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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小说《活着》为个案，探讨道家精神在余华小说中的显现，探讨小说的生命观念与道家哲学的生命观念的契合点——以“福”、“祸”的对立转化为规律的人物命运以及以道家思想中“返本复初”的重要概念为归路的人生旅途，并从哲理层面探究作家独特的创作视角，即作家以“人道”观“天道”的独特体悟和艺术发挥。从而挖掘出中国古典哲学在当代小说中的深远影响和艺术生命力。
关键词：《活着》 余华 道家精神 生命解读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1）
《活着》的成功，在某种角度看来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必然。它的过人之处首先在于，小说探讨的是人作为一种生命体，其生存本身的意义。小说去掉那些沉繁的社会关系，重点关照的是一个人与他自身的关系，也就是个体与自身生命本身的关系。这一层关系是维系人与其他所有社会关系的基本条件。在同时代的其他小说里，这种人与生存本身的关系往往被处理成一种先决条件——只有生存着的人才会产生其他的社会关系，而不会被深刻的探讨，文学关注的往往是高层次的而非基本的，“基本”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理性的思考。在这一层面上，余华表面上的回归传统就会被这种隐含的因果关系所洞穿。实际上，在简单的阅读体验中就不难发现，《活着》与传统的小说有所不同，它能够引起更为广泛的共鸣的原因就在于它讨论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生命本身。这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余华的《活着》体现出了一种带有中国特有韵味的价值观。小说呈现的是一种几千年来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无论是由庙堂的理性思考还是由民间的生命感受都能得出的共同途径——这种哲学体系开创于老子、发扬于庄子，每个时代都有所继承和发展，直至深入每个炎黄子孙的骨髓，它就是被称为“道家”的哲学系统。“‘道’是人的内在生命的呼声，它乃是应合人的内在生命之需求与愿望所开展出来的一种理论。”（2）
一命之“道”——“福”与“祸”的对立转化
余华在《活着》的日文版序中写到：
“……〈活着〉，我想这是关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因此它也表达了时间的漫长和时间的短暂，表达了时间的动荡和时间的宁静。”（3）
从广义上讲，《活着》讲述的是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群体的生命和心理历程。而作家通过把这个群体的群像打碎、把他们精神融化——凝缩为一个具体的形象、取一个共同的名字，来表达这一广泛的意义。他们的名字就是——“福贵”。作为《活着》这部小说第一人称叙述的负载者，对于解读这部作品来说，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将福贵一生的轨迹简化来看，他都是被控制在“福”与“祸”的对立转化规律之下的：福贵出生在一个富贵的地主之家，他们徐家有“一百多亩地”，连走路的声音“都像是铜钱碰来撞去的。”他的女人家珍，也是城里有钱米行老板的女儿。由于福贵生在“福”中，所以他才会有资本当一个败家子，当他输光了家里所有的地产和房产后，福贵的“贵”没有了，他成了一个佃户，并因此气死了自己的父亲，气病了母亲，致使岳父带走了身怀有孕的妻子家珍，一时间整个家庭濒临崩溃，大祸降临，这是小说中从“福”到“祸”的第一次转化。
但是这次“祸”又为福贵埋下了“福”的种子，因为他输掉了家里的所有财产，所以才能在解放初枪毙地主的时候保住了一条性命。而处心积虑通过赌博出老千的手段赢来福贵家产的龙二却成了福贵的替死鬼，挨了五枪毙命。临死前他对福贵喊道：“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4）龙二本以为赢得了“福”和“贵”，没想到这“福”的背后却隐藏了大祸。
不只是福贵和龙二，《活着》中所有人物的命运、故事情节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福祸无常、难以把握的，但其实都是有规律可循的——“福”中隐藏着“祸”，“祸”中隐藏着“福”；“福”必然转换为“祸”、“祸”一定带来“福”。
在小说中，作者将所有的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都规律化为一种“福”与“祸”对立转化的规律，这体现了作家个人对人生的态度和看法。余华的这种人生哲学当然带有其个人人生经验的影响，但并非独创——余华的人生哲学可以被包含在道家哲学体系之中。《老子》五十八章曰：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人之谜也，其日固已久矣。”（5）
在道家思想中，“福”与“祸”的关系是在民间中最受到广泛认知的。民间个体通过对自我命运的体悟，感受到好事的背后经常隐藏着危机，而坏事却可能带来好的结果。普通人通过对自我命运变化的不可掌握的最直接的体会，达到了对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思想的认可。
小说里在龙二被枪毙后对福贵有这样一段内心的描画：
“毙掉龙二后，我往家里走去时脖子上一阵阵冒冷气，我是越想越险，要不是当初我爹和我是两个败家子，没准被毙掉的就是我了。……后来我就想开了，觉得也用不着自己吓唬自己，这都是命。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想我的后半截该会越来越好了。”（6）
《老子》三十六章指出：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7）
老子认为：
“在事物发展中，张开时闭合的一种征兆，强盛是衰弱的一种征兆。”（8）
福贵通过对自己生命中的福祸关系的理解，已经得出了“福”是“祸”的征兆、“祸”是“福”的征兆的经验，这正是道家哲学的范畴。
“福”“祸”的问题是关乎个体生存的重要问题，道家的“福”“祸”观是道家对立统一观念的一部分，是一种辩证法的思想，“老子在辩证法上的贡献之一，是他运用了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比较系统地揭示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孤立的。”（9）在《老子》中所体现出的老子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都是基于对立统一的范畴来说明的。在《道德经》中出现的对立的范畴，除了福祸之外还有大小、多少、高下、智愚等等。小说选取了福祸的范畴，通过对人物命运的书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如老子所说万事万物无不“负阴而抱阳”（10），老子曰：“反者道之动”（11），进一步将这种对立的互相转化归结为是“道”运动的规律。
二“返本复初”的人生旅途
老子将道的规律归纳为：“反者道之动”（12），老子认为万事万物都将遵循这个规律，当然人也应该效法这个规律。陈鼓应认为：
“‘反’字可作‘相反’，也可作‘返回’讲（‘反’即‘返’）。它蕴含了两个概念：相反对立、返本复初”。（13）
除了命之“道”的对立元素的相互转化之外，“反者道之动”还包括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那就是“返本复初”的哲学思想。小说《活着》在哲学层面也深刻地反映出了老子哲学的这一思想。
《活着》的最后，对于福贵的一生有一段总结性的语言：
“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14）
小说在一开始就预设了“我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的情节。所以作为这个故事的复述者的“我”才得以有机会听福贵讲述自己的一生。“我”听了一整天福贵的讲述，直到天黑，故事也讲完，最后福贵唱出了这个歌谣。这个歌谣用“少年——中年——老年”的模式概括了福贵一生的轨迹，这个人生轨迹即明显地反映了道家哲学“返本复初”的思想。
老子说：
“有物混成……周行不殆……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15）
“事物变化之一最大通则，即一事物若发达至于极点，则必一变而为其反面。此即所谓‘反’，所谓‘复’”。（16）“少年去游荡”，包涵着人少年时期追求自由、放荡不羁的意思；“中年想掘藏”表示出人到中年会受到欲望的驱使；而到了“老年做和尚”则是“想掘藏”发展到极致的一种变化到反面，一种返回人生“虚静”的状态，也就是返回“本根”的一种表现。老子认为本根就是一种虚静的状态（归根曰静）。在他看来，道是合乎自然的，虚静是自然状态的，道创生万物以后，万物的运动发展就越来越离开道了，去道越远就越不合乎自然了，万物的烦扰纷争都是不合自然的表现。所以只有返回到本根，持守虚静，才体和于自然，才不起烦扰纷争。
老子云：
“致虚静，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17）
“老子认为万物的根源是‘虚’‘静’状态的。面对世事的纷争搅扰，所以老子提出这一个主张，希望人事的活动，能够至虚守静” （18）。道家哲学中的“虚”、“静”、“朴”、“无物”等，都是对本初状态的形容，“这种本初的状态并不简单等同于事物发生的原点，而是在更高层次上与原点对应的终极状态，即道的高境界。”（19）
福贵的人生旅程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出了“返本复初”。他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了繁华，经历了福贵，经历了情感，然后又将这些一样一样地失去，只剩下和一头老牛作伴，最后又注定一个人孤独地离开。他的人生轨迹，正好是老子所说的“复归于朴”（20）、“复归于无物”（21）、“复归于婴儿”（22）。
从事实的层面上看，福贵的人生是一个回归于“朴”的过程。他经历过一场世间繁华的庄周梦，最后回归人类最原始的生存需要。他从锦衣玉食的生活坠落到人世间最底层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余华的叙述中这并不是他的苦难的来源，这恰好是他生存的机会，小说中多次提到泥土、土地。对泥土、土地充满了感情。土地让人感到踏实，泥土可以医治百病，福贵穿了粗布衣服之后就再也无法穿绸衣了，这对于福贵来说，是一种超脱，而不是苦难。福贵终于拨开眼前的五彩云雾，看到了生活的真相，这对于他来说是多么可喜可贺的事情！福贵从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到一个认识到生死，认识到感情的人，这都是褪尽繁华的作用，这都是回归于“朴”的作用。
从福贵的人生旅程所反映出的还有万事万物从“有”复归于“无”的必然性。老子云：
“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3）
“‘无’——‘有’——‘无’，这便是老子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基本结构。”（24）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因为这些都是“有”，而有生于无，福贵的一生就是一种从“有”蜕变到“无”的过程。故事一开始的福贵是一种“色、音、味”俱有的状态，在这些“有”的影响之下，福贵表现出的就是“目盲、耳聋和口爽”，他当时过着一种昏昏沉沉的生活，他的自醒开始于这些“有”的渐渐失去，而他的整个故事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福贵的爹在福贵输掉家产之后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
“从前，我们徐家的老祖宗不过是养了一只小鸡，鸡养大后变成了鹅，鹅养大了变成了羊，再把羊养大，羊就变成了牛。我们徐家就这样发起来的。……到了我手里，徐家的牛变成了羊，羊又变成了鹅。传到你这里，鹅变成了鸡，现在是连鸡也没有啦。”（25）
徐家的过程也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到“复归于无物”。余华这样安排福贵的一生，并不是抱着同情和怜悯的态度，从他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这样的生命历程的一种敬畏，这种态度表明了余华受到道家哲学的影响非常深刻。
老子认定事物有循环往复、返本归根的运动规律，并且他形容道“周行而不殆”，陈鼓应认为：
“周是一个圆圈，是循环的意思，……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就是周行不殆的解释。这是说：道是广大无边的，万物都从它出来（大），万物从道分离出来以后，周流不息地运动着（逝），万物的运行，越来越离开道了（远），离道遥远，剥极必复，又回复到原点（反）。这样一逝一反，就是一个周行。”（26）
小说的最后一段：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27）
这是《活着》这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循环不殆”的意义：一天即将结束，夜晚到来。土地在这里代表一种博大的永恒，土地是一种静默的姿态，无论世界发生什么变化，它始终保持着不变和坦然，等待着所有物质的回归。而夜也是一个象征，所有的物质也都将回归虚静，夜晚降临。而明天一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夜晚仍然会如期而至，一切又将回归虚静。这就是宇宙的规律，也是人生的规律。
同时，福贵也相信道的“周行不殆”，他对儿子有庆也说过这个“牛到鸡——鸡到牛”的理想，他说现在徐家又有了鸡，以后一定可以变成牛。这是对世间万物“周行不殆”的规律的极大肯定。也是因为他看到了儿子的成长，看到了希望。福贵像中国民间很多的无奈的人一样，喜欢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但是余华给予福贵的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周行不殆”，福贵买了羊，最后也买了牛。羊是变成了牛，但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羊变牛，这其中体现了太多太多的无奈。福贵最后孤独终老，他的生命注定回归泥土，在他身上的“周行不殆”更多体现在宇宙自然的大循环上，而非人伦意义的小循环。这也是《活着》的深刻、动人之处。
福贵的一生即将结束，即将进入生命的夜晚，即将回归虚静，而世界上还会出生千千万万的福贵，他们也会走完自己的一生，最后回归虚静、回归泥土，这也是《活着》这部小说的言外之意、韵外之旨，除了道家哲学之外，还给每一个生命个体以悠长的感动。
三以“人道”观“天道”的独特视角
《活着》意在通过人道写天道，因为余华更注重的是表达个体与生命间的关系，他将福贵等同于“万事无物”之中的一个，而弱化其社会性质，小说所描画的“人道”是效法“天道”的，这表现出了余华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对所谓苦难的宽容。因此，《活着》是一种比悲剧更高的境界，是同时代的小说难以关照到的层面。
老子的思想是通过对“天道”的阐释，以达到对“人道”的规范。老子说：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28）
正是因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不公平，所以道家思想提倡人道应该效法天道。老子还提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9）
这句话指出了道的本性是自然，所以人道效法天道就是应该做到顺其自然，做到无为。
从“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来看，《活着》是透过“人道”讲“天道”。小说多从天人的关系来看问题，而非从人与人的关系。人生的“祸”“福”以及人物对待生命中“祸”“福”的态度，都表现出一种不可抗争性，他们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小说有意淡化了“统治”的概念，使得一些旦夕祸福的概念化为一种命运的安排。人的力量变得十分渺小，只能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这与同时代的很多小说家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人的主体性是不同的。
老子指出，“道”的规律是“反者道之动”。从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规律可以看出，人道在小说里是遵守着和“天道”一样的规律。而事实上，“人道”却经常与“天道”相违背，老子所看到的人之道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象千百年来都不罕见。小说中的人物命运的规律所体现出的效法天道的人道正体现了余华的人道理想。小说一面是命运的悲剧；另一面是一种高级的人道关怀，是一种客观地对“道”的体察和书写，而非作家自作多情的偏好，一个人客观地认识命运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福”与“祸”原本就没有根本的分别，在“祸”的对比之下才能认识到什么是“福”；在“福”的对比之下，才能认识到什么叫做“祸”，“福”、“祸”本身就是一回事，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就认识到了什么叫做“无”。福贵在输掉家产之前，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生在“福”中，而是从输掉家产、父亲气死的“祸”里认识到了原来那种生活是“福”，但是看到龙二的死，他才又发现自己丢掉的不是“福”，原来是“祸”。究竟是福还是祸，对于人来说是无从把握的，因为事情永远在发展运动之中，《活着》的深刻之处正好在于，通过“福”与“祸”的多重转换，把“福”与“祸”的意义等同起来。最后的福贵就达到了这样的人生境界：他已经不再在乎是“福”是“祸”，而是彻底地从“福”“祸”的人生偏好之中解脱出来。道家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30）道是公平的，道是冷静、无所喜好的。人不也正应该这样么？“福”与“祸”为什么能够频频转化呢？就是因为本身就是统一的。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复归于无物了。”
在《活着》里，余华并没有过多地描写世俗社会，他在小说中有意地简化了世俗的世界，福贵的生活环境很单一，他一生之中所认识的人的数量也十分有限。余华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福贵与他人的关系这一问题上，而注重的是福贵与自己的命运的关系，也就是福贵与生命的关系。他吸收了庄子“独与天地相往来”的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并不等同于庄子本身的出发点，福贵并不是一个隐士，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简单的农民，这也体现了道家思想的民间化。
注释：
（1）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封底。
（2）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版，第1页。
（3）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9页。
（4）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70页。
（5） 李耳：《老子》，五十八章。
（6）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70页。
（7） 李耳：《老子》，三十六章。
（8） 陈鼓应：《误解的澄清——代序》，《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版，第17页。
（9） 赵明：《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44页。
（10）李耳：《老子》，四十二章。
（11）李耳：《老子》，四十章。
（12）李耳：《老子》，四十章。
（13）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版，第17页。
（14）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94页。
（15）李耳：《老子》，二十五章。
（16） 冯友兰：《老子哲学》，《清华周刊》第32卷第4期，1929年11月8日。
（17）李耳：《老子》，十六章。
（18）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版，第36页。
（19） 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81页。
（20）李耳：《老子》，二十八章。
（21）李耳：《老子》，十四章。
（22）李耳：《老子》，二十八章。
（23）李耳：《老子》，四十章。
（24）胡道静：《十家论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327页。
（25）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9页。
（26）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版，第11页。
（27）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94页。
（28）李耳：《老子》，七十七章。
（29）李耳：《老子》，二十五章。
（30）李耳：《老子》，五章。
参考文献：
[1]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 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徐林正：《先锋余华》，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4]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
[5] 胡道静：《十家论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7] 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8] 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9] 李申：《老子与道家》，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0] 赵明：《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1] 樊星：《人性恶的证明——余华小说论（1984—1988）》，《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2期。
[12] 晓华、汪政：《余华小说现象》，《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13] 陈思和：《余华小说与世纪末意识——与友人人书》，《作家》，1992年第5期。
[14] 陈晓明：《胜过父法，绝望的心理自传——评余华〈呼喊与细雨〉》，《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4期。
[15] 陈思和等：《余华：中国小说的先锋性究竟能走多远》，《作家》，1994年第4期。
[16] 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
[17] 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李昂，女，1983—，吉林辽源人，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在读博士。
关键词：《活着》 余华 道家精神 生命解读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1）
《活着》的成功，在某种角度看来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必然。它的过人之处首先在于，小说探讨的是人作为一种生命体，其生存本身的意义。小说去掉那些沉繁的社会关系，重点关照的是一个人与他自身的关系，也就是个体与自身生命本身的关系。这一层关系是维系人与其他所有社会关系的基本条件。在同时代的其他小说里，这种人与生存本身的关系往往被处理成一种先决条件——只有生存着的人才会产生其他的社会关系，而不会被深刻的探讨，文学关注的往往是高层次的而非基本的，“基本”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理性的思考。在这一层面上，余华表面上的回归传统就会被这种隐含的因果关系所洞穿。实际上，在简单的阅读体验中就不难发现，《活着》与传统的小说有所不同，它能够引起更为广泛的共鸣的原因就在于它讨论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生命本身。这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余华的《活着》体现出了一种带有中国特有韵味的价值观。小说呈现的是一种几千年来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无论是由庙堂的理性思考还是由民间的生命感受都能得出的共同途径——这种哲学体系开创于老子、发扬于庄子，每个时代都有所继承和发展，直至深入每个炎黄子孙的骨髓，它就是被称为“道家”的哲学系统。“‘道’是人的内在生命的呼声，它乃是应合人的内在生命之需求与愿望所开展出来的一种理论。”（2）
一命之“道”——“福”与“祸”的对立转化
余华在《活着》的日文版序中写到：
“……〈活着〉，我想这是关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因此它也表达了时间的漫长和时间的短暂，表达了时间的动荡和时间的宁静。”（3）
从广义上讲，《活着》讲述的是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群体的生命和心理历程。而作家通过把这个群体的群像打碎、把他们精神融化——凝缩为一个具体的形象、取一个共同的名字，来表达这一广泛的意义。他们的名字就是——“福贵”。作为《活着》这部小说第一人称叙述的负载者，对于解读这部作品来说，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将福贵一生的轨迹简化来看，他都是被控制在“福”与“祸”的对立转化规律之下的：福贵出生在一个富贵的地主之家，他们徐家有“一百多亩地”，连走路的声音“都像是铜钱碰来撞去的。”他的女人家珍，也是城里有钱米行老板的女儿。由于福贵生在“福”中，所以他才会有资本当一个败家子，当他输光了家里所有的地产和房产后，福贵的“贵”没有了，他成了一个佃户，并因此气死了自己的父亲，气病了母亲，致使岳父带走了身怀有孕的妻子家珍，一时间整个家庭濒临崩溃，大祸降临，这是小说中从“福”到“祸”的第一次转化。
但是这次“祸”又为福贵埋下了“福”的种子，因为他输掉了家里的所有财产，所以才能在解放初枪毙地主的时候保住了一条性命。而处心积虑通过赌博出老千的手段赢来福贵家产的龙二却成了福贵的替死鬼，挨了五枪毙命。临死前他对福贵喊道：“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4）龙二本以为赢得了“福”和“贵”，没想到这“福”的背后却隐藏了大祸。
不只是福贵和龙二，《活着》中所有人物的命运、故事情节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福祸无常、难以把握的，但其实都是有规律可循的——“福”中隐藏着“祸”，“祸”中隐藏着“福”；“福”必然转换为“祸”、“祸”一定带来“福”。
在小说中，作者将所有的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都规律化为一种“福”与“祸”对立转化的规律，这体现了作家个人对人生的态度和看法。余华的这种人生哲学当然带有其个人人生经验的影响，但并非独创——余华的人生哲学可以被包含在道家哲学体系之中。《老子》五十八章曰：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人之谜也，其日固已久矣。”（5）
在道家思想中，“福”与“祸”的关系是在民间中最受到广泛认知的。民间个体通过对自我命运的体悟，感受到好事的背后经常隐藏着危机，而坏事却可能带来好的结果。普通人通过对自我命运变化的不可掌握的最直接的体会，达到了对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思想的认可。
小说里在龙二被枪毙后对福贵有这样一段内心的描画：
“毙掉龙二后，我往家里走去时脖子上一阵阵冒冷气，我是越想越险，要不是当初我爹和我是两个败家子，没准被毙掉的就是我了。……后来我就想开了，觉得也用不着自己吓唬自己，这都是命。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想我的后半截该会越来越好了。”（6）
《老子》三十六章指出：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7）
老子认为：
“在事物发展中，张开时闭合的一种征兆，强盛是衰弱的一种征兆。”（8）
福贵通过对自己生命中的福祸关系的理解，已经得出了“福”是“祸”的征兆、“祸”是“福”的征兆的经验，这正是道家哲学的范畴。
“福”“祸”的问题是关乎个体生存的重要问题，道家的“福”“祸”观是道家对立统一观念的一部分，是一种辩证法的思想，“老子在辩证法上的贡献之一，是他运用了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比较系统地揭示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孤立的。”（9）在《老子》中所体现出的老子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都是基于对立统一的范畴来说明的。在《道德经》中出现的对立的范畴，除了福祸之外还有大小、多少、高下、智愚等等。小说选取了福祸的范畴，通过对人物命运的书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如老子所说万事万物无不“负阴而抱阳”（10），老子曰：“反者道之动”（11），进一步将这种对立的互相转化归结为是“道”运动的规律。
二“返本复初”的人生旅途
老子将道的规律归纳为：“反者道之动”（12），老子认为万事万物都将遵循这个规律，当然人也应该效法这个规律。陈鼓应认为：
“‘反’字可作‘相反’，也可作‘返回’讲（‘反’即‘返’）。它蕴含了两个概念：相反对立、返本复初”。（13）
除了命之“道”的对立元素的相互转化之外，“反者道之动”还包括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那就是“返本复初”的哲学思想。小说《活着》在哲学层面也深刻地反映出了老子哲学的这一思想。
《活着》的最后，对于福贵的一生有一段总结性的语言：
“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14）
小说在一开始就预设了“我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的情节。所以作为这个故事的复述者的“我”才得以有机会听福贵讲述自己的一生。“我”听了一整天福贵的讲述，直到天黑，故事也讲完，最后福贵唱出了这个歌谣。这个歌谣用“少年——中年——老年”的模式概括了福贵一生的轨迹，这个人生轨迹即明显地反映了道家哲学“返本复初”的思想。
老子说：
“有物混成……周行不殆……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15）
“事物变化之一最大通则，即一事物若发达至于极点，则必一变而为其反面。此即所谓‘反’，所谓‘复’”。（16）“少年去游荡”，包涵着人少年时期追求自由、放荡不羁的意思；“中年想掘藏”表示出人到中年会受到欲望的驱使；而到了“老年做和尚”则是“想掘藏”发展到极致的一种变化到反面，一种返回人生“虚静”的状态，也就是返回“本根”的一种表现。老子认为本根就是一种虚静的状态（归根曰静）。在他看来，道是合乎自然的，虚静是自然状态的，道创生万物以后，万物的运动发展就越来越离开道了，去道越远就越不合乎自然了，万物的烦扰纷争都是不合自然的表现。所以只有返回到本根，持守虚静，才体和于自然，才不起烦扰纷争。
老子云：
“致虚静，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17）
“老子认为万物的根源是‘虚’‘静’状态的。面对世事的纷争搅扰，所以老子提出这一个主张，希望人事的活动，能够至虚守静” （18）。道家哲学中的“虚”、“静”、“朴”、“无物”等，都是对本初状态的形容，“这种本初的状态并不简单等同于事物发生的原点，而是在更高层次上与原点对应的终极状态，即道的高境界。”（19）
福贵的人生旅程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出了“返本复初”。他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了繁华，经历了福贵，经历了情感，然后又将这些一样一样地失去，只剩下和一头老牛作伴，最后又注定一个人孤独地离开。他的人生轨迹，正好是老子所说的“复归于朴”（20）、“复归于无物”（21）、“复归于婴儿”（22）。
从事实的层面上看，福贵的人生是一个回归于“朴”的过程。他经历过一场世间繁华的庄周梦，最后回归人类最原始的生存需要。他从锦衣玉食的生活坠落到人世间最底层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余华的叙述中这并不是他的苦难的来源，这恰好是他生存的机会，小说中多次提到泥土、土地。对泥土、土地充满了感情。土地让人感到踏实，泥土可以医治百病，福贵穿了粗布衣服之后就再也无法穿绸衣了，这对于福贵来说，是一种超脱，而不是苦难。福贵终于拨开眼前的五彩云雾，看到了生活的真相，这对于他来说是多么可喜可贺的事情！福贵从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到一个认识到生死，认识到感情的人，这都是褪尽繁华的作用，这都是回归于“朴”的作用。
从福贵的人生旅程所反映出的还有万事万物从“有”复归于“无”的必然性。老子云：
“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3）
“‘无’——‘有’——‘无’，这便是老子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基本结构。”（24）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因为这些都是“有”，而有生于无，福贵的一生就是一种从“有”蜕变到“无”的过程。故事一开始的福贵是一种“色、音、味”俱有的状态，在这些“有”的影响之下，福贵表现出的就是“目盲、耳聋和口爽”，他当时过着一种昏昏沉沉的生活，他的自醒开始于这些“有”的渐渐失去，而他的整个故事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福贵的爹在福贵输掉家产之后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
“从前，我们徐家的老祖宗不过是养了一只小鸡，鸡养大后变成了鹅，鹅养大了变成了羊，再把羊养大，羊就变成了牛。我们徐家就这样发起来的。……到了我手里，徐家的牛变成了羊，羊又变成了鹅。传到你这里，鹅变成了鸡，现在是连鸡也没有啦。”（25）
徐家的过程也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到“复归于无物”。余华这样安排福贵的一生，并不是抱着同情和怜悯的态度，从他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这样的生命历程的一种敬畏，这种态度表明了余华受到道家哲学的影响非常深刻。
老子认定事物有循环往复、返本归根的运动规律，并且他形容道“周行而不殆”，陈鼓应认为：
“周是一个圆圈，是循环的意思，……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就是周行不殆的解释。这是说：道是广大无边的，万物都从它出来（大），万物从道分离出来以后，周流不息地运动着（逝），万物的运行，越来越离开道了（远），离道遥远，剥极必复，又回复到原点（反）。这样一逝一反，就是一个周行。”（26）
小说的最后一段：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27）
这是《活着》这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循环不殆”的意义：一天即将结束，夜晚到来。土地在这里代表一种博大的永恒，土地是一种静默的姿态，无论世界发生什么变化，它始终保持着不变和坦然，等待着所有物质的回归。而夜也是一个象征，所有的物质也都将回归虚静，夜晚降临。而明天一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夜晚仍然会如期而至，一切又将回归虚静。这就是宇宙的规律，也是人生的规律。
同时，福贵也相信道的“周行不殆”，他对儿子有庆也说过这个“牛到鸡——鸡到牛”的理想，他说现在徐家又有了鸡，以后一定可以变成牛。这是对世间万物“周行不殆”的规律的极大肯定。也是因为他看到了儿子的成长，看到了希望。福贵像中国民间很多的无奈的人一样，喜欢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但是余华给予福贵的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周行不殆”，福贵买了羊，最后也买了牛。羊是变成了牛，但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羊变牛，这其中体现了太多太多的无奈。福贵最后孤独终老，他的生命注定回归泥土，在他身上的“周行不殆”更多体现在宇宙自然的大循环上，而非人伦意义的小循环。这也是《活着》的深刻、动人之处。
福贵的一生即将结束，即将进入生命的夜晚，即将回归虚静，而世界上还会出生千千万万的福贵，他们也会走完自己的一生，最后回归虚静、回归泥土，这也是《活着》这部小说的言外之意、韵外之旨，除了道家哲学之外，还给每一个生命个体以悠长的感动。
三以“人道”观“天道”的独特视角
《活着》意在通过人道写天道，因为余华更注重的是表达个体与生命间的关系，他将福贵等同于“万事无物”之中的一个，而弱化其社会性质，小说所描画的“人道”是效法“天道”的，这表现出了余华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对所谓苦难的宽容。因此，《活着》是一种比悲剧更高的境界，是同时代的小说难以关照到的层面。
老子的思想是通过对“天道”的阐释，以达到对“人道”的规范。老子说：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28）
正是因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不公平，所以道家思想提倡人道应该效法天道。老子还提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9）
这句话指出了道的本性是自然，所以人道效法天道就是应该做到顺其自然，做到无为。
从“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来看，《活着》是透过“人道”讲“天道”。小说多从天人的关系来看问题，而非从人与人的关系。人生的“祸”“福”以及人物对待生命中“祸”“福”的态度，都表现出一种不可抗争性，他们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小说有意淡化了“统治”的概念，使得一些旦夕祸福的概念化为一种命运的安排。人的力量变得十分渺小，只能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这与同时代的很多小说家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人的主体性是不同的。
老子指出，“道”的规律是“反者道之动”。从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规律可以看出，人道在小说里是遵守着和“天道”一样的规律。而事实上，“人道”却经常与“天道”相违背，老子所看到的人之道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象千百年来都不罕见。小说中的人物命运的规律所体现出的效法天道的人道正体现了余华的人道理想。小说一面是命运的悲剧；另一面是一种高级的人道关怀，是一种客观地对“道”的体察和书写，而非作家自作多情的偏好，一个人客观地认识命运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福”与“祸”原本就没有根本的分别，在“祸”的对比之下才能认识到什么是“福”；在“福”的对比之下，才能认识到什么叫做“祸”，“福”、“祸”本身就是一回事，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就认识到了什么叫做“无”。福贵在输掉家产之前，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生在“福”中，而是从输掉家产、父亲气死的“祸”里认识到了原来那种生活是“福”，但是看到龙二的死，他才又发现自己丢掉的不是“福”，原来是“祸”。究竟是福还是祸，对于人来说是无从把握的，因为事情永远在发展运动之中，《活着》的深刻之处正好在于，通过“福”与“祸”的多重转换，把“福”与“祸”的意义等同起来。最后的福贵就达到了这样的人生境界：他已经不再在乎是“福”是“祸”，而是彻底地从“福”“祸”的人生偏好之中解脱出来。道家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30）道是公平的，道是冷静、无所喜好的。人不也正应该这样么？“福”与“祸”为什么能够频频转化呢？就是因为本身就是统一的。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复归于无物了。”
在《活着》里，余华并没有过多地描写世俗社会，他在小说中有意地简化了世俗的世界，福贵的生活环境很单一，他一生之中所认识的人的数量也十分有限。余华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福贵与他人的关系这一问题上，而注重的是福贵与自己的命运的关系，也就是福贵与生命的关系。他吸收了庄子“独与天地相往来”的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并不等同于庄子本身的出发点，福贵并不是一个隐士，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简单的农民，这也体现了道家思想的民间化。
注释：
（1）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封底。
（2）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版，第1页。
（3）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9页。
（4）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70页。
（5） 李耳：《老子》，五十八章。
（6）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70页。
（7） 李耳：《老子》，三十六章。
（8） 陈鼓应：《误解的澄清——代序》，《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版，第17页。
（9） 赵明：《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44页。
（10）李耳：《老子》，四十二章。
（11）李耳：《老子》，四十章。
（12）李耳：《老子》，四十章。
（13）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版，第17页。
（14）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94页。
（15）李耳：《老子》，二十五章。
（16） 冯友兰：《老子哲学》，《清华周刊》第32卷第4期，1929年11月8日。
（17）李耳：《老子》，十六章。
（18）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版，第36页。
（19） 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81页。
（20）李耳：《老子》，二十八章。
（21）李耳：《老子》，十四章。
（22）李耳：《老子》，二十八章。
（23）李耳：《老子》，四十章。
（24）胡道静：《十家论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327页。
（25）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9页。
（26）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版，第11页。
（27）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94页。
（28）李耳：《老子》，七十七章。
（29）李耳：《老子》，二十五章。
（30）李耳：《老子》，五章。
参考文献：
[1]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 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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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道静：《十家论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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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晓明：《胜过父法，绝望的心理自传——评余华〈呼喊与细雨〉》，《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4期。
[15] 陈思和等：《余华：中国小说的先锋性究竟能走多远》，《作家》，1994年第4期。
[16] 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
[17] 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李昂，女，1983—，吉林辽源人，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