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所写杂感，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计算，至少也有五六百篇。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倘要一般读者全体通读，恐难办到。前些日子听一位老作家说，目前读鲁迅书的人不多了，我想她指的不是文学研究者，而是青年学生。据我所知，大学中文系学生现在往图书馆借阅鲁迅作品特别是杂文集的，确实不多。原因倒不在于缺乏兴趣，而主要是由于看不懂。鲁迅的杂感大部分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具体事情而作的，时过境迁，不了解事情发生的背景而要读懂他的杂感，确非容易。其次，他有一部分杂感是出于爱国热情，力挽颓波，因而故作惊人之论，如当时有人主张复古，大谈“整理国故”，置国事于不问，鲁迅便劝青年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之类，这也使不明真相者无法理解。复次，鲁迅毕竟是人不是神，他有时受了很大的刺激也会作偏激之论，如因父亲被庸医所误便否定中医，因不满于京剧之泛滥便对梅兰芳时有微词之类，这些也引起了读者的疑惑。把以上这些扣除，我想至少还有一二百篇足供课余浏览。但浏览不如精读，倘能从五六百篇杂感中选出二十篇，放在案头，日夕观摩，这将是十分有益的。鲁迅先生是老一辈学人中思想最深刻、态度最严肃、文字最精练的一位，青年学生应该永远以他为榜样，从他的文章中学习写作、治学与做人之道。我不揣浅陋，于汪洋大海中妄探骊龙之珠，以供莘莘学子三隅之反。这二十篇未必尽是鲁迅全部杂感中之最佳者，我也只是就上述三方面——写作(附批评)、治学、做人——各选最心爱的几篇，编为一集，姑名之为“精华录”云。
　　为了阅读的便利，这里拟对二十篇文章小作绍介。第一方面共选七篇：《未有天才之前》、《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作文秘诀》、《文章与题目》、《不应该那么写》、《看书琐记(三)》、《骂杀与捧杀》。
　　《未有天才之前》(见《坟》)是一篇思深虑远、眼光敏锐的文章。作者从严厉批判几种扼杀创作天才的思潮——如复古、排外、恶意的批评——开始，谆谆劝告文学青年不要急于当天才，而要老老实实地甘充培养天才的泥土。他说：“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所谓“泥土”指的是一些“小事业”：“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他相信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天才便可从这里面“长育出来的”。未有天才之前应该先有造就天才的环境和气氛，这是千古不磨的定论。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南腔北调集》)是一篇非常朴素的创作经验谈。鲁迅的令人钦仰的美德之一就是从不大言欺人，不摆作家的臭架子。他告诉读者，他下手写小说不为别的，“只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所以他的兴趣不在于创作本身，他也没费多大力气去研究如何写小说，“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他教别人写作真是卑之无甚高论，不外“力避行文的唠叨”；“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不要照抄生活，要从各方面取材来讲故事写人物；“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之类平易近人的话，然而对初学写作的人来说，这些却是最切实有用的。
　　《作文秘诀》(见《南腔北调集》)是一篇富有风趣的说反话的文章，作者根本不相信作文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也只是些骗人的把戏。他以做古文为例，说古代有些作家专以“缩短句子，多用难字”，内容莫测高深作为行文的方法，这就是“作文秘诀”。“做白话文也没有什么大两样，因为它也可以夹些僻字，加上朦胧或难懂，来施展那变戏法的障眼的手巾的”。他主张去掉这面手巾，采取“白描”的方法，即“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
　　《文章与题目》(见《伪自由书》)是一篇无比深刻、极有远见的文章。兜头便说：“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然而只要一步一步的做下去，每天又有帮闲的敲边鼓，给人们听惯了，就不但做得来，而且也行得通。”作者以抗战时期报刊上流行的与《安内与攘外》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章为例，说明当时无耻之徒是如何利用诡辩术来欺民卖国的。这种手法并不缺乏继承者，但看“文革”时期“四人帮”的文学侍从们写的那一大堆“批儒评法”的文章便可略知一二。愿一切执笔为文的人以此为殷鉴，勿再一跌再跌以贻千古之羞！
　　《不应该那么写》(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也是一篇关于写作的文章，作者认为从正面教人应该如何写往往用处不大，倒是叫他从失败的作品如“拙劣的小说”，或者从大作家的手稿中删改的部分，自去领会不应该那么写，更易收效。这教导很一般，但却实际。
　　《看书琐记(三)》(见《花边文学》)是一篇关于文艺批评的文章，篇幅很短而内容却充实完满，对目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创作家与批评家之争由来已久，鲁迅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不故作调人，而是冷静地指出这是正常的现象，决不能“不问是非，统谓之‘互骂’，指为‘漆黑一团糟’”。他主张“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骂杀与捧杀》(见《花边文学》)也是一篇关于批评的文章，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批评家的错处不在于“骂”与“捧”，而在于“乱骂与乱捧”，就中尤以乱捧的危害性为更大，因为“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什么叫做“乱捧”？不学无术、胡乱颂扬、标点一部古书使它面目全非；信口开河，胡乱介绍一个学者或作家使他失却真相之类都是。乱骂不足以长期损害被骂的对象，而乱捧却能使被捧的对象“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这种含义深刻的箴言是值得从事批评工作的人永铭心版的。
　　第二方面共选六篇：《考场三丑》、《拿来主义》、《随便翻翻》、《人生识字胡涂始》、《题未定草(七)》、《选本》。
　　《考场三丑》(见《花边文学》)是一篇对考试出偏题持异议的文章。这种现象今天还有。比方说，为了提倡读书，在报刊上出些题目请大家回答，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人却仿效前清举办博学鸿辞科做法，拿比较冷僻的诗文和典故要求大众说明出处，使得许多人到处奔走找专门家作“枪手”，这却不大好，因为这样做会使人丧失读书兴趣的。鲁迅严正地指出，“假使将那些考官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交白卷的。”不知道出试题的先生们想到此点没有？
　　《拿来主义》(见《且介亭杂文》)是一篇大家熟悉的名文。我注意到“文革”时期编的许多种鲁迅杂文选集，凡是触犯忌讳的文章大都被砍掉，唯独此篇赫然犹存，不知是鬼迷心窍一时失检呢，抑或因它名气太大不敢怠慢？建国以来，关于文艺上批判继承问题的大块文章多不可计，其中大半是空谈加废话。鲁迅先生这篇不及二千字的短文，把为什么要吸收外国文艺以及如何吸收的道理说得明白透彻，具体活泼，通篇妙语如珠，异趣横生，堪称绝代奇文。
　　《随便翻翻》(见《且介亭杂文》)是一篇关于治学方法的文章。治学方法不外二途：一精读，二博览。鲁迅在这里谈的是博览问题，又一次地表现出忠诚老实的态度，明白告诉读者他之所以显得“好象看得很多”，“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他把这叫做“消闲的读书”，认为只要“自己有主意”就不怕受害。防止受害也有办法，“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这些都是切实有益的经验之谈，可供青年学子的参考。
　　《人生识字胡涂始》(见《且介亭杂文二集》)是一篇跟读书和作文都有关系的文章。作者深刻地指出，许多人“自以为通文了，其实却没有通，自以为识字了，其实也没有识。自己本是胡涂的，写起文章来自然也胡涂，读者看起文章来，自然也不会倒明白”。这里指的是古文和旧语，不通古文便“连明人小品都点不断”；不识旧语便对古词汇如“”、“岩”之类弄不清它的准确含义。补救的办法是读古书时勤查字典，多下“记住、分析、比较”的工夫；作文时“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
　　《题未定草(七)》(见《且介亭杂文二集》)是一篇对文艺批评上一种错误倾向痛下针砭的文章。这种倾向流行于一时而至今仍未绝迹，即从一篇作品中摘出几句，凭主观臆测给予种种解释，说得天花乱坠却不一定符合实际。作者举了几个例子进行详细精辟的分析，然后下结论说：“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这个论断是著名的，同时也是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历久常新的。
　　《选本》(见《集外集》)是一篇劝告读者读选本时要谨防上当的文章。作者列举《世说新语》、《文选》、《古文观止》、《唐人万首绝句选》等书为例，然后指出，“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四人帮”时代的选家们采取的正是这种手段。在文章的末了，作者特别嘱咐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勿为“评选的本子”所误。
　　第三方面共选七篇文章：《暴君的臣民》、《世故三昧》、《透底》、《二丑艺术》、《隔膜》、《名人和名言》、《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暴君的臣民》是一篇一共只有二百四十三字，却能深挖出封建统治黑暗本质的文章。鲁迅恰似但丁，身在人间，神游地府，从无数蚩蚩之氓的身上看出了妖魔鬼怪的影子，暴政如虎，荃蕙化茅，中外一例，可胜浩叹。这样的时代如今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殷鉴不远，作为“臣民”的应该宁粉身碎骨而决不再充强梁者的鹰犬，以免遗臭万年。
　　《世故三昧》(见《南腔北调集》)也是一篇说反话的文章，但内容比《作文秘诀》更深刻。鲁迅眼冷血热，经常揭穿社会黑幕，提醒青年人勿再上当受骗，因此被心怀恶意的人谬称为“世故老人”。他回答说：“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一个象鲁迅那样对社会、人生抱有重大责任感的人，哪能目睹黑暗现象，只因心知利害，便箝口结舌，装痴作聋？所以他不胜感慨地说：“责人的‘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谈，这是更‘深于世故’的玩艺，倘若自己不觉得，那就更深更深了，离三昧境盖不远矣。”
　　《透底》(见《伪自由书》)是一篇极有见识的文章，用意是在“反对一种虚无主义的一般倾向的”。作者说：“凡事彻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热辣辣的。”他以反对八股为例，指出如果只看形式不看实质，那末“开口诗云子曰，这是老八股；而有人把‘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曰’也算做新八股”，这样就危险了。虚无主义是立身处世的大敌，容易把人引入陷坑，必须坚决抵制。
　　《二丑艺术》(见《准风月谈》)是一篇给两面派画脸谱的极妙文章。所谓“二丑”即“二花脸”，“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他既帮主人消闲，也帮主人凌蔑、压迫、吓唬百姓，然而“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他这样做是为了留一条后路，“以便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鲁迅指出，这种“二花脸艺术”不仅出现在舞台上，当时流行的刊物里也有，如平时惯于发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帮闲文字的刊物，有时也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之类就是。
　　《隔膜》(见《且介亭杂文》)是一篇揭露封建统治者居心叵测，使臣民无辜受戮，至死还不明白为什么遭殃的文章。鲁迅指出，在那样的时代里，“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本来么，“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好，妄自颂扬也不可”，“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读了这篇目光如电、洞烛幽微的文章，使人心明眼亮，知道应该怎样去观察那充满血腥气的社会，怎样去思考那些表面上叫人无法理解的种种问题。
　　《名人和名言》(见《且介亭杂文二集》)是一篇教人如何察言的文章。作者指出，“在社会上，大概总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这是错误的，“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应该分别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门，而对于他的专门以外的纵谈，却加以警戒”。名人倘只谈他自己的专业，那“当然娓娓可听”，如果“无所不谈”，那“就悖起来了”，他的“许多见识往往是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鲁迅告诫我们：“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这确是一句善于察言的名言。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且介亭杂文末编》)是一篇教人如何正确评价一位先前有功于人民而后来“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的革命者的文章。作者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冷静地分析了章太炎的一生，认为他早期拚死反对满清黑暗统治，痛斥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这才是他的本质，至于后来因思想僵化而偶与北洋军阀往来，这只是“白之玷，并非晚节不终”，决不可以一眚掩大德。这样地给历史人物下结论是合乎情理的，世间无完人，而忠奸邪正自有公论，只要大家不存心袒护或故意诬蔑，每个对人类有过影响的人总会在历史上留下一分应得的结论的。
　　绍介既毕，把二十篇杂文重读一遍，不禁拍案叫绝。鲁迅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作者，但在这里所说的，几乎每一句话都适用于今天，都能引起今人的深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古话说“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只因心无杂念，故能眼观千古，在这点上鲁迅真不愧“现代圣人”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