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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将“以人为本”写入中央全会文件，是中共执政理念的飞跃，意义重大而深远。如何认识它的意义，以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得以卓有成效地贯彻这一执政兴国的理念，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而认识“以人为本”的关键在于认识“人”。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哲学误解的目标，其中之一就是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核心并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清晰表达出的“人本主义”，认为那只是青年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理论的过程中的不成熟的标记，是成熟的马克思所不取的观点，成熟的马克思是“科学主义”的。阿尔都塞就是这种见解的最有代表性的阐述者。但是，在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和马克思的科学主义之间做出的截然划分就像在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之间做出的截然划分一样是不合理的和粗暴的。实际上，正如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所正确指出的，“无论按年代顺序还是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的起始点都在于哲学人类学”；“设想巴黎手稿包含《资本论》的全部精髓，那当然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这些稿子实际是马克思一生写下去的一本书的初稿，那本书的最后形式就是《资本论》。而且，有正当理由认定，最后形式是以前稿子的发展而不是背离初稿。不错，‘手稿’并没有提到一般认为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柱石——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可是，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连同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区别，以及承认劳动力是商品，只不过是异化劳动论的定论形式罢了。”(科拉柯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流 <一>》，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6、155—156页)
那么，对马克思来说，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物呢?
在马克思看来，“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作为天赋、才能和欲望存在的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存在物。另一层意思是，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存在物，因为他需要一个在他之外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来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马克思非常强调对象性这一点。他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同上书第106页)
然而，自然界很少能够以其直接存在的形态满足人的需要。这就需要人通过劳动、通过自己的自然生命力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来改造自然使其满足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得体地生成为人。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描述了这个劳动过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它区别于动物的本能的生．命活动。“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7－58页)马克思把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称为人的能动的类生活，把人称为人的自然存在物、类存在物，把人改造自然界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的自我实现的过程称之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同上书第56－58、107页)
在讨论了人的需要、满足需要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之后，马克思谈到了人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同上书第 170－171页)也就是说，人的直接的、利已的需要，以及这些需要求得满足的方式肯定要把人们相互之间联系起来，人只有在社会联系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本质。马克思说，即使是我在从事一种很少与人进行直接联系的科研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要的材料是社会给予我的，而且我从自身所做出来的东西，也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不是与个人对立存在的抽象物，而毋宁说是个人完成自己的生命表现、满足自己需要的内在空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 (同上书第83页)
虽然“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人的方式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同上书第171页)在一个承认自己是人并按人的方式组织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使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对象化，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对象性的、可以感性地直观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 (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了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同上书第183－184页)
然而，“由于贫困，由于需要”(同上书第172页)，交换出现了，异化也就随之出现。马克思说：“诚然，劳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通过交换，他的劳动部分地成了收入的来源。这种劳动的目的和它的存在已经不同了。”(同上书第 174页)最初，交换还是简单的物物交换。在其中，两个私有者中的任何一个人的生产都还是由他的需要、他的才能和他手头所有的自然材料直接决定的，也就是说，都还是他的生命的自由表现，他只是用自己的产品余额去交换另一个人的产品余额而已。随着交换的发展，就出现了分工。分工是人的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在这种交换中，劳动脱离个人的生命表现而完全转变为谋生的劳动并因此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了。
这种异化劳动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顶点。一方面，谋生的劳动及其产品同工人的需要、工人的劳动使命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工人的使命决定于一种异己的、强制的社会需要，工人的劳动只有手段的意义，即谋取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购买产品的人自己不生产，只是用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来换取别人生产的东西。这是一个按照非人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只是作为工人和资本家而存在，而工人和资本家都受工人生产出的产品的支配，都受交换的中介即货币的支配。在这个社会中，人的本质被否定了：人的产品统治着人，而非表现了人，人与人之间的真正本质的社会关系被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物化关系所取代。然而，这个社会不但使异化达到了顶点，而且还准备了消除异化的条件：无产阶级因为深刻体会到自身的非人性的状态，必将起而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同上书第63页)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将使人在自己的劳动产品中再一次发现自己，并认识到世界是人自己创造的，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这就是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人的观念。人通过自己有意识的创造性劳动而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并且随着交换、分工的出现，这种社会关系就异化为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但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人只有通过阶级社会这个“史前史”阶段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才能实现自由和表现的统一与和解。
从马克思的这种人本学思想来理解“以人为本”，我们就会发现：
第一，“以人为本”必须注意满足人的全面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那里，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作为天赋、才能和欲望存在的自然力、生命力，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以人的方式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但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在资本主义的异化机制之下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需要的“精致化”，一方面是“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同上书第121页)。在资本自身运转的强制之下，工人重新退回到原始人居住过的洞穴之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毒气所污染，而且他还随时会因为交不起房租而被驱逐出这“停尸房”(同上书第121页)。在同样的强制之下，资本家以自我克制为其生活的基本准则，因为“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去剧院，少赴舞会，少上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积攒的就越多，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偷的财宝，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同上书第123页)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之下，无论是工人的还是资本家的人的需要都不再以人的方式而是以非人的方式存在了。所以，当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必须注意不要让货币、财富、资本的力量主宰一切，必须注意使人能够“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同上书第85页)，而不是使人沦为只会赚钱的动物甚至机器。
第二，“以人为本”必须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是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他需要一个在他之外的对象来满足他的需要确证他的本质力量，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对象的话，人就会成为“非存在物”，也就不存在了。可以看出，人与外在于他的自然有一种本质性的依赖关系。这就使得人满足自己需要的实践活动必须注意它的环境涵义，可持续发展以及其他生态学上的情况。这也就是说，“以人为本”必须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理解诸如可耕种的土地、清新的空气和清洁的水等自然环境与人的自我实现具有本质的不可替代的关联。正如女权主义者格温·柯克所说的，我们确实“需要理解和挑战环境破坏的根源：建立于高度军事化和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工业化国家的优越性、价值观和生活标准已经不可持续了”。(转引自温迪·林恩·李：《马克思》，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0页)
第三，“以人为本”必须是以全体人民为本而非以某一部分人为本。人是社会存在物，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只是说人的本质一定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出来，而不是说任何的社会关系都是人的本质的本真实现。与此恰恰相反，马克思终其一生都致力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具体说就是要把人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最后的剥削样式中解放出来。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是因为认同马克思的这一理念而聚集在一起的。所以，“以人为本”应该以谋求全体人民的利益为旨归，而不能只以某一部分人(不管是哪一部分人)的利益为旨归。也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是过渡性的，只能是手段，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最终的目的，否则就会背离发展社会主义的初衷。
概而言之，“以人为本”应该是在不破坏自然环境(至少是不损害环境变化能力)的情况下谋求全体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应该可以看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哲学误解的目标，其中之一就是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核心并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清晰表达出的“人本主义”，认为那只是青年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理论的过程中的不成熟的标记，是成熟的马克思所不取的观点，成熟的马克思是“科学主义”的。阿尔都塞就是这种见解的最有代表性的阐述者。但是，在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和马克思的科学主义之间做出的截然划分就像在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之间做出的截然划分一样是不合理的和粗暴的。实际上，正如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所正确指出的，“无论按年代顺序还是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的起始点都在于哲学人类学”；“设想巴黎手稿包含《资本论》的全部精髓，那当然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这些稿子实际是马克思一生写下去的一本书的初稿，那本书的最后形式就是《资本论》。而且，有正当理由认定，最后形式是以前稿子的发展而不是背离初稿。不错，‘手稿’并没有提到一般认为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柱石——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可是，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连同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区别，以及承认劳动力是商品，只不过是异化劳动论的定论形式罢了。”(科拉柯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流 <一>》，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6、155—156页)
那么，对马克思来说，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物呢?
在马克思看来，“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作为天赋、才能和欲望存在的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存在物。另一层意思是，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存在物，因为他需要一个在他之外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来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马克思非常强调对象性这一点。他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同上书第106页)
然而，自然界很少能够以其直接存在的形态满足人的需要。这就需要人通过劳动、通过自己的自然生命力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来改造自然使其满足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得体地生成为人。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描述了这个劳动过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它区别于动物的本能的生．命活动。“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7－58页)马克思把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称为人的能动的类生活，把人称为人的自然存在物、类存在物，把人改造自然界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的自我实现的过程称之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同上书第56－58、107页)
在讨论了人的需要、满足需要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之后，马克思谈到了人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同上书第 170－171页)也就是说，人的直接的、利已的需要，以及这些需要求得满足的方式肯定要把人们相互之间联系起来，人只有在社会联系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本质。马克思说，即使是我在从事一种很少与人进行直接联系的科研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要的材料是社会给予我的，而且我从自身所做出来的东西，也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不是与个人对立存在的抽象物，而毋宁说是个人完成自己的生命表现、满足自己需要的内在空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 (同上书第83页)
虽然“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人的方式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同上书第171页)在一个承认自己是人并按人的方式组织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使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对象化，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对象性的、可以感性地直观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 (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了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同上书第183－184页)
然而，“由于贫困，由于需要”(同上书第172页)，交换出现了，异化也就随之出现。马克思说：“诚然，劳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通过交换，他的劳动部分地成了收入的来源。这种劳动的目的和它的存在已经不同了。”(同上书第 174页)最初，交换还是简单的物物交换。在其中，两个私有者中的任何一个人的生产都还是由他的需要、他的才能和他手头所有的自然材料直接决定的，也就是说，都还是他的生命的自由表现，他只是用自己的产品余额去交换另一个人的产品余额而已。随着交换的发展，就出现了分工。分工是人的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在这种交换中，劳动脱离个人的生命表现而完全转变为谋生的劳动并因此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了。
这种异化劳动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顶点。一方面，谋生的劳动及其产品同工人的需要、工人的劳动使命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工人的使命决定于一种异己的、强制的社会需要，工人的劳动只有手段的意义，即谋取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购买产品的人自己不生产，只是用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来换取别人生产的东西。这是一个按照非人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只是作为工人和资本家而存在，而工人和资本家都受工人生产出的产品的支配，都受交换的中介即货币的支配。在这个社会中，人的本质被否定了：人的产品统治着人，而非表现了人，人与人之间的真正本质的社会关系被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物化关系所取代。然而，这个社会不但使异化达到了顶点，而且还准备了消除异化的条件：无产阶级因为深刻体会到自身的非人性的状态，必将起而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同上书第63页)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将使人在自己的劳动产品中再一次发现自己，并认识到世界是人自己创造的，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这就是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人的观念。人通过自己有意识的创造性劳动而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并且随着交换、分工的出现，这种社会关系就异化为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但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人只有通过阶级社会这个“史前史”阶段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才能实现自由和表现的统一与和解。
从马克思的这种人本学思想来理解“以人为本”，我们就会发现：
第一，“以人为本”必须注意满足人的全面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那里，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作为天赋、才能和欲望存在的自然力、生命力，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以人的方式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但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在资本主义的异化机制之下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需要的“精致化”，一方面是“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同上书第121页)。在资本自身运转的强制之下，工人重新退回到原始人居住过的洞穴之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毒气所污染，而且他还随时会因为交不起房租而被驱逐出这“停尸房”(同上书第121页)。在同样的强制之下，资本家以自我克制为其生活的基本准则，因为“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去剧院，少赴舞会，少上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积攒的就越多，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偷的财宝，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同上书第123页)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之下，无论是工人的还是资本家的人的需要都不再以人的方式而是以非人的方式存在了。所以，当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必须注意不要让货币、财富、资本的力量主宰一切，必须注意使人能够“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同上书第85页)，而不是使人沦为只会赚钱的动物甚至机器。
第二，“以人为本”必须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是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他需要一个在他之外的对象来满足他的需要确证他的本质力量，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对象的话，人就会成为“非存在物”，也就不存在了。可以看出，人与外在于他的自然有一种本质性的依赖关系。这就使得人满足自己需要的实践活动必须注意它的环境涵义，可持续发展以及其他生态学上的情况。这也就是说，“以人为本”必须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理解诸如可耕种的土地、清新的空气和清洁的水等自然环境与人的自我实现具有本质的不可替代的关联。正如女权主义者格温·柯克所说的，我们确实“需要理解和挑战环境破坏的根源：建立于高度军事化和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工业化国家的优越性、价值观和生活标准已经不可持续了”。(转引自温迪·林恩·李：《马克思》，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0页)
第三，“以人为本”必须是以全体人民为本而非以某一部分人为本。人是社会存在物，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只是说人的本质一定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出来，而不是说任何的社会关系都是人的本质的本真实现。与此恰恰相反，马克思终其一生都致力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具体说就是要把人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最后的剥削样式中解放出来。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是因为认同马克思的这一理念而聚集在一起的。所以，“以人为本”应该以谋求全体人民的利益为旨归，而不能只以某一部分人(不管是哪一部分人)的利益为旨归。也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是过渡性的，只能是手段，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最终的目的，否则就会背离发展社会主义的初衷。
概而言之，“以人为本”应该是在不破坏自然环境(至少是不损害环境变化能力)的情况下谋求全体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应该可以看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