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秋，我开始了自己的门诊。
　　刚开始看诊不免慌张，偶尔遇上复杂的内科疾病，或态度强势的病患，便乱了节奏；时间的掌控常欠缺效率，有时问诊问下来就是一小时，旁枝末节，巨细靡遗（但不见得靡遗到关键），把病历填得满满的，却无明确结论或决策。这样的窘境持续几个月后，才渐渐摆脱。
　　一年过后，门诊来了一位糖尿病老妇，血糖控制极差，由女儿陪伴着。她身上已出现视网膜、末梢神经等糖尿并发病变，当时采口服药治疗。
　　我心想：这么差的血糖，口服药够劲吗？要不要直接改为胰岛素？
　　“可能要打针了，药吃到极限了。”我说。
　　“她和中风的老伴两人住乡下，没人可帮她打针，她自己又不敢打。”女儿说。我心想：也对，听来极不安，万一胰岛素过量，低血糖昏过去没人发现怎么办？
　　“那么……先吃药好了。”我说，但踟蹰一晌，又改口，“不行，要打胰岛素才行，口服药无法调了，肾功能也不理想。”
　　那时的我，内心摆荡，立场飘忽。方向涂涂改改后，我告诉老妇要打胰岛素。她拒绝，表态无法容忍日日挨针，宁愿人生就此而去，管他妈的血糖。
　　该怎么办？我很为难。
　　在这种局势下，我终究选择妥协，微调口服药量，然后苦口规劝饮食，并抽血检验一种名“C胜肽链胰岛素”（C-peptlde）的浓度。这是一种胰脏制造胰岛素的中间产物，可借此评估胰岛素分泌能力，如果太低，可能反映出分泌力已日薄西山。
　　一周后，老妇回诊，报告显示C胜肽链胰岛素异常偏低。
　　“你的腰尺要休息一下。我们先打胰岛素，好不好？”我问。
　　“腰尺？”老妇有些讶异，以为肾脏出了什么问题。
　　“不是肾，是胰脏。”我解释。
　　那曾是我的疑惑。小时和母亲去市场猪肉摊，屠刀与腥臊间，常会听见肉贩以闽南话嚷着腰子腰尺。那时我隐约知道，肉贩口中的“腰子”是肾脏，但“腰尺”却众说纷纭。在那不讲求追根究底的童年，我以为腰尺该与肾为邻，一度以为是肾上腺。就这样，我含糊地过了好几个春秋，直到成为医学生，跟了诊，听见对话，才顿悟腰尺指的是胰脏。
　　这脏器如尺般地横躺于腹中。但吊诡的是，它位居肚腹中央，而非腰侧，为何不名肚尺、腹尺，而曰腰尺？究竟命名者为谁？初始之际，指的真的是胰脏吗？
　　后来有一天，因为受托，我陪朋友到传统市场买坐月子的炖补食材。朋友向肉贩指定腰子与腰尺，当肉贩递来后，我隔着浅红、半透明的塑胶袋，仔细端详腰尺：赭红、长条状、质地饱实。我心想：它真的是胰脏吗？我反而觉得像脾脏。根据我零散的解剖知识与刀房记忆，胰色泽较淡、质地较松软，而且，就分布位置来说，脾确实居腰侧。
　　胰？脾？肾上腺？我不清楚每位猪贩认知里的腰尺都是同块脏腑，但在医界或人体内，腰尺指的均是胰脏。似乎，腰尺的身份在猪身上就马虎了起来。
　　说胰脏像尺，其实有些勉强。它可是有头有身，甚至尾巴的器官。
　　胰头枕在腹腔右侧，邻十二指肠；胰身躲于胃之后，横亘腹中；胰尾翘向左侧，衔脾脏。除了头身尾，还有一个部位名“钩突”（uncinate），居胰头下方。
　　这身型别致的脏器，我总觉得不像尺，而像个逗点，像只蝌蚪，或像枚水滴。它是跨领域的，拥双专长：属消化系，亦属内分泌系；能分泌胰液，分解食物，亦能制造多项荷尔蒙，调控血糖平衡。
　　胰脏似乎带有一种“分泌”的宿命，终其一生都在榨出。它的英文是Pancreas，源于希腊文，pan有全、整的意思，creas有鲜肉之意，因此合起来，弥漫浓浓的肉质感。虽然英文名如此，但我老觉得它是个易被雾锁的器官，像春季的马祖列屿，或随时被烟岚淹覆的苗栗雾霭。在超音波底下，只要胃肠气多了，胰脏能见度就差了，这和肝胆脾肾不太一样。它习惯深藏，习惯若隐若现，在脏腑中最具隐士情操。
　　往后，老妇持续在门诊追踪血糖。这架构在“拒胰岛素”的医病前提下，我仅能非常严格地控制她的饮食，或者说，管辖她的嘴欲。有时，我会感到自己的独裁：羹类不能多、吃肉请把皮和肥肉吐掉、白馒头地瓜芋泥要少量、禁喝含糖饮料、水果要克制、肉燥不能淋、炸物甜食得忌口……不能不能不能，所有的美味都是毒，无滋无味才是王道。我和她计较着米油盐（就差“柴”了），像是舌上暴君。
　　终于有一天，老妇和我说，有些事我是不懂的。身为家庭主妇的她，掌管菜色，也收拾菜尾。每当面对桌上吃剩的食物，她总感到丢了可惜，于是一人默默将全家的剩菜剩饭咽了肚，仿如厨余桶，多年来始终如一。
　　那些食材都是黯淡的、待弃的，从来不会是美食。我似乎明白，饮食控制不是随口少油少盐少肉那么无关痛痒的一件事。
　　然而血糖高是事实，习性难改，唯有胰岛素一途。我开始采取恫吓策略，搬出种种糖尿并发症的可能结局：失明、透析（洗肾）、截肢……几经劝说，老妇终于答应施打胰岛素。
　　紧接着是一段艰辛的数学日志：长效、短效、混合剂型，我从体重、用餐时间、饮食习惯，不断计算，调整她的胰岛素剂量。胰脏此时还真像把尺！一把非形状上，而是功能上的尺——到底要调到怎样的刻度，才能对齐她腹中的那把腰尺？
　　有天，老妇回诊，血糖值是就医以来最好的一次。但她却表明不想打胰岛素了，连药也不用了。她要放弃，让血糖顺其自然。
　　“怎么了？”我问。
　　诊间安静了数十秒，老妇哭了出来。
　　她碎碎断断地讲着，原来几周前，儿子在一场意外中，遭砂石车辗毙，徒留一妻二子。孩子正念小学。起先她忆起肇事者事后狡辩的说词，语气悲愤，但一想到儿子血肉模糊的死状，竟在诊间放声大哭起来。
　　怎么办？我该如何安慰她？我陷入一种不知所措的状态，想说些安慰的话，却吞吞吐吐。
　　她在诊间哭了几分钟，我只知道递上卫生纸，并在最后一刻，说了段类似“事情遇到了也无法逃，希望你能走出来，血糖还是要好好控制”的话，然后，看诊就结束了。
　　那事过后，我渐渐知道，有些事是可以超越健康、优先于疾病的——儿子没了，血糖算什么？七十几岁的她，白发人送黑发人，失眠，食不下咽，生活秩序崩解，血糖显得如此遥远，如此虚渺。
　　起先我以为老妇不会回诊了，但庆幸地，她仍按时回返。那几个月，她的血糖相当理想，胰岛素也开始减量。数月过去了，她渐渐走出丧子阴霾，脸上多了微笑，食欲渐增，或许因此，血糖又升高了。
　　“最近又吃什么好料的？”我问。
　　了解一些生活概况后，我告诉老妇，再三个月，我将离开这间医院，新的医师会继续照顾她。
　　她有些惊讶，问我的去向。
　　“我给你看病也快三年了，你好像比以前栽（稳重）。”老妇说。
　　这话是中听的。我微笑，谢谢她的包容。不过，事实还是得面对：胰岛素又需调整。
　　我在病历上修改了胰岛素剂量，微幅增加单位。她静静凝视我，像在思忖什么，亦像有话要说。或许，她腹中这把腰尺，计算胰岛素剂量的同时，还以更幽微的刻度，衡量我一路来的些许生涩、些许成熟，以及那些进退中的棱棱角角。
　　（选自台湾{幼狮文艺}2013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