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多少书，在那个年代化为灰烬。陈寅恪、丰子恺，他们的故事中都有那惨痛的一幕。可是战火中，书局还在印书，书店还在卖书，旧报广告上的那些书名——熟悉的和陌生的——从图书馆的胶片机屏幕上滑过时，我仿佛看见当年读书人饥渴的眼神，和长夜里如豆的灯光。
　　经典，无论何时都是经典：雨果的《悲惨世界》、雪莱和拜伦的《小夜曲》、易卜生的《赫达夫人传》、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罗曼·罗兰的《黎明》、屠格涅夫的《情之所钟》、左拉的《萌芽》、小仲马的《茶花女》、斯丹达尔的《红与黑》……
　　1945年8月，《新华日报》隆重推介法国作家都德的长篇小说《热恋》。此书“写一都市女性，在几个不同性格的男性中，施放她的热情，多次追求，多次幻灭”的故事。
　　小说《七重天》和《白莎哀史》在《大公报》上也有大幅广告。《七重天》广告称主人公少女“幽娴贞静，足为乱世典范”（该书曾被拍摄为同名电影《SeventhHeaven》，获三项奥斯卡奖）。《白莎哀史》“取材于近年在重庆发生的一个恋爱大悲剧……反映抗战中暴富暴贫之危机”。
　　抗战一结束，市面上即刻出现了《女汉奸丑史》和《女汉奸脸谱》（书中涉及人物，除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周佛海之妻杨淑慧、陈公博外室莫国康外，还有张爱玲，令“张迷”们至今切齿）。大批“党义书”赶运到南京和上海：《总理遗教》、《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三民主义论丛》……国民党的正中书局，在抗战时期曾出书2000多种，除了政治宣传书籍，其他品种也不少，从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制度到《蜡烛工业》、《乳用山羊学》等。大批战前和战争初期的出版物，广告说明“一律照定价××倍发售”，这个比率，在1945年初约为70倍，然后在这一年中从100倍、130倍涨到200倍。5月间，当每份《中央日报》售价10元时，女作家赵清阁的剧本《反攻胜利》卖70元（标价0.7元，按100倍销售）。
　　红色书籍、进步书籍、介绍苏联的书籍、鼓吹民主宪政的书籍，数量之多，令人惊诧。“鲁郭茅，巴老曹”（即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名作比比皆是。10月，茅盾的《清明前后》热销。这是一个“反腐败”剧本，以春天发生的“黄金舞弊案”为题材。该剧上演时，正值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当局暂吞苦果。11月，国民党中宣部下达密电，称《清明前后》“内容多系指责政府，暴露黑暗，……以暗示煽惑人民之变乱”，“此类书刊发行例应禁止，惟出版检查制度业经废止，对该剧本出版不易限制；固特电达，倘遇该剧上演及剧本流行市上时，希即密饬部属暗中设法制止，免流传播毒为荷”。
　　“毒素”却防不胜防。那时，“生活”、“读书”、“开明”等左倾书局的广告随处可见，包括在国民党的党报。“这本书告诉你在28年中苏联如何成为强大的国家！”这是《中央日报》上读书出版社新书《今日之苏联》的广告语。一年多以后，《中央日报》甚至还刊出了读书出版社的一则《资本论》广告，称马克思的这一巨著是“人类思想的光辉结晶”。当然，那是由共产党精心策划、《中央日报》懵懵懂懂把关不严铸成的严重“政治事故”，蒋介石为之震怒。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