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喜亭记
　　韩　愈
　　
　　太原王弘中在连州，与学佛人景常、元慧游。异日，从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后，丘荒之间，上高而望，得异处焉。斩茅而佳树列，发石而清泉激，辇粪壤。燔辎翳，却立而视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为池，而缺者为洞；若有鬼神异物阴来相之。自是弘中与二人者晨往而夕忘归焉，乃立屋以避风雨寒暑。
　　既成，愈请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于古而显于今。有俟之道也。其石谷曰“谦受之谷”，瀑曰“振鹭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时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钟其美，盈以出其恶也；泉之源曰“天泽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为屋，曰“燕喜之亭”，取《诗》所谓“鲁侯燕喜”者颂也。
　　于是州民之老，闻而相与观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无与‘燕喜’者比。经营于其侧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遗其人乎?”
　　弘中自吏部郎贬斥而来，次其道途所经，自蓝田入商洛，涉淅端，临汉水，升岘首，以望方城；出荆门，下岷江，过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彬瑜岭。蝮狖所家，鱼龙所宫，极幽遐瑰诡之观，宜其于山水饫闻而厌见也。今其意乃若不足。《传》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弘中之德，与其所好，可谓协矣。智以谋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遂刻石以记。
　　本文是一篇台阁名胜记。它是贞元二十年(804年)韩愈谪任阳山令时，访游连州，应连州司户参军、太原人王仲舒(弘中，又作“宏中”)之邀，为其所修建的燕喜亭而写的一篇散文体题记。这篇“记”立意深远，气盛言宜，描写、叙述、议论并用，景、事、理、情交融。
　　文章第一段主要描写连州山水的奇秀，介绍燕喜亭的由来。开篇一句点出王贬居连州时与佛家的交往。能与僧人相游，我们可以揣度彼时其心境的超脱。接着叙述其发现山水之美的经历。一次行游中，在“丘荒之间”偶见“异处”，经过一番简单的人工整治，得到一片令其“晨往而夕忘归”的其乐陶陶的迷人风景。再交代建亭目的。燕喜亭就是因了这一处鬼斧神工的自然风景而成名的。作者写景尽管用的是虚笔，虽以建亭者(亦即美的发现者)的视角来追溯发现山水之美的过程，勾画山水景观的特色，却能虚处传神，突出其天成之美、自然之趣。
　　第二段写对燕喜亭周围“丘”“谷”“瀑”“洞”“池”“泉”等自然景观与人造景观“亭”的命名。先看作者对山水景观的命名。在他的心目中，山水都具有向善的人格、求真的人性。你看，他把山丘名为“俟德之丘”，因为它“蔽于古而显于今，有俟德之道”，象征人处江湖之远要修身养性、砥砺自我，以待天降大任：把山谷名为“谦受之谷”，取自《尚书·大禹谟》中的“满招损，谦受益”，象征人要虚怀若谷；把石谷之瀑名为“振鹭”，取自《诗经·周颂，振鹭》中的“振鹭于飞，于彼西雌”。象征人操行高洁：把土谷之瀑名为“秩秩”(秩秩：水流貌)，取自《诗经·大雅·假乐》中的“威仪抑抑，德音秩秩”，象征道德无尽之意；把池塘命名为“君子之池”，因为它“虚以钟其美，盈以出其恶”，象征人能谦虚接受美德，又能不断改正缺点；把泉之源命名为“天泽之泉”，因为它“出高而施下”，象征人居庙堂之高要泽被下民。总之，这清山秀水在作者看来是人化的自然。实际上，这是典型的儒家“比德”观念的体现，通过命名的方式，先赋予自然山川以儒家所提倡的品格美，然后通过对这些自然山川的游赏来观照、体悟和陶铸人生。
　　再看作者对亭的命名。“燕喜”，语出《诗经，鲁颂·门宫》(注：“门”内加“必”字)中的“鲁侯喜宴，令妻寿母。宜大夫庶士，邦国是有”。有歌颂国泰民安、祝福风调雨顺之意。韩愈取此二字命名亭子，显然含有与友人互勉，渴望中兴唐室的深意，这体现了他的“文以载道”的思想。
　　这一段并没有正面细笔描画燕喜亭周围的旖旎风光，而仍通过人格化命名，用议论笔法摹写山水的灵性与精神，这也是虚处传神。
　　第三段通过“州之民老”的观赏评价，用对比的手法衬托出燕喜亭景观独特的人文底蕴。这还是从虚处来表现燕喜亭周围山水的天工之美。
　　第四段历数王弘中贬放之迢迢路程，称赞他踏遍千山万水却对山水不感餍足、情有独钟的豁达心态。褒扬他“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宽阔胸襟与“智以谋之。仁以居之”的躬行实践。本段用叙、议结合的笔法表现了王弘中在山水中自得其乐的精神追求。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暗示文章主旨的关键句。何谓“乐水”?朱熹《论语集注》日：“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何为“乐山”?朱熹《论语集注》日：“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在古人看来，山水具有道德个性。那么知者、仁者要想获得山水的涵养和滋润，就必须“乐山”和“乐水”，到山水自然中去游观。从中受到启发和陶冶。用作者的话讲，就是“智以谋之，仁以居之”，这可谓全篇之警策。
　　从这篇记文的思想内蕴我们可隐约看出儒道渊源与庄学流脉。一方面，作者渴望能辅弼朝廷，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非常注意个人的品德修养，甚至以儒家之德操品格投射于山水自然，而从中静观自得。《中庸》日：“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经由自然认识、陶养、充实、提升他自己，这就参与了宇宙生命的创化。另一方面。遭受政治挫折，陷入苦闷境遇，而不甘沉沦，努力从山水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在庄子看来，山水自然是道的最高和直接的显现，因而在山林中修道较之尘俗更能使人超凡脱俗。“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外物》)，“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知北游》)。山水使人感受自然的灵气，得到道的真谛，摆脱世俗的羁绊。作此文时，韩与王一样都是迁客放臣，在远离帝都(中央)的蛮荒(边缘)地界为官，他们要儒、庄并用，甚至要借鉴点佛道思想，来处理“内”(政治失遇的精神苦闷)与“外”(客居边地的政治作为)之间的矛盾。“弘中之德，与其所好，可谓协矣”赞扬了王弘中在解决这一矛盾方面所获得的成功。清代李渔说：“故知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使山水与才情判然无涉，则司马子长何所取于名山大川?”(《笠翁文集·梁冶湄明府西湖垂钓图赞》)在山水中寻找精神与理想的栖息地，几乎是封建时代失意文人的普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