作曲家、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
我今年依旧是呼吁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尊重《著作权法》方面加强力度。像芭蕾舞剧《白毛女》这样一部经典的作品，虽然今天还不断在舞台上演出，但是一直以来，几位编导却没有收到过分文的报酬。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警惕。另外，作为一个老音乐工作者，我今年已经是第五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了。面临“十七大”之后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全所未有的契机，我个人会竭尽所能做一些有益于文化繁荣、发展的工作，更期望希望我们的音乐艺术在这个洪流中发出自己的响亮的乐音。
田青：民族音乐学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我今年的提案除了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还有就是关于传统艺术进课堂。最近关于“京剧进课堂”的话题是人们谈论的一个热点。这本来是一个好事，但由于缺乏深入的论证，忽略了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京剧固然是国粹，但是除此之外全国还有200多个地方剧种，各地还有自己的民歌、曲艺、歌舞。让孩子们了解这些本土文化是必要的，每个地区都可以制定有自己乡土文化特色的教材，不要剪断他们和自己母文化之间的脐带。此外，在進课堂的同时，更要让孩子们进剧场。很多传统艺术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经典文化，需要大量的练习才能掌握，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胜任，但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文化加以欣赏和接受。
吴玉霞：琵琶演奏家、中央民族乐团一级演员
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财富，作为一名演奏家，将其发扬光大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次我的提案题为“关于弘扬中国民乐加大扶植民族乐团发展力度的建议”，为此我搜集了国内外以及港澳地区一些姊妹民族艺术的团体的经验、做法，希望在提出议案的同时也能够为相关政府部门更好、更有效的制定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弘扬民族文化，让我们的民族音乐拥有更广泛的听众，才能为其走向世界打下坚实的基础。增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软实力，民族文化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環。
金铁霖：声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
现在，青少年们受流行文化、甚至是低俗的音乐文化影响十分强烈。而我们倡导加强青少年的音乐素质教育，用传统的、经典的音乐文化熏陶他们，使青少年能够热爱这种音乐。我们提倡他们多了解民族的传统经典，用这种音乐来占领他们的心灵和思想、占领舞台，使健康向上的作品能够有更大的生存土壤，让我们的音乐艺术能够真正达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
吴雁泽：歌唱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奥运在即，北京的交通秩序还是比较混乱，各种车辆不能各行其道。我今年的一个提案就是呼吁相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调动执法、监督等各个部门的力量加以解决。这个议案跟音乐没有直接关系，却是一个是有关乎全社会文明的问题。另一个提案是呼吁音乐事业从娃娃抓起。现在的中小学音乐教学有待于进一步规范，一定要制定规范性的音乐课本，只有这样，全民的音乐素质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提高。
于海：指挥家、解放军军乐团团长
现在国家已经颁布了《国旗法》、《国徽法》，唯独没有《国歌法》。这就造成了国歌在使用、演奏过程中的不规范、不严肃的情况时有发生。国歌甚至被改编成手机的彩铃。在专业领域，由于版本不统一，造成了很多国内外乐团在演奏我国国歌上的不准确。此外，在国歌教育方面也有待加强，很多人对于国歌内涵乃至创作者都知之甚少。这些都有待于通过立法的来得到改善，以更好的树立我们国家的形象。
黄河：扬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
我今年的提案是关于怎样从教育入手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的问题。中华泱泱大国，人口众多、民族众多，而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最终实现民族的复兴、民族的腾飞是至关重要的基础。只有从教育入手，只有让民族音乐文化等民族艺术通过学校课堂有效的传承下去， 才能够生根、开花，真正的发展起来。
(代表按采访顺序排列 本文图片张萌摄)
王立平：作曲家、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原专职副主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这次会议对文艺界的代表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十七大中刚刚提出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方针，全国的文艺界都面临着机会和挑战。文化体制的改革已经酝酿了很多年，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时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还是相对滞后。老百姓对于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怎么样把文化工作搞上去。文化立法、体制改革、文化投入逐步科学化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文化队伍思想建设也不容忽视。文化工作是一个长期积淀、建设的过程，而当前文化领域短视、浮躁的现象比较严重，这无助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这一届代表们刚刚开始工作，大家任重道远。
徐沛东：作曲家、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这次委员参政议政的意识非常强，提了很多好的建议。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指示，有着深刻的含义，应该有更深层次的举措来确保这一方针的实施，比如文艺立法、相关文化事业相关政策的倾斜以及转变文化事业的认识等。文化要长期、稳定的发展没有法治的保障，而是靠每一任领导喜好、决策，显然既缺乏科学性，也不符合文化事业发展的规律。无论是软件、硬件的投入，还是人才的培养，都应该纳入法制的轨道，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核心文化价值体系的发展的健康、有序。
叶小钢：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督学、作曲系副主任
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应该对文化创意产业予以大力扶植，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更优惠的政策。很多文化创意方面的工作都是比较个人化的行为，因此我们在政策的制定上应该充分考虑到其工作方式的特殊性。而当前，很多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这一产业的发展。此外，对于一些大型文化活动，政府也应给予更多财力、人力上的支持。如“北京国际现代音乐节”在全世界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但是单靠中央音乐学院一家单位来主办这种国际性的活动显然有些力不从心。如果能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由政府相关部门参与进来，必将有助于其进一步的发展。
王次炤：音乐学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增加文化投入应该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尤其对国家级工程，包括国家级院团和院校的投入更应该加大。但投入的内容不仅仅限于资金，也应包括各级政府对文化工作投入的精力。假如各级政府领导不研究文化工作的内涵，没有文化工作的规划；或者只搞形象工程。那么再多的资金投入也不可能换来真正的文化繁荣。
刘维维：歌唱家、民盟中央委员，中国东方歌舞团一级演员
党在“十七大”中，提出了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方针，但是我们希望这一方针不仅限于口头上，更要落实于实际当中。希望国家在文化艺术事业上，能有具体的政策的出台、资金的投入，只有国家对文化事业的大力投入，才可能带来文化事业真正的“大繁荣、大发展”。
刘锡津：作曲家、中央歌剧院院长
主流艺术要走出国门。不久前，中央歌剧院的歌剧《霸王别姬》在美国巡演了一个月，所到之处大受欢迎。歌剧是西方艺术最高级的艺术形式，能够在这个领域得到西方国家的赞赏、认同，这是我国的软实力增强的一个有力证明。希望国家今后能够有计划的派出世界一流水准的艺术团体走出国门，这将十分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文化领域的形象。
关峡：作曲家、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党委副书记
我今年的两个提案分别是关于加大国家级直属院团的财政投入问题和制定文化事业的优惠政策问题。“大繁荣、大发展”需要“大投入”。以“国交”为例，现在国家每年下拨的资金，还不足全年实际运营费用的三分之一。这使得乐团的发展很难走上一个良性的轨道。此外，国家对于文化事业单位在税收制度上也应该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借鉴国外“以捐抵税”的做法，有助于培养社会各界赞助文化事业的风尚。
谭利华：指挥家、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音乐家协会主席、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我们一直认为，文化体制改革一定要慎重。因此我建议举办由专家、学者、管理者共同参与的论坛。这样出台的政策才会针对性、实事求是，针对不同艺术门类、不同地区、不同院团的实际情况。此外，国家在文化体制架构的建设上，应该实现金字塔的模式。目前，京剧界已经有了国家京剧院。对于歌剧、交响乐、芭蕾舞等这些上层高雅艺术，也应该有国家的重点院团的建设。这样才有助于打造标志国家最高水准的世界级的艺术院团。
刘云志：小提琴家、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首席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是今年的一个主流的话题。而作为我本身所从事的交响乐事业而言，一直有一种弱势的感觉。虽然这相对于大众文化而言，始终是一个小的群体，却是人类文化高度发达的一种文化存在。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建立基础设施、完善普通音乐教育的同时，应为这种高级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土壤。当前是交响乐发展的一个契机。我盼望着，交响乐的发展问题能够成为一个主流的话题。交响乐虽不是中国的原生艺术，但今天它已经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为世界各国交流、对话的一种重要
宋祖英：歌唱家、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象征，中国文化、中国音乐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仅是在世界范围的华人圈中，更要走进欧美主流文化，这不仅需要音乐界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民族声乐表演领域，我算是“走出去”最早的一个，我已经先后在澳大利亚、奥地利、美国等国举办过个人独唱音乐会。之前，这些活动更多的需要依靠艺术家个人的努力和民间力量的支持才能完成。随着“十七大”带来的文化方面的繁荣和发展，希望国家能够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艺术家们更大的支持，让他们能够更全心的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把更多的艺术精品奉献给世界。
吴祖强：作曲家、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
我今年依旧是呼吁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尊重《著作权法》方面加强力度。像芭蕾舞剧《白毛女》这样一部经典的作品，虽然今天还不断在舞台上演出，但是一直以来，几位编导却没有收到过分文的报酬。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警惕。另外，作为一个老音乐工作者，我今年已经是第五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了。面临“十七大”之后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全所未有的契机，我个人会竭尽所能做一些有益于文化繁荣、发展的工作，更期望希望我们的音乐艺术在这个洪流中发出自己的响亮的乐音。
田青：民族音乐学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我今年的提案除了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还有就是关于传统艺术进课堂。最近关于“京剧进课堂”的话题是人们谈论的一个热点。这本来是一个好事，但由于缺乏深入的论证，忽略了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京剧固然是国粹，但是除此之外全国还有200多个地方剧种，各地还有自己的民歌、曲艺、歌舞。让孩子们了解这些本土文化是必要的，每个地区都可以制定有自己乡土文化特色的教材，不要剪断他们和自己母文化之间的脐带。此外，在進课堂的同时，更要让孩子们进剧场。很多传统艺术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经典文化，需要大量的练习才能掌握，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胜任，但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文化加以欣赏和接受。
吴玉霞：琵琶演奏家、中央民族乐团一级演员
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财富，作为一名演奏家，将其发扬光大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次我的提案题为“关于弘扬中国民乐加大扶植民族乐团发展力度的建议”，为此我搜集了国内外以及港澳地区一些姊妹民族艺术的团体的经验、做法，希望在提出议案的同时也能够为相关政府部门更好、更有效的制定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弘扬民族文化，让我们的民族音乐拥有更广泛的听众，才能为其走向世界打下坚实的基础。增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软实力，民族文化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環。
金铁霖：声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
现在，青少年们受流行文化、甚至是低俗的音乐文化影响十分强烈。而我们倡导加强青少年的音乐素质教育，用传统的、经典的音乐文化熏陶他们，使青少年能够热爱这种音乐。我们提倡他们多了解民族的传统经典，用这种音乐来占领他们的心灵和思想、占领舞台，使健康向上的作品能够有更大的生存土壤，让我们的音乐艺术能够真正达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
吴雁泽：歌唱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奥运在即，北京的交通秩序还是比较混乱，各种车辆不能各行其道。我今年的一个提案就是呼吁相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调动执法、监督等各个部门的力量加以解决。这个议案跟音乐没有直接关系，却是一个是有关乎全社会文明的问题。另一个提案是呼吁音乐事业从娃娃抓起。现在的中小学音乐教学有待于进一步规范，一定要制定规范性的音乐课本，只有这样，全民的音乐素质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提高。
于海：指挥家、解放军军乐团团长
现在国家已经颁布了《国旗法》、《国徽法》，唯独没有《国歌法》。这就造成了国歌在使用、演奏过程中的不规范、不严肃的情况时有发生。国歌甚至被改编成手机的彩铃。在专业领域，由于版本不统一，造成了很多国内外乐团在演奏我国国歌上的不准确。此外，在国歌教育方面也有待加强，很多人对于国歌内涵乃至创作者都知之甚少。这些都有待于通过立法的来得到改善，以更好的树立我们国家的形象。
黄河：扬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
我今年的提案是关于怎样从教育入手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的问题。中华泱泱大国，人口众多、民族众多，而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最终实现民族的复兴、民族的腾飞是至关重要的基础。只有从教育入手，只有让民族音乐文化等民族艺术通过学校课堂有效的传承下去， 才能够生根、开花，真正的发展起来。
(代表按采访顺序排列 本文图片张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