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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集子是北岛、李陀编的,我只是作者之一。
“七十年代”很重要,对我们这一代人很重要。很多人,很多事,都值得重新回味。
过去,我跟唐晓峰谈过这事。他跟北岛是老同学、老朋友。北岛移居香港后,他跟北岛说这事,北岛一听就说好。他是个说干就干挺能张罗的人,居然约了不少人。他和李陀编这书,出得真快,二○○八年出“牛津版”,二○○九年出“三联版”。原来只是说说,想不到这么快,书已经印出来了,一下就有了两个版本,香港和内地都能看到。
这个集子是大家写的,立场不同,眼界不同,好就好在七嘴八舌,不是同一个声音。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写,各写各的经历、各写各的体会,谁也不代表谁。想法不一样(不可能一样,没必要一样),没关系,共同主题摆在这儿,大家都谈“七十年代”就好。这是大家共同经历的时代,一个值得怀念和反思的时代。
任何大时代,都是由凡人小事构成,人太多,事太多,细节太多,纷乱如麻。太多怎么办?只好遗忘。有意无意,一定会简化,有美化,有丑化,功归谁,罪归谁,最后只剩几个大好人和大坏蛋,大家就记住了。
这不是原生态的历史。原生态的历史不可能拷贝,拷不过来。
最近,“记忆”一词很时髦。历史是什么?据说是保存“记忆”。“记忆”是什么?全是挑肥拣瘦剩下来的东西。
历史是“选择性的记忆”,忘掉的比记住的多得多。就像你看过的电影、小说,现在还剩什么?全是过眼烟云。
“记忆”的前提是“忘记”。很多东西都被我们扔进了历史垃圾箱。我们扔掉的是大部分,留下的是小部分;埋掉的是大部分,挖出的是小部分。好不容易挖出点儿什么,还全是碎片。我是学考古的,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我们的记忆一直是摇摆于二者之间。
当我们还生活在历史之中时,我们无法理解历史。当我们理解历史的时候,我们又离开了历史。只有离开历史,我们才能写历史,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可是这样的历史还可靠吗?
每當我们怀旧,大发思古之幽情,想把千疮百孔的历史讲得有头有尾、活灵活现时,历史就变成了文学,不由自主,不可避免,一开口,就是文学。
但历史毕竟不是文学。我们经历的事,会被后人猜,后人想,无可奈何。有人说,谁也无法复原历史真相,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猜想,甚至把这种无奈当理论讲,当胡说八道的借口讲。
我们要谈的是历史,不是历史学。历史学难免虚构,但历史不能虚构。它对当事人来说是真实存在,对后人来说是真实存在。所有胡说都可能遭遇“考古”。“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在档案面前,在出土发现面前,在许许多多历史证人面前,胡说将无地自容。
不管我们的记忆如何不可靠,历史的细节如何不可考,这是个非常真实的时代,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时代。
在我们的短暂人生中,它只是一小截,只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处于中间位置的一小截,十年而已。十年一觉扬州梦,转眼就过去了。
庄子讲过小大之辨,我们都活不长,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比朝菌和蟪蛄强不了多少,大家都是可怜虫。语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就跟大树上的叶子一样,早晚会枯黄陨落,秋天一到,就掉下来。
树叶虽小,但见证了春秋,既目睹了繁花似锦,也目睹了大树飘零。
上个世纪,前五十年和后五十年不一样。一九四九年以前,基本上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兵连祸结、死人无数,英雄辈出、大师辈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之后,是生活在冷战时期。我们都是冷战下的蛋。
冷战时期,世界依旧是个坏世界。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就是讲这个世界。三大帝国,全有核武器,谁都不敢用。和平的意思就是这种战争(“战争即和平”)。
中国,夹在大国之间,不是围人,而是被围。“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我自岿然不动”的意思是什么?是“一穷二凶”。
解围是首要问题。
冷战的特点是什么?是制度扭曲,杀人不见血,全是内伤。围人的和被围的都紧张。
更何况,冷战时期,不是没有热战。
“二战”后,最大的两次热战都发生在亚洲,一次在东亚(朝鲜),一次在东南亚(越南),中国都参加了。
中国的事,离不开这个大背景。
因为年龄的缘故,我们恰好目睹了共产主义从高潮到低潮的历史巨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比很强烈。这个转折点是什么?是七十年代。
怀旧,大家很容易想起“八十年代”,很容易忘掉“七十年代”。时间并不远,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七十年代”已经是“昨天”,“八十年代”才是“今天”,今古之分很明显。
李陀说,“六十年代”是高峰,“八十年代”也是高峰,“七十年代”相对平静,为什么这个集子单挑“七十年代”?这是个好问题。
我在我的回忆中说过一段话,“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这话,“牛津版”印在封底,“三联版”印在腰封。我要强调什么?就是这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离现在很近,我觉得很近。但比我们小的人,感觉不一样。他们是以“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为起点,很难想象“二战”后,世界是什么气氛。那时,左翼如日中天,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大旗是在左翼手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苏联和东欧乱子很多,但共产主义还处在上升的势头。“七十年代”,它才达到高潮。高潮之后紧接着,当然就是退潮。潮起潮落,小孩看见的只是潮落。李陀说,“七十年代”是“两场大戏之间的过场”,如果这是指全球的风向变了,很对。
“七十年代”是个前后转折的时代,国际如此,国内也如此。
这是个多事之秋。一方面是美国的越战,一方面是全球的反战,一方面是法国的五月风暴,一方面是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中国则在“文革”中。
大家回忆,经常提到两件事,一件是珍宝岛事件,一件是“九一三事件”。
一九六八年,中苏边界冲突不断。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中苏打起来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十月十七日,林彪下了《一号战备动员令》,中、苏、美三方都紧张。
我爸爸,黑帮,下干校。我大姐,军人,上青海。我、我二姐、我妹妹,中学生,上内蒙古插队。这是什么?这是大疏散,所有人都被疏散。
毛泽东考虑的头等大事是打仗:跟苏联打,跟美国打?台湾会不会也来凑热闹?他最焦心的头等大事是这类事。
我说,改革开放,前提是中苏交恶、中美接近。中美接近的前提是中苏交恶。
没有中苏交恶,就没有中美接近,没有中美接近,就没有改革开放,一环扣一环。这些世界性的大事,转折点在哪里?就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一年。
很多事件的发生,都是始料不及,连当事者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它的结果很清楚:苏联解体了,中国解围了。这是断裂,也是突破。
七十年代,既是中国解围的开始,也是“文革”解体的开始。世界性的左翼退潮,已经悄然来临。
大家写回忆,很多人都提到“九一三事件”。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思想的转折点。“九一三事件”就是一九七一年的事。
那些年,我们正好在插队。想起插队,想起老乡,很多人就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但插队并不是核心事件,只是时代洪流的小插曲。
我们那个时代有个特点,也是本书的特点,就是回忆者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甭管来自北京还是外地,大家都是普通人。
北京,干部子弟多,高知子弟多,和外地不一样。这些人,除了“革军”,谁都在劫难逃,家里很惨,本人很惨,毫无高贵可言。你骂别人是“狗崽子”,马上你就成了“狗崽子”。
现在,大家喜欢讲“贵族”,说“我是贵胄,我是少爷,我爷爷伪满将军,我姥爷接受大员”,吹吧。我们那阵儿,哪有什么“贵族”?
“八十年代”以来,有各种叱咤风云的大小名人,一夜成名的大小名人,搁我们那阵儿根本不可能。我们在集子中提名道姓的人,当时都没名。凡是登报上电影的都是政治人物,就那么几个人,家喻户晓。不是政治人物,出名很危险;是政治人物,出名也危险。出名的结果,多半是蹲大狱。但蹲了大狱也不一定出名,悄没声儿的就叫人捏死了。
这个集子中的故事都很平凡。妙就妙在平凡,生活充满荒诞感。作为小人物,谁也没有盼头,谁也没有指望,大家是在“没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故事的主人公都不是名人,起码当时还不是名人。个别人有点名气,那也不过是某一地某一拨儿,靠口碑和手抄本被少数人知道的名人,生存于社会夹缝中的名人,有如裤裆里的虱子。
当时的我们,只是一帮孩子,糊里糊涂的孩子,荷尔蒙过剩、精力过剩,贪吃好色、好勇斗狠、青春躁动、充满幻想。这帮孩子,是被他们并不知道的内忧外患,在一大堆革命口号的鼓动下,满怀豪情,突然抛入社会的底层(当时叫“广阔天地”)。
这本集子有不少照片,照片上的人物,全是孩子(封面上的照片是唐晓峰所摄)。
时代是大时代,人物是小人物。
谁让爹妈生了我们,不早不晚这么寸,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全让我们赶上了,没什么可以吹牛,没什么可以后悔。
小人物经大事变,就是集子中的故事。
我是小人物。
“七十年代”的孩子,后来开了什么花,结了什么果,当然也很重要,现在说起来是“大丰收”,当时不知道。“八十年代”,有人成了学者、作家、艺术家,这家那家,大大小小的腕儿,当时想不到。
李陀说,“七十年代”的伟大意义,起码有一个意义,就是无形中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有别于“学院派”还保留着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群体(其实,他们的关怀是各种各样,越来越剑拔弩张)。
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是怎么造就的呢?徐冰有深刻体会。他说,愚昧是养料。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社会是土壤,愚昧是肥料。花是这么開出来的,果是这么结出来的。不是无土栽培,不是无粪栽培。
粪土很重要。
我说,我的启蒙是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反而有点糊涂。
启蒙的蒙是什么?蒙是糊涂,蒙是混沌。有土有肥,种子撒下去,不知道会长什么。总之一句话:不开窍。
“文革”前,我们都很糊涂,但“七十年代”,有点明白。当时的我只是刚刚开窍。
现在,大家的思想已经分化,大家的专业已经分化,窍是开了,但我们也失去了很多。
三十多年过去,我最怀念什么?主要是两条:一是无利害交往,二是无利害读书,一帮傻哥们儿,全靠读书、串门、瞎聊,打发苦日子。
朋友,让我知道友谊的珍贵,特别是患难之交。
读书让我明白,世界很大,我们很小。
世界本来就是个坏世界,既不因我们把它想得太好而更好,也不因我们把它想得太坏而更坏。没必要多愁善感,没必要壮怀激烈。
但坏,总要反对,哪怕它存在了几千年,是块谁也搬不动的大石头。
只要我们还活着。
二○○九年七月十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九年六月版,42.00元)
“七十年代”很重要,对我们这一代人很重要。很多人,很多事,都值得重新回味。
过去,我跟唐晓峰谈过这事。他跟北岛是老同学、老朋友。北岛移居香港后,他跟北岛说这事,北岛一听就说好。他是个说干就干挺能张罗的人,居然约了不少人。他和李陀编这书,出得真快,二○○八年出“牛津版”,二○○九年出“三联版”。原来只是说说,想不到这么快,书已经印出来了,一下就有了两个版本,香港和内地都能看到。
这个集子是大家写的,立场不同,眼界不同,好就好在七嘴八舌,不是同一个声音。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写,各写各的经历、各写各的体会,谁也不代表谁。想法不一样(不可能一样,没必要一样),没关系,共同主题摆在这儿,大家都谈“七十年代”就好。这是大家共同经历的时代,一个值得怀念和反思的时代。
任何大时代,都是由凡人小事构成,人太多,事太多,细节太多,纷乱如麻。太多怎么办?只好遗忘。有意无意,一定会简化,有美化,有丑化,功归谁,罪归谁,最后只剩几个大好人和大坏蛋,大家就记住了。
这不是原生态的历史。原生态的历史不可能拷贝,拷不过来。
最近,“记忆”一词很时髦。历史是什么?据说是保存“记忆”。“记忆”是什么?全是挑肥拣瘦剩下来的东西。
历史是“选择性的记忆”,忘掉的比记住的多得多。就像你看过的电影、小说,现在还剩什么?全是过眼烟云。
“记忆”的前提是“忘记”。很多东西都被我们扔进了历史垃圾箱。我们扔掉的是大部分,留下的是小部分;埋掉的是大部分,挖出的是小部分。好不容易挖出点儿什么,还全是碎片。我是学考古的,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我们的记忆一直是摇摆于二者之间。
当我们还生活在历史之中时,我们无法理解历史。当我们理解历史的时候,我们又离开了历史。只有离开历史,我们才能写历史,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可是这样的历史还可靠吗?
每當我们怀旧,大发思古之幽情,想把千疮百孔的历史讲得有头有尾、活灵活现时,历史就变成了文学,不由自主,不可避免,一开口,就是文学。
但历史毕竟不是文学。我们经历的事,会被后人猜,后人想,无可奈何。有人说,谁也无法复原历史真相,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猜想,甚至把这种无奈当理论讲,当胡说八道的借口讲。
我们要谈的是历史,不是历史学。历史学难免虚构,但历史不能虚构。它对当事人来说是真实存在,对后人来说是真实存在。所有胡说都可能遭遇“考古”。“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在档案面前,在出土发现面前,在许许多多历史证人面前,胡说将无地自容。
不管我们的记忆如何不可靠,历史的细节如何不可考,这是个非常真实的时代,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时代。
在我们的短暂人生中,它只是一小截,只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处于中间位置的一小截,十年而已。十年一觉扬州梦,转眼就过去了。
庄子讲过小大之辨,我们都活不长,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比朝菌和蟪蛄强不了多少,大家都是可怜虫。语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就跟大树上的叶子一样,早晚会枯黄陨落,秋天一到,就掉下来。
树叶虽小,但见证了春秋,既目睹了繁花似锦,也目睹了大树飘零。
上个世纪,前五十年和后五十年不一样。一九四九年以前,基本上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兵连祸结、死人无数,英雄辈出、大师辈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之后,是生活在冷战时期。我们都是冷战下的蛋。
冷战时期,世界依旧是个坏世界。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就是讲这个世界。三大帝国,全有核武器,谁都不敢用。和平的意思就是这种战争(“战争即和平”)。
中国,夹在大国之间,不是围人,而是被围。“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我自岿然不动”的意思是什么?是“一穷二凶”。
解围是首要问题。
冷战的特点是什么?是制度扭曲,杀人不见血,全是内伤。围人的和被围的都紧张。
更何况,冷战时期,不是没有热战。
“二战”后,最大的两次热战都发生在亚洲,一次在东亚(朝鲜),一次在东南亚(越南),中国都参加了。
中国的事,离不开这个大背景。
因为年龄的缘故,我们恰好目睹了共产主义从高潮到低潮的历史巨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比很强烈。这个转折点是什么?是七十年代。
怀旧,大家很容易想起“八十年代”,很容易忘掉“七十年代”。时间并不远,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七十年代”已经是“昨天”,“八十年代”才是“今天”,今古之分很明显。
李陀说,“六十年代”是高峰,“八十年代”也是高峰,“七十年代”相对平静,为什么这个集子单挑“七十年代”?这是个好问题。
我在我的回忆中说过一段话,“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这话,“牛津版”印在封底,“三联版”印在腰封。我要强调什么?就是这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离现在很近,我觉得很近。但比我们小的人,感觉不一样。他们是以“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为起点,很难想象“二战”后,世界是什么气氛。那时,左翼如日中天,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大旗是在左翼手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苏联和东欧乱子很多,但共产主义还处在上升的势头。“七十年代”,它才达到高潮。高潮之后紧接着,当然就是退潮。潮起潮落,小孩看见的只是潮落。李陀说,“七十年代”是“两场大戏之间的过场”,如果这是指全球的风向变了,很对。
“七十年代”是个前后转折的时代,国际如此,国内也如此。
这是个多事之秋。一方面是美国的越战,一方面是全球的反战,一方面是法国的五月风暴,一方面是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中国则在“文革”中。
大家回忆,经常提到两件事,一件是珍宝岛事件,一件是“九一三事件”。
一九六八年,中苏边界冲突不断。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中苏打起来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十月十七日,林彪下了《一号战备动员令》,中、苏、美三方都紧张。
我爸爸,黑帮,下干校。我大姐,军人,上青海。我、我二姐、我妹妹,中学生,上内蒙古插队。这是什么?这是大疏散,所有人都被疏散。
毛泽东考虑的头等大事是打仗:跟苏联打,跟美国打?台湾会不会也来凑热闹?他最焦心的头等大事是这类事。
我说,改革开放,前提是中苏交恶、中美接近。中美接近的前提是中苏交恶。
没有中苏交恶,就没有中美接近,没有中美接近,就没有改革开放,一环扣一环。这些世界性的大事,转折点在哪里?就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一年。
很多事件的发生,都是始料不及,连当事者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它的结果很清楚:苏联解体了,中国解围了。这是断裂,也是突破。
七十年代,既是中国解围的开始,也是“文革”解体的开始。世界性的左翼退潮,已经悄然来临。
大家写回忆,很多人都提到“九一三事件”。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思想的转折点。“九一三事件”就是一九七一年的事。
那些年,我们正好在插队。想起插队,想起老乡,很多人就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但插队并不是核心事件,只是时代洪流的小插曲。
我们那个时代有个特点,也是本书的特点,就是回忆者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甭管来自北京还是外地,大家都是普通人。
北京,干部子弟多,高知子弟多,和外地不一样。这些人,除了“革军”,谁都在劫难逃,家里很惨,本人很惨,毫无高贵可言。你骂别人是“狗崽子”,马上你就成了“狗崽子”。
现在,大家喜欢讲“贵族”,说“我是贵胄,我是少爷,我爷爷伪满将军,我姥爷接受大员”,吹吧。我们那阵儿,哪有什么“贵族”?
“八十年代”以来,有各种叱咤风云的大小名人,一夜成名的大小名人,搁我们那阵儿根本不可能。我们在集子中提名道姓的人,当时都没名。凡是登报上电影的都是政治人物,就那么几个人,家喻户晓。不是政治人物,出名很危险;是政治人物,出名也危险。出名的结果,多半是蹲大狱。但蹲了大狱也不一定出名,悄没声儿的就叫人捏死了。
这个集子中的故事都很平凡。妙就妙在平凡,生活充满荒诞感。作为小人物,谁也没有盼头,谁也没有指望,大家是在“没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故事的主人公都不是名人,起码当时还不是名人。个别人有点名气,那也不过是某一地某一拨儿,靠口碑和手抄本被少数人知道的名人,生存于社会夹缝中的名人,有如裤裆里的虱子。
当时的我们,只是一帮孩子,糊里糊涂的孩子,荷尔蒙过剩、精力过剩,贪吃好色、好勇斗狠、青春躁动、充满幻想。这帮孩子,是被他们并不知道的内忧外患,在一大堆革命口号的鼓动下,满怀豪情,突然抛入社会的底层(当时叫“广阔天地”)。
这本集子有不少照片,照片上的人物,全是孩子(封面上的照片是唐晓峰所摄)。
时代是大时代,人物是小人物。
谁让爹妈生了我们,不早不晚这么寸,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全让我们赶上了,没什么可以吹牛,没什么可以后悔。
小人物经大事变,就是集子中的故事。
我是小人物。
“七十年代”的孩子,后来开了什么花,结了什么果,当然也很重要,现在说起来是“大丰收”,当时不知道。“八十年代”,有人成了学者、作家、艺术家,这家那家,大大小小的腕儿,当时想不到。
李陀说,“七十年代”的伟大意义,起码有一个意义,就是无形中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有别于“学院派”还保留着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群体(其实,他们的关怀是各种各样,越来越剑拔弩张)。
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是怎么造就的呢?徐冰有深刻体会。他说,愚昧是养料。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社会是土壤,愚昧是肥料。花是这么開出来的,果是这么结出来的。不是无土栽培,不是无粪栽培。
粪土很重要。
我说,我的启蒙是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反而有点糊涂。
启蒙的蒙是什么?蒙是糊涂,蒙是混沌。有土有肥,种子撒下去,不知道会长什么。总之一句话:不开窍。
“文革”前,我们都很糊涂,但“七十年代”,有点明白。当时的我只是刚刚开窍。
现在,大家的思想已经分化,大家的专业已经分化,窍是开了,但我们也失去了很多。
三十多年过去,我最怀念什么?主要是两条:一是无利害交往,二是无利害读书,一帮傻哥们儿,全靠读书、串门、瞎聊,打发苦日子。
朋友,让我知道友谊的珍贵,特别是患难之交。
读书让我明白,世界很大,我们很小。
世界本来就是个坏世界,既不因我们把它想得太好而更好,也不因我们把它想得太坏而更坏。没必要多愁善感,没必要壮怀激烈。
但坏,总要反对,哪怕它存在了几千年,是块谁也搬不动的大石头。
只要我们还活着。
二○○九年七月十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九年六月版,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