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吉田雅夫担任日本福岛第一实业核电站总经理仅9个月，一场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导致核电站三个核反应堆熔毁。核电站喷涌出的放射性物质进入空气和水中，日本公众以及世界多地民众为之而恐慌。
　　上个月，吉田被癌症夺走了生命，这场核事故笼罩下的死亡，让我们不禁想起灾难发生后，事实是如何一再被扭曲的。
　　事故发生后，由于可靠信息缺乏，而虚假消息大行其道，导致日本及世界各地人民内心的恐慌不断加剧。美国三哩岛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仍令人记忆犹新，而此次福岛核事故给公众带来的心理压力甚至堪比放射性污染本身所造成的危害。这令我想起《华盛顿邮报》有个名为“事实核查”的部门，它会对政客们的言论进行可靠性评价。如果效仿此种做法对公开信息的真实度建立评价体系的话，也许会在将来的公众健康危机事件中挽救很多生命。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心怀恐惧的公众对官方的信息渠道失去了信心，转而向新闻媒体寻求资讯。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也不能全然依赖媒体，甚至最受尊敬的几家媒体也在事故后在公众中传播了一些不必要的焦虑。
　　事故发生后的几周内，可想而知准确信息是很难获取的，但是即使在人们有更方便的渠道来获取辐射水平及反应堆稳定性的科学数据时，错误的信息仍在流传。《纽约时报》这个曾给大众提供优质现场报道的媒体，在此次事故的恢复过程中，多次以误导性甚至错误的报道引致大众恐慌。其中，三次报道在当时与现在看来，都是漏洞百出的。
　　2011年10月，《纽约时报》比较了东京“热点”地区与“切尔诺贝利周遭污染区域”的辐射水平。此条消息采用的数据是准确的，但这种做法让大众将此次核事故看做犹如天启般末日到来的象征，报道是非常失实的。这篇文章引用了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污染参照点，即辐射物质达到每平方米37000贝尔的地区就被认为是遭到污染，但是文章并未提及这样的污染水平主要是在切尔诺贝利外围污染区域，并且是属于可居住水平的。其中暗示的“每年增加了超过1毫西弗特的量”，其实只是与美国居民与日本居民每年遭受的自然本地辐射差不多，如果媒体做这样的比拟，则会更为全面，而且也不会引起过度恐慌。这样的陈述虽未涉及切尔诺贝利，却在实际上夸大了真实的数值，因为这样的话，福岛事故似乎成了一个巨大污染区，而不仅仅是一个热点区了。
　　与此类似，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纽约时报》报道了日本政府即将实施更为严厉的食品安全辐射条例，“这让日本达到了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的说法让人们错误地以为日本当时的规定很松懈，而事实上，在此次新规发布之前，日本已是世界上对放射性核素规定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
　　两个月后，一篇充满不祥意味的报道题名为“日本核电站也许比想象的更糟”。该报质疑了其中一个反应堆的稳定性。描述了最糟糕的情景，比如容器可能会过度发热以及泄漏的污染水会渗入土壤与海洋。但是报道却未提到检测水温的测试也同时进行了，而这正是情况稳定的迹象。
　　恐慌的社区尤其容易受到这类报道的影响。当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研究此次福岛事故在技术方面的教训时，很多人却忽视了错误信息对公众健康造成的损害。
　　在理想情况下，公众信任的专家学者应定期在现场为大家解惑，而听众则是具有更多科学知识的大众及新闻机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改善灾难后的报道呢？一个建议是设置观察员，这个观察员要深受大众信任，能联系到世界上的顶级专家，并拥有与普通大众有效沟通的技巧。国际新闻机构可以专门聘请这样的观察员，以评估政府机构、记者及评论员对类似于核事故、传染病及石油泄漏等大规模公众健康危机的陈述。
　　福岛危机发生后，如果有人们信任的专家在一份受人尊重的报纸上对真实度给出评分，这将会在一个充满恐惧与不信任的环境下给人们带来安心，并受到急需可靠信息的大众的欢迎。我们希望，今后在大型的公共健康危机中，人们在未经证实而频发警报的“信息海洋”中挣扎时，这样的体系能够付诸实践，以让每个人不被恐惧所“淹没”。
　　（译/王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