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的杭州十大城门里，有一座“武林门”，而“武林”则一直是杭州的别称。
　　那么，“武林”一词是怎么来的呢？
　　“武林”原为“虎林”，最早杭州灵隐一带的山上有老虎出没，因此称为“虎林山”。到了唐朝，为避李渊高祖的名讳（李虎），将所有的“虎”字改为“武”字，于是，“虎林”便成了“武林”。
　　除了“虎林”改“武林”之外，当时书上的“猛虎”改为“猛兽”，甚至连勇猛的“虎牙将军”也不幸变成了“武牙将军”，让许多读史之人，摸不着头脑。
　　这就是避讳。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行为习惯不太一样，西方人很多会直呼父母的名字，但中国人不会。
　　即使是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时尚青年，对于自己的父母，依然不会直呼其名，而是会称呼“爸爸”“妈妈”。当遇到父母姓名的时候，很多80后、90后依然保持着相当的敬意。
　　这样的习惯，古已有之。
　　古人讲避讳，最初纯粹是对尊长表示敬意。这种对尊长的敬意，经朝代更迭、历史流变，逐渐成为一种习惯，以至于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古籍之中，避讳现象，比比皆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将领李仁达，投降南唐，被南唐国主赐名“李弘义”。不久，这位老兄叛唐，投降后晋，自己改名为“李弘达”。随后被南唐追迫甚急，便奉表乞师于吴越国，因“弘”犯吴越国主钱弘倧的名讳，他便自己改名为“李达”。
　　在清人的五代史著作中，有“权知威武军节度使李宏达”的字句，这位“李宏达”，其实就是叛唐降晋的“李弘达”，著书之人为避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名讳，改“弘”为“宏”。
　　这样一位将领，在历史上有过四个名字，到了清朝又有了第五个名字。自己改来改去，别人改去改来，都是避讳惹的“祸”。
　　避讳，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汉字属于象形文字，与西方人使用的拼音字母不同；另一方面，君主作为全天下共同的“家长”，不能直呼名讳。因此，中国很早就有了避讳。
　　秦始皇统一六国，功莫大焉。正儿八经的避讳，正是从这位“千古一帝”开始的。秦始皇名嬴政，“政”同“正”。秦朝的历法是没有“正月”的，因为所有的“正月”，全都改成了“端月”。
　　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而秦始皇攻灭的六国之中，恰好有楚国。于是，遇到“楚”，秦人就改为“荆”，荆、楚本为同义字，以“荆”代“楚”，便是避子楚的名讳。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当时有一位嘴上功夫了得的范阳辩士———蒯彻游说韩信，让韩信不要听命于刘邦，以自己的军队和地盘为依靠，和项羽、刘邦三足鼎立。
　　可惜韩信没有听蒯彻的话，在汉朝建立之后，韩信本人也被吕后所杀。临死的时候，韩信说了一句“悔不听蒯通之言”。
　　不对啊，明明是蒯彻，怎么到了史书里变成了“蒯通”呢？这是因为史书成书在汉代，当时为了避汉武帝（刘彻）的名讳，太史公将“蒯彻”改成了“蒯通”，如果不明其原委，就会无端地多出来一个人。
　　无论是秦人改“正”为“端”，改“楚”为“荆”，还是汉人改“彻”为“通”，当时的避讳都会把握一个总体原则———选择含义相同的字代替原字，至于读音，则不在考量之列。
　　秦漢之际的避讳，相对宽松，避讳的内容也仅仅局限于皇帝姓名本字而已。不过，在汉代以后，避讳的规矩开始繁琐起来。
　　公元589年，隋灭陈，隋文帝杨坚终于结束了南北朝乱世，神州复归一统。
　　在隋文帝治下，全国范围内实行严格的避讳制度。杨坚父名杨忠，整个隋帝国上下，不仅避“忠”字之讳，甚至还要避“中”字。南北朝时期的官职“中书”，在隋朝被改为“内史”，“中牟县”则改为“内牟县”。
　　之后的唐朝不讳嫌名，但进入宋朝，避讳的讲究却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南宋淳熙年间，朝廷曾颁布《重修文书式》，意在告诉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哪些字需要避讳。
　　《重修文书式》对避讳的规定讲解得很清楚。比如，宋太祖名为赵匡胤，与“匡”相关的“筐”“眶”“恇”等十八字不能写，与“胤”相关的“酳”“引”等十七字都不能写，如此一来，仅因为赵匡胤一人，便有三十多字不能写。宋朝到淳熙年间，十多位皇帝（再加上赵匡胤的父祖）的名讳，直接导致300多字都在避讳之列……
　　如此“避讳”，300多字都不能用，文章还怎么写？！
　　避讳（兼避嫌名）之事，在南宋时可谓登峰造极，过了南宋则盛极而衰。
　　元朝取代宋朝，一改繁琐的避讳制度，实在是让人高兴的事。
　　有元一代，帝后皆不讳名。譬如元武宗名海山，而当时名字中带“海”字的人很多，比如“火失海牙”“塔海”等，而地名中如“靖海县”“宁海州”等都有“海”字，可见元朝统治者对于避讳一事，根本没有什么要求。
　　明朝对避讳之事也不严格要求。比如“土木堡之变”后，朱祁镇被瓦剌俘虏，其弟朱祁钰继位。在朱祁钰继位前，他也没有因为避讳而改名，皇帝叫“祁镇”，弟弟叫“祁钰”，没啥避讳的讲究。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至辛亥革命终结清朝统治，在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里，避讳一直贯穿始终。2000多年的“避讳”史，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
　　今人都熟悉一句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人误以为这话是指责官员可以随意放火，而百姓却连合法的点灯都不行。其实不然。
　　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记载，田登作地方官的时候，“自讳其名”，将“灯”改称为“火”。元宵节点灯，称为“放火”。所谓“州官放火”，其实是指由官方出面张灯，与今天所说的“放火”无关。
　　避讳到今天已经成为历史，但却是沟通历史和当代的一座桥梁。
　　当我们阅读古籍时，如果不知古人有避讳一事，那历史上的许多事都变得不可理解了。
　　比如杜甫的诗，流传至今有千余首，但这千余首诗中，绝无一个“闲”字。
　　无他，只因杜甫父亲名杜闲，“闲”字需要避讳啊！
　　选自《中国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