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近年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逐步开展，人们对大运河文化的讨论逐渐深入，研究逐渐从单一的非遗保护视角向文化空间视域转变。纪录片作为大众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文化空间的研究角度出发，以纪录片《中国大运河》为例，探讨在大运河文化空间建构及传播中，历史人文纪录片创作的特点以及需要关注的文化空间特性，旨在为纪录片创作尤其是历史人文纪录片的创作提供更多创新视角，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文化空间;大运河文化带;纪录片创作;文化传播;非遗保护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6-00-02
自2014年非遗申请成功以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一直为学者与大众所讨论与关注。作为中国历史上南北商业、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大运河建构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场所，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记忆。任何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都有其独特的轨迹与特性，而在时间与空间的推进与演变中，大运河文化的主体空间逐渐形成。在与现代文明的交汇中，大运河以自身的空间特性与文化特色为运河文化带的建设提供了参考依据。从文化空间视域出发，着眼于大运河文化带非遗纪录片创作，既体现了历史文化的时空特色，又展现了当下文化传播对传统文化纪录片尤其是非遗纪录片创作的要求。
1 从文化空间到大运河文化空间特性
学界一般认为文化空间的概念源于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其在著作《空间的生产》中从语义学意义上提出了文化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非遗保护的角度出发，将“文化空间或文化表达形式”作为一种非物质遗产的形式，将其定义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或是某一时间为特点的一段时间”[1]。而向云驹则从人类学的角度将“人”作为文化空间的核心，即人“在场”的文化空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否则就是单纯的物质遗产[2]。综上所述，文化空间是指“人的特定活动方式的空间和共同的文化氛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現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时间性、文化性[1]。
中国大运河历经千年积淀，沿线3000多公里，先后形成了京津、燕赵、中原、齐鲁、楚汉、淮扬、吴越等七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态，创造了涉及饮食、民俗、戏曲、园林、工艺等方面的众多文化艺术类别。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大运河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空间特色。独特的物质文化载体形成了内容丰富、结构多样的大运河文化空间。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大运河文化空间可分为原初文化空间、衍生文化空间;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大运河文化空间又可分为自然和人文两大文化空间;而从文化类别的角度，又可将大运河文化空间分为水运、民俗、文学、城市等若干个文化空间。不同的大运河文化空间交融重叠，在历史文化进程中通过固定与非固定场所的结合以及自然风光及人文特色的融合，以政治性、区域性、民俗性等特征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而纪录片作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影像记录、文化传承、大众认知领域拓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大运河文化纪录片的创作既能阐释大运河的文化特性，还能够在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发掘出一条适用于自己的文化传播可持续发展路径，完成新时期传统媒介及影像创作的升级与转型，逐步引导大众关注、传承和优化优秀传统文化。
从文化空间到大运河文化空间，从文化空间的形成特色及其自身发展规律来看，大运河文化的建设及研究既是对文化生产特性及空间结构特性的探讨，也是对大运河文化研究的传统方式与规律的一次创新与颠覆。文化空间理论的运用从文化特性的根本上运用空间生产与转场的规律与要求，结合现代文明建设过程的整体需求，以一种新颖的思维整合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丰富了符号信息的处理方法，为大运河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研究方向。
2 文化空间视域下的纪录片《中国大运河》创作
纪录片《中国大运河》分为《大地史诗》《运河上的帝国》《巧夺天工》《千年漕运》《南来北往》《城市脐带》《世界的大运河》《未完的工程》8个板块，分别从运河的开凿、漕运、城市、区域、世界沟通等方面展示了大运河的历史文化风情。从创作内容及创作手法看，该片在大运河文化空间特性的指导下运用数字化技术展开了大运河千年的历史人文画卷，还原了运河历史进程的整体风貌，建构了丰富璀璨的运河文化形象，为大运河文化的研究及保护提供了新思路与方法。从大运河的文化空间来看，这部纪录片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遵循了文化空间特性。
2.1 从创作意图到大运河文化空间的政治性
纵观2014年以来的大运河非遗纪录片，这些作品虽从不同视角切入，但从创作意图来看，都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活化大运河文化对现代文明的作用，进一步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跟“一带一路”倡议一样，作为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及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体现了文化空间的政治特性与国家建设需求，这也对进一步优化传统文化传播尤其是国际传播的途径提出了迫切的需求。空间政治性体现了任何文化载体在建设过程中的主体性与权力性，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建构需要政策的积极引导与扶持。大运河文化非遗纪录片的创作既是对以中国为主体的文化强国的战略方针的具体落实，也是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文化载体及有效路径。
2.2 从技术手法到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区域性
大运河贯通南北、沟通沿岸多个省市，南北文化的差异、区域城市文化的特色极大地丰富了大运河文化的空间特性，形成了鲜明的区域性文化特征。《中国大运河》通过展现南北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特性、区域民俗文化方面的异同，尤其是对沿岸人文风情声情并茂的介绍，让受众感受到了丰富多彩、极富区域特色的大运河文化。该片运用了分剪多用、移植借用和反复插接的创作手法，更好地调整了历史人文纪录片的时间空间关系，并以此延伸了时间、扩大了空间。而音乐、旁白、解说的剪辑和自然音响的配置也增强了大运河文化的厚重感，在不同的历史画卷与人文景观中展现了地域风土人情，凸显了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区域性特征。 2.3 从符号建构到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公共性
文化由众多文化符号表现构成，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符号集群建构后的表达。这种表达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体现为纪录片的影像、语言、音乐等元素的编码与建构。大运河贯通南北，沿岸文化丰富多样，文化传播的多样性、大众化促成了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开放性及公共性。在纷繁复杂的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运河文化逐渐融合、相互适应并由此产生了众多南北文化的重叠区域。纪录片《中国大运河》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影像及现存文物遗迹，通过大运河文化中众多的特色文化集群，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大运河文化的历史风貌与风土人情，大量运用了影像等大众化符号，广为受众接受，并以此在潜移默化中传播了自主文化。文化空间的公共性以其开放、系统、流动等特质，为这一传播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也极大地提高了大运河文化的传播效率与受众接受度，为后期大运河文化带的开发建设提供了更多研究维度与发展空间。
3 大运河文化纪录片创作对其文化空间建设的借鉴意义
纪录片，尤其是历史人文纪录片对于影像记录、文化传承起着其他大众文化传播媒介无法替代的作用。因其在创作过程中既要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又要体现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而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纪录片的制作在尊重纪实性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也在寻求技术手段的更新与运用。现代纪录片的制作更加优良精美，也更贴近时代发展及精神文化建设的需求。大运河文化纪录片的创作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也为历史人文纪录片创作的优化及转型提供了启示，对大运河文化空间的传承与重构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3.1 对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延伸与扩展
虽然大运河文化空间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体现了在时间、空间以及地域上的开放性及公共性，但是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由于受到当时自然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也存在一定的历史断层及封闭时期。而断层造成的文化上的闭塞或文化上的阻断极大地限制了文化空间的扩展与延伸。“纪录片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内容生动等特点。”[3]纪录片在创作前期的准备过程中，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积累以及遗迹的考证、专家的访谈，这无疑为大运河文化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与空间。后期制作运用的现代化技术手段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不同历史时期大运河的风貌及风土人情，给予受众直接、有效、全面的观感及舒适愉悦的认知体验，这为大运河文化的传播及文化空间的拓展与延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大运河文化空间的拓展与延伸能够适应当下文化建设的需求，尤其是在文化成为全球化竞争的软实力的背景下，文化空间的拓展，甚至是跨文化交融能夠为人类文明创造更为丰富多彩的文明成果。
3.2 对大运河文化空间的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纪录片作为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形式之一，近年来在创作、技术运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与创新，尤其是对技术手段的运用，数字技术的运用为历史人文纪录片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历史场景的数字化还原、人文景观的宏观拍摄、虚拟技术的受众体验感建立都为大运河文化纪录片的表现形式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文化空间的多样性既是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条件，更是对文化空间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大运河文化表现多样性需要在保护原有文化样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被遗漏的文明成果，同时在历史与当下的文化交融中，运用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与技术成就，不断丰富纪录片以及其他文化传承的方式。
3.3 对大运河文化空间的整体建构
虽然大运河文化呈现了自身的文化特性与空间特色，但目前无论是专题纪录片的创作还是媒体宣传，都缺乏整体的规划性及对历史的整体宏观把握。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建构，尤其是对其国际形象的建构，不仅需要运河文化中的特色符号，还需要从文化的整体建构角度系统全面地规划空间建设、形象建构、区域文化的跨域传播。大运河文化纪录片既要有全景展现，又要有中景叙事，还要有特写描绘，此外要附珍贵史料、精美绘图、精细图表（示意图、地图等），需涵盖地理地貌、航道堤坝、文物古迹、民众生活、民俗人文、城乡景观等多方面内容，将所有元素共同构建成一个体系明确、资料完整、图像清晰的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影像系统[4]。这在纪录片创作者的立意、手法、后期技术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作者需要从历史维度出发，根据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整体规划，掌握运河形象建构及国际形象的传播特点，建构一个开放、系统、生态化的大运河文化空间。此类纪录片既突破了传统媒介的传播路径单一、受众体验感差等局限性，又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了更新颖高效的路径。作为大运河文化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运河文化纪录片的创作是大运河文化现代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4 结语
大运河文化空间研究既为空间领域研究提供了具体方向，也为大运河文化具体建设提供了研究角度。文化空间视域下的大运河文化既包含大运河几千年来形成的物质文化遗产，也蕴含人作为主体在历史进程中对大运河文化发挥的主要作用。大运河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不仅需要在内容与手段上完成文化空间视域的转变，还需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解读社会发展的不同文化需求。
参考文献：
[1] 伍乐平，张晓萍.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12.
[2] 向云驹.论“文化空间”[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81-88.
[3] 王哲.文化传播视角下的纪录片创作探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7：12.
[4] 赵昊.当代运河文化品牌的立体化影像塑造与传播——评《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的视觉传达[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1）：115-117.
作者简介：姚珍珍（1989—），女，浙江德清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
关键词：文化空间;大运河文化带;纪录片创作;文化传播;非遗保护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6-00-02
自2014年非遗申请成功以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一直为学者与大众所讨论与关注。作为中国历史上南北商业、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大运河建构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场所，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记忆。任何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都有其独特的轨迹与特性，而在时间与空间的推进与演变中，大运河文化的主体空间逐渐形成。在与现代文明的交汇中，大运河以自身的空间特性与文化特色为运河文化带的建设提供了参考依据。从文化空间视域出发，着眼于大运河文化带非遗纪录片创作，既体现了历史文化的时空特色，又展现了当下文化传播对传统文化纪录片尤其是非遗纪录片创作的要求。
1 从文化空间到大运河文化空间特性
学界一般认为文化空间的概念源于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其在著作《空间的生产》中从语义学意义上提出了文化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非遗保护的角度出发，将“文化空间或文化表达形式”作为一种非物质遗产的形式，将其定义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或是某一时间为特点的一段时间”[1]。而向云驹则从人类学的角度将“人”作为文化空间的核心，即人“在场”的文化空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否则就是单纯的物质遗产[2]。综上所述，文化空间是指“人的特定活动方式的空间和共同的文化氛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現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时间性、文化性[1]。
中国大运河历经千年积淀，沿线3000多公里，先后形成了京津、燕赵、中原、齐鲁、楚汉、淮扬、吴越等七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态，创造了涉及饮食、民俗、戏曲、园林、工艺等方面的众多文化艺术类别。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大运河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空间特色。独特的物质文化载体形成了内容丰富、结构多样的大运河文化空间。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大运河文化空间可分为原初文化空间、衍生文化空间;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大运河文化空间又可分为自然和人文两大文化空间;而从文化类别的角度，又可将大运河文化空间分为水运、民俗、文学、城市等若干个文化空间。不同的大运河文化空间交融重叠，在历史文化进程中通过固定与非固定场所的结合以及自然风光及人文特色的融合，以政治性、区域性、民俗性等特征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而纪录片作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影像记录、文化传承、大众认知领域拓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大运河文化纪录片的创作既能阐释大运河的文化特性，还能够在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发掘出一条适用于自己的文化传播可持续发展路径，完成新时期传统媒介及影像创作的升级与转型，逐步引导大众关注、传承和优化优秀传统文化。
从文化空间到大运河文化空间，从文化空间的形成特色及其自身发展规律来看，大运河文化的建设及研究既是对文化生产特性及空间结构特性的探讨，也是对大运河文化研究的传统方式与规律的一次创新与颠覆。文化空间理论的运用从文化特性的根本上运用空间生产与转场的规律与要求，结合现代文明建设过程的整体需求，以一种新颖的思维整合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丰富了符号信息的处理方法，为大运河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研究方向。
2 文化空间视域下的纪录片《中国大运河》创作
纪录片《中国大运河》分为《大地史诗》《运河上的帝国》《巧夺天工》《千年漕运》《南来北往》《城市脐带》《世界的大运河》《未完的工程》8个板块，分别从运河的开凿、漕运、城市、区域、世界沟通等方面展示了大运河的历史文化风情。从创作内容及创作手法看，该片在大运河文化空间特性的指导下运用数字化技术展开了大运河千年的历史人文画卷，还原了运河历史进程的整体风貌，建构了丰富璀璨的运河文化形象，为大运河文化的研究及保护提供了新思路与方法。从大运河的文化空间来看，这部纪录片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遵循了文化空间特性。
2.1 从创作意图到大运河文化空间的政治性
纵观2014年以来的大运河非遗纪录片，这些作品虽从不同视角切入，但从创作意图来看，都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活化大运河文化对现代文明的作用，进一步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跟“一带一路”倡议一样，作为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及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体现了文化空间的政治特性与国家建设需求，这也对进一步优化传统文化传播尤其是国际传播的途径提出了迫切的需求。空间政治性体现了任何文化载体在建设过程中的主体性与权力性，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建构需要政策的积极引导与扶持。大运河文化非遗纪录片的创作既是对以中国为主体的文化强国的战略方针的具体落实，也是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文化载体及有效路径。
2.2 从技术手法到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区域性
大运河贯通南北、沟通沿岸多个省市，南北文化的差异、区域城市文化的特色极大地丰富了大运河文化的空间特性，形成了鲜明的区域性文化特征。《中国大运河》通过展现南北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特性、区域民俗文化方面的异同，尤其是对沿岸人文风情声情并茂的介绍，让受众感受到了丰富多彩、极富区域特色的大运河文化。该片运用了分剪多用、移植借用和反复插接的创作手法，更好地调整了历史人文纪录片的时间空间关系，并以此延伸了时间、扩大了空间。而音乐、旁白、解说的剪辑和自然音响的配置也增强了大运河文化的厚重感，在不同的历史画卷与人文景观中展现了地域风土人情，凸显了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区域性特征。 2.3 从符号建构到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公共性
文化由众多文化符号表现构成，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符号集群建构后的表达。这种表达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体现为纪录片的影像、语言、音乐等元素的编码与建构。大运河贯通南北，沿岸文化丰富多样，文化传播的多样性、大众化促成了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开放性及公共性。在纷繁复杂的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运河文化逐渐融合、相互适应并由此产生了众多南北文化的重叠区域。纪录片《中国大运河》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影像及现存文物遗迹，通过大运河文化中众多的特色文化集群，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大运河文化的历史风貌与风土人情，大量运用了影像等大众化符号，广为受众接受，并以此在潜移默化中传播了自主文化。文化空间的公共性以其开放、系统、流动等特质，为这一传播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也极大地提高了大运河文化的传播效率与受众接受度，为后期大运河文化带的开发建设提供了更多研究维度与发展空间。
3 大运河文化纪录片创作对其文化空间建设的借鉴意义
纪录片，尤其是历史人文纪录片对于影像记录、文化传承起着其他大众文化传播媒介无法替代的作用。因其在创作过程中既要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又要体现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而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纪录片的制作在尊重纪实性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也在寻求技术手段的更新与运用。现代纪录片的制作更加优良精美，也更贴近时代发展及精神文化建设的需求。大运河文化纪录片的创作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也为历史人文纪录片创作的优化及转型提供了启示，对大运河文化空间的传承与重构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3.1 对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延伸与扩展
虽然大运河文化空间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体现了在时间、空间以及地域上的开放性及公共性，但是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由于受到当时自然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也存在一定的历史断层及封闭时期。而断层造成的文化上的闭塞或文化上的阻断极大地限制了文化空间的扩展与延伸。“纪录片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内容生动等特点。”[3]纪录片在创作前期的准备过程中，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积累以及遗迹的考证、专家的访谈，这无疑为大运河文化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与空间。后期制作运用的现代化技术手段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不同历史时期大运河的风貌及风土人情，给予受众直接、有效、全面的观感及舒适愉悦的认知体验，这为大运河文化的传播及文化空间的拓展与延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大运河文化空间的拓展与延伸能够适应当下文化建设的需求，尤其是在文化成为全球化竞争的软实力的背景下，文化空间的拓展，甚至是跨文化交融能夠为人类文明创造更为丰富多彩的文明成果。
3.2 对大运河文化空间的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纪录片作为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形式之一，近年来在创作、技术运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与创新，尤其是对技术手段的运用，数字技术的运用为历史人文纪录片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历史场景的数字化还原、人文景观的宏观拍摄、虚拟技术的受众体验感建立都为大运河文化纪录片的表现形式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文化空间的多样性既是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条件，更是对文化空间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大运河文化表现多样性需要在保护原有文化样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被遗漏的文明成果，同时在历史与当下的文化交融中，运用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与技术成就，不断丰富纪录片以及其他文化传承的方式。
3.3 对大运河文化空间的整体建构
虽然大运河文化呈现了自身的文化特性与空间特色，但目前无论是专题纪录片的创作还是媒体宣传，都缺乏整体的规划性及对历史的整体宏观把握。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建构，尤其是对其国际形象的建构，不仅需要运河文化中的特色符号，还需要从文化的整体建构角度系统全面地规划空间建设、形象建构、区域文化的跨域传播。大运河文化纪录片既要有全景展现，又要有中景叙事，还要有特写描绘，此外要附珍贵史料、精美绘图、精细图表（示意图、地图等），需涵盖地理地貌、航道堤坝、文物古迹、民众生活、民俗人文、城乡景观等多方面内容，将所有元素共同构建成一个体系明确、资料完整、图像清晰的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影像系统[4]。这在纪录片创作者的立意、手法、后期技术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作者需要从历史维度出发，根据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整体规划，掌握运河形象建构及国际形象的传播特点，建构一个开放、系统、生态化的大运河文化空间。此类纪录片既突破了传统媒介的传播路径单一、受众体验感差等局限性，又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了更新颖高效的路径。作为大运河文化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运河文化纪录片的创作是大运河文化现代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4 结语
大运河文化空间研究既为空间领域研究提供了具体方向，也为大运河文化具体建设提供了研究角度。文化空间视域下的大运河文化既包含大运河几千年来形成的物质文化遗产，也蕴含人作为主体在历史进程中对大运河文化发挥的主要作用。大运河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不仅需要在内容与手段上完成文化空间视域的转变，还需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解读社会发展的不同文化需求。
参考文献：
[1] 伍乐平，张晓萍.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12.
[2] 向云驹.论“文化空间”[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81-88.
[3] 王哲.文化传播视角下的纪录片创作探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7：12.
[4] 赵昊.当代运河文化品牌的立体化影像塑造与传播——评《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的视觉传达[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1）：115-117.
作者简介：姚珍珍（1989—），女，浙江德清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