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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地市主官无疑是官场青年才俊，然而，随着干部年轻化标准的新变化，全国现任23位70后书记市长的整体晋升也出现了新变化。
2015年2月，70后孙爱军晋升菏泽市委书记，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市委书记。据《决策》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3月份，在全国332个地级行政区中，有23个70后党政一把手，占总数的7%，分布于16个省份。
地级市党政主官在领导干部梯队中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地市主官既要吃透上级精神，落实上级部署，又要面对复杂多样的基层问题，决策水平、战略思维、处理复杂紧急问题的能力，都将得到极大锻炼与提升。
如此年轻就在地市主官的岗位上锻炼，这批70后有哪些晋升渠道？据《决策》梳理，这23人中团干有14个，机关内逐级晋升者有4人，由国企“一把手”转任的有3人，以及中办秘书局出身的2人。
不同的路径，分别呈现出怎样的特征？与曾经的60后同级相比较，70后地市主官群体在晋升之路上又有哪些特点？
团干中的“非典型”
2011年，39岁的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孙爱军转任菏泽市委副书记，4年间，完成了从副市长到市长再到市委书记的晋升。孙爱军之外的其余13个团干，无一例外都是在团省委书记或副书记的位置上转任地市级党政领导。团干中另一个市（地）委书记是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哈密地委书记刘剑，余下12人均任政府正职，这12个城市分别是莱芜、淮南、湘西自治州、咸宁、乐山、揭阳、玉溪、黔东南州、毕节、黑河、本溪、嘉峪关。
虽然这14人都担任过团省委书记或副书记，但在任职团省委之前的履历却有不同。其中，除了刘剑、毕节市长陈昌旭、本溪市长高宏彬，其余11人都是从参加工作伊始就在团系统任职，在团系统内逐级晋升至团省委书记或副书记。《决策》记者梳理发现，后者主政的地市多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压力相对较大，组织部门把这些团干精英放到欠发达地区任职，对其施政能力是非常好的锻炼。
而刘剑、陈昌旭、高宏彬3人，在担任团省委领导之前分别有10年、13年、10年的基层工作经历，陈昌旭、高宏彬在进入团系统之前都担任过乡镇长和县长，而刘剑在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之前，先后在国家林业投资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北京西城区多个基层岗位摸爬滚打了10年。与丰富的基层履历相对应，三人在团干群体中较为耀眼，刘剑是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旭主政的毕节是贵州第三大城市、贵州“金三角”之一；高宏彬主政的本溪市则是重工业基地、辽宁中部城市群中心城市之一。
在县级官员越来越受到高层重视的新形势下，有过主政一方经历的官员在仕途上无疑被看好。在这14个团干群体中，只有陈昌旭一人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在晋升团省委之前，还担任过正安县县长。他在任团省委书记4年后，以正厅级的身份任瓮安县委书记一职。彼时，瓮安在“6.28”群体性事件后，虽经历过3年的整顿治理，但依然问题重重。陈昌旭到任后，以转变工作作风、弥补民生欠账、创新社会管理和力促科学发展为抓手，实现了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的转变。
陈昌旭还被称为“无中生有式”干部，在共青团贵州省委和瓮安皆因富有开拓创新精神被外界看好。他在团省委期间倡导的“春晖行动”也在全国引起反响，任职瓮安期间成功依托区划调整，拓展城镇化建设和产业化布局，成为贵州工业化和城镇化强省战略的一个地方样本。
除了团系统，另一个渠道是中办秘书局，地市70后主官有2人出自中办秘书局，分别是浙江最年轻的市委书记——衢州市委书记陈新，和目前最年轻的70后地方主官——生于1975年的湖北随州市长郄英才。
对于秘书局干部而言，其在中办的仕途晋升会遇到瓶颈，一旦在秘书局做到厅级干部基本都要外调。秘书局的厅级干部一般有两类，一类是管理岗位的厅局级干部，即秘书局局长、副局长，另一类则是具有厅局级级别的秘书。郄英才属于前者，在中办秘书局副局长的位置上外放随州，而陈新属于后者。
陈新曾任中央办公厅正局级秘书，2008年走出中办担任宁波市委副书记。此后，陈新留任宁波并担任政法委书记、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等职。2012年5月，陈新晋升衢州市委书记，成为浙江最年轻的地级市市委书记。
与中央部门和团干出身的70后地市主官相比较，机关内逐级晋升和国企“一把手”转任地方者则是拾级而上，各层级履历相对较为完备。与丰富的履历相对应，拾级而上者中出现了不少政坛新秀，其中有这23个地级行政区中经济最发达的常州市市长费高云、唯一的省会城市市长周红波和湖南第二大城市衡阳市长周海兵。
拾级而上的仕途精英
作为江苏第一位70后省辖市市长，费高云起步于乡镇，在20年时间里，先后在邗江、仪征、南通、常州4地经过多个岗位的锻炼，基层履历极为完备。作为选调生的优秀代表，费高云曾被邀请到江苏省委党校为年轻选调生做报告。
2000年11月，29岁的费高云从乡长的位置上晋升县级市仪征市副市长，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县官生涯，37岁时升任仪征市委书记，成为当时江苏最年轻的县委书记。2011年8月，费高云升任南通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通州区委书记。2012年10月，南通启东排海工程事件引发全国关注，费高云临危受命兼任启东市委书记，全程负责处理此事。费高云以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长身份同时兼任两个区县的书记，在江苏政坛极为罕见，虽然是特殊情况下的安排，但也证明了费高云处理复杂紧急问题的能力。
此外，南通市通州区是江苏近10年来首个县改区的地方，这一过程有3年过渡期，费高云主政期间顺利完成这一过渡，为以后江苏多个省辖市市区扩容带来经验。
南宁市长周红波1992年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广西农业系统的植保总站工作，在基层摸爬滚打10年后，进入自治区农业厅工作，后在农业厅人事处处长的位置上晋升南宁市副市长；因工作能力突出，升任南宁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2011年40岁时担任南宁市长，成为当时也是目前唯一的70后省会主官。
2015年2月，70后孙爱军晋升菏泽市委书记，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市委书记。据《决策》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3月份，在全国332个地级行政区中，有23个70后党政一把手，占总数的7%，分布于16个省份。
地级市党政主官在领导干部梯队中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地市主官既要吃透上级精神，落实上级部署，又要面对复杂多样的基层问题，决策水平、战略思维、处理复杂紧急问题的能力，都将得到极大锻炼与提升。
如此年轻就在地市主官的岗位上锻炼，这批70后有哪些晋升渠道？据《决策》梳理，这23人中团干有14个，机关内逐级晋升者有4人，由国企“一把手”转任的有3人，以及中办秘书局出身的2人。
不同的路径，分别呈现出怎样的特征？与曾经的60后同级相比较，70后地市主官群体在晋升之路上又有哪些特点？
团干中的“非典型”
2011年，39岁的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孙爱军转任菏泽市委副书记，4年间，完成了从副市长到市长再到市委书记的晋升。孙爱军之外的其余13个团干，无一例外都是在团省委书记或副书记的位置上转任地市级党政领导。团干中另一个市（地）委书记是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哈密地委书记刘剑，余下12人均任政府正职，这12个城市分别是莱芜、淮南、湘西自治州、咸宁、乐山、揭阳、玉溪、黔东南州、毕节、黑河、本溪、嘉峪关。
虽然这14人都担任过团省委书记或副书记，但在任职团省委之前的履历却有不同。其中，除了刘剑、毕节市长陈昌旭、本溪市长高宏彬，其余11人都是从参加工作伊始就在团系统任职，在团系统内逐级晋升至团省委书记或副书记。《决策》记者梳理发现，后者主政的地市多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压力相对较大，组织部门把这些团干精英放到欠发达地区任职，对其施政能力是非常好的锻炼。
而刘剑、陈昌旭、高宏彬3人，在担任团省委领导之前分别有10年、13年、10年的基层工作经历，陈昌旭、高宏彬在进入团系统之前都担任过乡镇长和县长，而刘剑在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之前，先后在国家林业投资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北京西城区多个基层岗位摸爬滚打了10年。与丰富的基层履历相对应，三人在团干群体中较为耀眼，刘剑是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旭主政的毕节是贵州第三大城市、贵州“金三角”之一；高宏彬主政的本溪市则是重工业基地、辽宁中部城市群中心城市之一。
在县级官员越来越受到高层重视的新形势下，有过主政一方经历的官员在仕途上无疑被看好。在这14个团干群体中，只有陈昌旭一人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在晋升团省委之前，还担任过正安县县长。他在任团省委书记4年后，以正厅级的身份任瓮安县委书记一职。彼时，瓮安在“6.28”群体性事件后，虽经历过3年的整顿治理，但依然问题重重。陈昌旭到任后，以转变工作作风、弥补民生欠账、创新社会管理和力促科学发展为抓手，实现了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的转变。
陈昌旭还被称为“无中生有式”干部，在共青团贵州省委和瓮安皆因富有开拓创新精神被外界看好。他在团省委期间倡导的“春晖行动”也在全国引起反响，任职瓮安期间成功依托区划调整，拓展城镇化建设和产业化布局，成为贵州工业化和城镇化强省战略的一个地方样本。
除了团系统，另一个渠道是中办秘书局，地市70后主官有2人出自中办秘书局，分别是浙江最年轻的市委书记——衢州市委书记陈新，和目前最年轻的70后地方主官——生于1975年的湖北随州市长郄英才。
对于秘书局干部而言，其在中办的仕途晋升会遇到瓶颈，一旦在秘书局做到厅级干部基本都要外调。秘书局的厅级干部一般有两类，一类是管理岗位的厅局级干部，即秘书局局长、副局长，另一类则是具有厅局级级别的秘书。郄英才属于前者，在中办秘书局副局长的位置上外放随州，而陈新属于后者。
陈新曾任中央办公厅正局级秘书，2008年走出中办担任宁波市委副书记。此后，陈新留任宁波并担任政法委书记、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等职。2012年5月，陈新晋升衢州市委书记，成为浙江最年轻的地级市市委书记。
与中央部门和团干出身的70后地市主官相比较，机关内逐级晋升和国企“一把手”转任地方者则是拾级而上，各层级履历相对较为完备。与丰富的履历相对应，拾级而上者中出现了不少政坛新秀，其中有这23个地级行政区中经济最发达的常州市市长费高云、唯一的省会城市市长周红波和湖南第二大城市衡阳市长周海兵。
拾级而上的仕途精英
作为江苏第一位70后省辖市市长，费高云起步于乡镇，在20年时间里，先后在邗江、仪征、南通、常州4地经过多个岗位的锻炼，基层履历极为完备。作为选调生的优秀代表，费高云曾被邀请到江苏省委党校为年轻选调生做报告。
2000年11月，29岁的费高云从乡长的位置上晋升县级市仪征市副市长，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县官生涯，37岁时升任仪征市委书记，成为当时江苏最年轻的县委书记。2011年8月，费高云升任南通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通州区委书记。2012年10月，南通启东排海工程事件引发全国关注，费高云临危受命兼任启东市委书记，全程负责处理此事。费高云以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长身份同时兼任两个区县的书记，在江苏政坛极为罕见，虽然是特殊情况下的安排，但也证明了费高云处理复杂紧急问题的能力。
此外，南通市通州区是江苏近10年来首个县改区的地方，这一过程有3年过渡期，费高云主政期间顺利完成这一过渡，为以后江苏多个省辖市市区扩容带来经验。
南宁市长周红波1992年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广西农业系统的植保总站工作，在基层摸爬滚打10年后，进入自治区农业厅工作，后在农业厅人事处处长的位置上晋升南宁市副市长；因工作能力突出，升任南宁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2011年40岁时担任南宁市长，成为当时也是目前唯一的70后省会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