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题为《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前沿》的研究报告，首次提出“大数据时代已經到来”的观点，数据正成为与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相提并论的重要生产要素。
　　也就是在此后不久，大数据开始介入中国城市规划，至今已约五年。
　　其间，中国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中。与历史上前几波城市化浪潮不同，中国的这一进程，是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同步叠加的过程。尤其是，信息化的迅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直接改变了城市本身的样貌。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由于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生活要素高度聚集，今天的城市其规划的复杂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之相比，依靠传统工具的城市规划师显得日渐乏力，在某种意义上，这被视为大城市病的一大根源：与无限复杂的城市相比，规划师的理性是极为有限的。
　　大数据为这一矛盾提供了新的解决工具。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较于国外，在城市规划的顶层设计上，产生了大数据的海量应用，为揭示中国城镇化的内在规律提供了新的可能，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优化城市治理。
　　而相较于大数据给城市规划带来的“得”，过去几年，城市规划中的大数据之“失”同样带来不少启示。在现实应用中，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相似，大数据也有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既来自数据搜集、分析技术本身，更来自复杂的现实环境：不同的政策博弈，体制机制的挑战，往往使得数据并非公共政策的唯一考量，甚至可能直接影响这一最新技术红利的发挥。
　　而这，正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个持续性挑战的缩影：技术的发展远远快于制度的发展，日新月异的技术对传统的管理体制不断提出新挑战，这成为技术爆炸时代的一个普遍问题。
　　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大数据同样提供了答案。在规划师们看来，大数据应用于城市规划不仅是技术之变，更是理念之变：传统的规划更多衍生于建筑学，更关注物质空间规划。信息系统、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人的活动变得容易观测，由此催生了基于人的活动的大数据介入城市规划中，并推动城市规划从物的城市化转变成了人的城市化。在纷繁复杂的客观规律中，以人为本，或许才是大数据提供的终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