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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述了飞将军李广历经沙场、骁勇善战却屡遭坎坷、有功无赏，最后自刎而亡的悲剧一生。司马迁以诗化的形式，将思与史有机地统一，并融入浓重的悲剧意识，阐发边缘苦痛心态，彰显个体生命于困窘之境不懈抗争的灵魂律动，引领我们触摸生命的悲剧底色。
关键词：悲剧 困窘 诗化 抗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司马迁饱含浓郁的情感为飞将军李广作传，并以慷慨惋伤的笔触记述了李广可歌可泣的征战的一生，生动地再现了一代骁将神勇武略与奕奕风采。李广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英勇无畏的胆魄、沉着镇定的气度、体恤士卒的胸怀，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却一生不为重用，“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自刎而亡。《史记·李将军列传》洋溢着英雄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字里行间浸透着无限的哀伤。
一 见影知竿，入木刻画
李广出身将门，跻身军旅却并未承袭先祖的荫庇，而是凭借其“世世受射”的真本领，“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作者深得“见影知竿”之妙，从侧面入笔写尽将军的英武神威，并以对比手法来烘托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
1 懦弱无能的中贵人以数十骑战匈奴三人却落得己伤骑尽、大败而逃；而李广率骑往驰，“杀其二人，生得一人”，其风发的意气、昂扬的斗志，不但重整士气、大壮军威，更使将士全身而退。中贵人的傲慢轻敌与李广敏锐认定三人为射雕者身份的镇定从容，形成鲜明的对照。
2 与李广齐名的将领程不识治军严明，编制行军严守军规，办理军事文书部门常常忙到天明；而李广治军简易，行军没有严整的列队，驻扎常选择水草茂盛之地，夜间不巡逻只在远处设置哨兵，简化处理文书函件军务，看似散乱无序，实则有章有法，张弛有度。与前者士卒苦不堪言相比，李广的士卒“咸乐为之死”。可见李广体恤下属，治军有方。
3 李广骁勇善战，声名远播，连敌方也爱慕其才，对其钦佩有加。“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足见其身藏勇武之力。
4 李广爱惜士卒，赏赐饮食与之共享，喜与士卒“射阔狭以饮”，相处亲密。遇到荒绝之境，有水士卒先饮，有粮士卒先食，与将士同甘共苦，爱惜士卒胜过自己，圣洁的胸怀昭示将军的真正内涵。
5 李广以四千骑遭遇匈奴左贤王四万骑的围困，这一战强弱悬殊、异常艰苦，惊心动魄悲壮惨烈的场面在其一生的壮举中亦是光辉的一笔。在此战中，李广以子敢率数十骑“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安定军心，又“以圜陈外向”，正面对敌厮杀，以免腹背受敌。敌人凭强势急攻，矢如雨下，“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形势危急，李广命将士“持满毋发”威慑敌军，“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大挫敌军士气，使其不敢妄动，攻势有所缓解。到了日落时分，将士皆惊恐疲惫、面无血色，独李广意气风发、神情泰然，集中精力率军抗敌。李广奋勇杀敌、视死如归、指挥若定、身先士卒，神武勇猛赢得将士的叹服，凝聚了全军的意志。正是李广的英勇神威、过人胆色创造了奇迹，支撑着这场鏖战坚持到博望侯大军的到来，从而引领将士于死境中获得一线生机，其高大形象尽显光采。
李广一生“大小七十余战”，奋勇杀敌、屡建奇功，扬名却不得封侯，一生未得重用，最后含愤而死。其“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然而眼见其勇猛非常的文帝只是叹其生不逢时并不委以重任。跟随太尉周亚夫攻打吴楚军队，夺得敌军大旗，名声大振，却因“梁王受广将军印”而有功无赏。一生从军多次转徙，几次升迁亦是填补空缺。孝景时“常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武帝后马邑一战又与功勋失之交臂。四年后，李广出雁门攻打匈奴，兵少成败，伤病被俘，机敏逃脱，舍命奔突，九死一生返回汉营，等待他的却是执法官的死刑判决，以财物赎为庶人。因“石建卒”，“上昭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李广“复为后将军”，随军出定襄攻打匈奴，许多将领建功封侯，而他却不得冲锋陷阵的机会，抱恨而返。因博望侯张骞将万骑异道，四千骑兵深陷重围，李广率军殊死搏杀，最大限度地保全有生力量，却功过相抵，不得思赏。面对名声远不如自己的从弟李蔡从文帝至武帝的一路直升，及手下将士有的业已封侯，李广悲愤难平，与占星师王朔私下交谈发出对困窘生存之境的哀叹，对命运由困惑而质疑。歌德说：“解决不了或没有解决的窘境给我们带来悲剧的因素”。悲剧与苦难深深联系在一起，悲剧并不急于判断，对生命的意义给出答案，而是沉浸在审美观照中。正是对苦难的疑问展示了个体独立意识的自醒，显示了人的抗争力量的强大；发掘了悲剧的深度，将混沌的个人命运上升到悲剧高度。每部悲剧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人对命运的困惑以及由此引发的自我认识导致个体生命的毁灭，表现了人对生存意义永远探寻的精神，然而这种探求行为孤立无援，看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便触及了悲剧的核心。悲剧的疑问包含了对生存意义的本质性感悟，于晦暗的个人命运中发出疑问，意味着个体生命并非消极悲观地屈从命运。经历磨砺，对尴尬处境自发的探索，寻找存在的合理依据，正是悲剧思维。
二 悲剧精神，不屈抗争
占星师王朔问李广可有憾事，李广坦言做陇西太守时常叛曾诱降800多人，又在同一天内杀之，抱憾至今。王朔于是将其不得封侯归咎为“杀已降”，从而使正直善良的李广背负沉重的道义谴责，徒增更多痛苦。两年以后，霍去病、卫青大军出击匈奴，李广多次请命出征，但天子以其老迈，没有准许。“良久，乃许之。”一语寓含了老将军辛酸奔走与执着的心志。卫青得知单于所在，自领精军前去攻打，命李广并入右将军军中，“出东道”。李广身为前将军，一生虽与匈奴多次交战却难得与单于大军正面交锋，自请先行杀敌，慷慨陈词，“臣愿居前，先死单于”。铮铮数语凝聚其一生不得展其志的拳拳期待、按捺不住舒展报国之志的澎湃激情。然而，卫青暗地里已接受了皇上告诫，认为李广年迈且命运不济，拿定主意调开李广，强令其速到赵食其军中。李广盛怒之下带兵离开，因没有向导，落到大将军后面。卫青与单于激战，无果而返，向南横渡沙漠，遇见李广、赵食其的军队。卫青“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李广独自承担罪责，引刀自尽。李广一生转战边关、奋勇杀敌、出生入死，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敦厚端直，爱惜士卒，有着“仁者无敌”的胸襟，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却在浴血拼杀后屡受惩罚。英雄悲愤难平、恨问苍天，不愿再面对刀笔之吏判罚的羞辱，从而选择死亡结束了悲剧的一生。“天”在周代以前是人格化的神，时至春秋，获得自然的规定性。古人讲究尽心知性知天，人与天精神合一，强调个体生命的活跃。人与天地的不和谐、个体生命无意义的努力、主体精神被压抑构成中国的悲剧主题，不同于西方悲剧神谕命运的展示，然而殊途同归，二者均表现绝境中人的力量。李广终其一生，于困窘的生存之境不懈抗争直至个体生命的毁灭。雅斯贝尔斯有“失败中的人的伟大”观点，他认为，人是渺小的，并且会毁灭。但人能够将他的可能性发展到顶点，还敢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毁灭而宁死不屈，这正是人的伟大。悲剧英雄的伟大体现在他的抵抗、斗争和勇敢中。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悲剧英雄正是在与身处环境的竭力抗争中，通过挫折、失败甚至毁灭显现了自身的伟大，提升了精神境界，昭示了生存的内蕴，实现了生命的超越。李广选择死亡，将自身献祭于精神祭坛，以肉体的毁灭换来了灵魂的不朽，人生的意义恰恰由其凸显。悲剧创造完整的人生幻象，情节的完整、行为的终结都是通过人物的毁灭完成的。死亡意识与悲剧密不可分，悲剧的真谛不只是展示痛苦、死亡、不幸、灾难，还包括抗争、超越、克服，以及如何面对等。李广选择个体的毁灭正是伟大悲剧精神的折射。
细细推想，李广的悲剧环境也有人为因素，而司马迁则将笔锋微刺最高统治者。李广历经三朝不为重用：文帝亲见李广的勇猛却不委以重任；景帝任用懦弱无能的中贵人在李广军中掣肘；武帝凭借大将军限制李广的军事活动。李广勇夺敌旗的战绩因景帝个人微妙的情感活动被无情抹煞；武帝偏见地引导卫青制造难题，使老将军壮志难酬，饮恨而亡。由李广的遭遇，可见当时用人制度的黑暗。此外，当时的法令也多有不近人情之处，李广拼死搏杀换回的是严厉的责罚，甚至被判处死刑。作者对其怀才不遇的一生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婉曲地道出其悲剧原因，并非归咎无常的命运。《李将军列传》结尾引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凝练含蓄地赞颂了李将军的美好品格，可谓是其一生的鲜明写照。
三 诗化艺术，情思交融
司马迁将不平的心志寓于文中，充溢的悲愤之情时隐时现。家道中衰、生活窘迫、宦途游离、个人凄惶，尤其是李陵之祸这一切的压抑使他欲摆脱心中的痛苦、跳出自卑的陷溺而“发愤著书”。海德格尔从艺术的语言哲学本义出发，认为一切艺术的本质是诗。而司马迁则把诗的精神融入传记，以独特的生命体验进行诗意的思考。历史本身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与人的发展构成，记载着激情的人生。司马迁兼融诗人情感与史学思想，注重人物深度精神的摹写，思考现实与人生的矛盾。他禀有实录精神，又以“太史公言”引入自己独创性的思考，将个体意识投射到经由历史沉淀的人物群像，以史运思，以思蕴史，以诗化的形式将思与史有机地统一起来。
《史记》是一部情感史、一部生命史，融入了浓重的悲剧意识，“自成一家言”，超越了政治领域的“立功”、“立德”，突破了儒家道统的框定。司马迁笔下支撑社会历史的中心人物是“倜傥非常之人”，他们“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超越了浅薄的物质欲望与困窘的生存之境，追求生命价值最大程度的实现。司马迁对生命活动进行审美观照，突出个体主体意识的自醒与人格追求的独立，引领读者触摸生命的悲剧底色，探寻生存的本质意义。
在《史记》中，司马迁的悲剧意识与诗化艺术紧密联系。雅斯贝尔斯认为伟大的悲剧诗人应该是民众的教育者、道德的预言者，通过热情歌颂悲剧主人公的英雄气概、崇高人格、牺牲精神，使得“他们的观众不仅被感动，而且还能变成真正的自我”。而李广的自杀既是对沙场失误的羞愧自责，又是对其人格尊严的捍卫；他怀着一腔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完成了悲剧人生的逆转，从而实现精神境界的提升。李广的抗争表现为不依靠宗族的显贵、凭借自身能力超越自然物欲的束缚，超越社会强加的约束，甚至超越死亡，从而在历史中不朽。无论是周游列国未能说服君主推行德治主张的孔子的“不能行其道”的思想悲剧，还是品行高洁不能见容于流俗的屈原“不能达其情”的人格悲剧；无论是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却不为重用、难以封侯、“不能展其志”的李广的宦途悲剧，还是由“力拔山兮气盖世”转而悲叹“奈若何”自刎乌江的项羽的“不能终其始”的性格悲剧，人物均具有崇高的道德规范和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于不得同其道的困境中自强不息，与黑暗现实不懈抗争，表现出强大的人格力量已成为共通的模式。
由于自身深切的生命体验，司马迁善于摹写痛苦、毁灭、死亡等边缘处境遭遇到的折磨、郁结、挫折、绝望的心态。于困窘生存之境挣扎的悲剧人物毁灭肉体以实现生命的价值，其痛苦的心灵正折射不屈的抗争精神。悲剧的生存是一种审美的生存，人物卓然不群的壮美人格尤其为悲剧增添了控诉力量，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和着血色音符奏出旷古辽远的铿锵绝响，其深度的悲剧精神凝聚着不朽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版。
[2] 关秀娇：《论〈史记〉人物悲剧超越性的艺术之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3] 黎洁：《〈史记〉人物传记的诗性美学本质》，《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作者简介：高原，女，1981—，秦皇岛人，在读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文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单位：燕山大学。
关键词：悲剧 困窘 诗化 抗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司马迁饱含浓郁的情感为飞将军李广作传，并以慷慨惋伤的笔触记述了李广可歌可泣的征战的一生，生动地再现了一代骁将神勇武略与奕奕风采。李广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英勇无畏的胆魄、沉着镇定的气度、体恤士卒的胸怀，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却一生不为重用，“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自刎而亡。《史记·李将军列传》洋溢着英雄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字里行间浸透着无限的哀伤。
一 见影知竿，入木刻画
李广出身将门，跻身军旅却并未承袭先祖的荫庇，而是凭借其“世世受射”的真本领，“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作者深得“见影知竿”之妙，从侧面入笔写尽将军的英武神威，并以对比手法来烘托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
1 懦弱无能的中贵人以数十骑战匈奴三人却落得己伤骑尽、大败而逃；而李广率骑往驰，“杀其二人，生得一人”，其风发的意气、昂扬的斗志，不但重整士气、大壮军威，更使将士全身而退。中贵人的傲慢轻敌与李广敏锐认定三人为射雕者身份的镇定从容，形成鲜明的对照。
2 与李广齐名的将领程不识治军严明，编制行军严守军规，办理军事文书部门常常忙到天明；而李广治军简易，行军没有严整的列队，驻扎常选择水草茂盛之地，夜间不巡逻只在远处设置哨兵，简化处理文书函件军务，看似散乱无序，实则有章有法，张弛有度。与前者士卒苦不堪言相比，李广的士卒“咸乐为之死”。可见李广体恤下属，治军有方。
3 李广骁勇善战，声名远播，连敌方也爱慕其才，对其钦佩有加。“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足见其身藏勇武之力。
4 李广爱惜士卒，赏赐饮食与之共享，喜与士卒“射阔狭以饮”，相处亲密。遇到荒绝之境，有水士卒先饮，有粮士卒先食，与将士同甘共苦，爱惜士卒胜过自己，圣洁的胸怀昭示将军的真正内涵。
5 李广以四千骑遭遇匈奴左贤王四万骑的围困，这一战强弱悬殊、异常艰苦，惊心动魄悲壮惨烈的场面在其一生的壮举中亦是光辉的一笔。在此战中，李广以子敢率数十骑“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安定军心，又“以圜陈外向”，正面对敌厮杀，以免腹背受敌。敌人凭强势急攻，矢如雨下，“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形势危急，李广命将士“持满毋发”威慑敌军，“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大挫敌军士气，使其不敢妄动，攻势有所缓解。到了日落时分，将士皆惊恐疲惫、面无血色，独李广意气风发、神情泰然，集中精力率军抗敌。李广奋勇杀敌、视死如归、指挥若定、身先士卒，神武勇猛赢得将士的叹服，凝聚了全军的意志。正是李广的英勇神威、过人胆色创造了奇迹，支撑着这场鏖战坚持到博望侯大军的到来，从而引领将士于死境中获得一线生机，其高大形象尽显光采。
李广一生“大小七十余战”，奋勇杀敌、屡建奇功，扬名却不得封侯，一生未得重用，最后含愤而死。其“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然而眼见其勇猛非常的文帝只是叹其生不逢时并不委以重任。跟随太尉周亚夫攻打吴楚军队，夺得敌军大旗，名声大振，却因“梁王受广将军印”而有功无赏。一生从军多次转徙，几次升迁亦是填补空缺。孝景时“常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武帝后马邑一战又与功勋失之交臂。四年后，李广出雁门攻打匈奴，兵少成败，伤病被俘，机敏逃脱，舍命奔突，九死一生返回汉营，等待他的却是执法官的死刑判决，以财物赎为庶人。因“石建卒”，“上昭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李广“复为后将军”，随军出定襄攻打匈奴，许多将领建功封侯，而他却不得冲锋陷阵的机会，抱恨而返。因博望侯张骞将万骑异道，四千骑兵深陷重围，李广率军殊死搏杀，最大限度地保全有生力量，却功过相抵，不得思赏。面对名声远不如自己的从弟李蔡从文帝至武帝的一路直升，及手下将士有的业已封侯，李广悲愤难平，与占星师王朔私下交谈发出对困窘生存之境的哀叹，对命运由困惑而质疑。歌德说：“解决不了或没有解决的窘境给我们带来悲剧的因素”。悲剧与苦难深深联系在一起，悲剧并不急于判断，对生命的意义给出答案，而是沉浸在审美观照中。正是对苦难的疑问展示了个体独立意识的自醒，显示了人的抗争力量的强大；发掘了悲剧的深度，将混沌的个人命运上升到悲剧高度。每部悲剧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人对命运的困惑以及由此引发的自我认识导致个体生命的毁灭，表现了人对生存意义永远探寻的精神，然而这种探求行为孤立无援，看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便触及了悲剧的核心。悲剧的疑问包含了对生存意义的本质性感悟，于晦暗的个人命运中发出疑问，意味着个体生命并非消极悲观地屈从命运。经历磨砺，对尴尬处境自发的探索，寻找存在的合理依据，正是悲剧思维。
二 悲剧精神，不屈抗争
占星师王朔问李广可有憾事，李广坦言做陇西太守时常叛曾诱降800多人，又在同一天内杀之，抱憾至今。王朔于是将其不得封侯归咎为“杀已降”，从而使正直善良的李广背负沉重的道义谴责，徒增更多痛苦。两年以后，霍去病、卫青大军出击匈奴，李广多次请命出征，但天子以其老迈，没有准许。“良久，乃许之。”一语寓含了老将军辛酸奔走与执着的心志。卫青得知单于所在，自领精军前去攻打，命李广并入右将军军中，“出东道”。李广身为前将军，一生虽与匈奴多次交战却难得与单于大军正面交锋，自请先行杀敌，慷慨陈词，“臣愿居前，先死单于”。铮铮数语凝聚其一生不得展其志的拳拳期待、按捺不住舒展报国之志的澎湃激情。然而，卫青暗地里已接受了皇上告诫，认为李广年迈且命运不济，拿定主意调开李广，强令其速到赵食其军中。李广盛怒之下带兵离开，因没有向导，落到大将军后面。卫青与单于激战，无果而返，向南横渡沙漠，遇见李广、赵食其的军队。卫青“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李广独自承担罪责，引刀自尽。李广一生转战边关、奋勇杀敌、出生入死，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敦厚端直，爱惜士卒，有着“仁者无敌”的胸襟，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却在浴血拼杀后屡受惩罚。英雄悲愤难平、恨问苍天，不愿再面对刀笔之吏判罚的羞辱，从而选择死亡结束了悲剧的一生。“天”在周代以前是人格化的神，时至春秋，获得自然的规定性。古人讲究尽心知性知天，人与天精神合一，强调个体生命的活跃。人与天地的不和谐、个体生命无意义的努力、主体精神被压抑构成中国的悲剧主题，不同于西方悲剧神谕命运的展示，然而殊途同归，二者均表现绝境中人的力量。李广终其一生，于困窘的生存之境不懈抗争直至个体生命的毁灭。雅斯贝尔斯有“失败中的人的伟大”观点，他认为，人是渺小的，并且会毁灭。但人能够将他的可能性发展到顶点，还敢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毁灭而宁死不屈，这正是人的伟大。悲剧英雄的伟大体现在他的抵抗、斗争和勇敢中。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悲剧英雄正是在与身处环境的竭力抗争中，通过挫折、失败甚至毁灭显现了自身的伟大，提升了精神境界，昭示了生存的内蕴，实现了生命的超越。李广选择死亡，将自身献祭于精神祭坛，以肉体的毁灭换来了灵魂的不朽，人生的意义恰恰由其凸显。悲剧创造完整的人生幻象，情节的完整、行为的终结都是通过人物的毁灭完成的。死亡意识与悲剧密不可分，悲剧的真谛不只是展示痛苦、死亡、不幸、灾难，还包括抗争、超越、克服，以及如何面对等。李广选择个体的毁灭正是伟大悲剧精神的折射。
细细推想，李广的悲剧环境也有人为因素，而司马迁则将笔锋微刺最高统治者。李广历经三朝不为重用：文帝亲见李广的勇猛却不委以重任；景帝任用懦弱无能的中贵人在李广军中掣肘；武帝凭借大将军限制李广的军事活动。李广勇夺敌旗的战绩因景帝个人微妙的情感活动被无情抹煞；武帝偏见地引导卫青制造难题，使老将军壮志难酬，饮恨而亡。由李广的遭遇，可见当时用人制度的黑暗。此外，当时的法令也多有不近人情之处，李广拼死搏杀换回的是严厉的责罚，甚至被判处死刑。作者对其怀才不遇的一生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婉曲地道出其悲剧原因，并非归咎无常的命运。《李将军列传》结尾引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凝练含蓄地赞颂了李将军的美好品格，可谓是其一生的鲜明写照。
三 诗化艺术，情思交融
司马迁将不平的心志寓于文中，充溢的悲愤之情时隐时现。家道中衰、生活窘迫、宦途游离、个人凄惶，尤其是李陵之祸这一切的压抑使他欲摆脱心中的痛苦、跳出自卑的陷溺而“发愤著书”。海德格尔从艺术的语言哲学本义出发，认为一切艺术的本质是诗。而司马迁则把诗的精神融入传记，以独特的生命体验进行诗意的思考。历史本身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与人的发展构成，记载着激情的人生。司马迁兼融诗人情感与史学思想，注重人物深度精神的摹写，思考现实与人生的矛盾。他禀有实录精神，又以“太史公言”引入自己独创性的思考，将个体意识投射到经由历史沉淀的人物群像，以史运思，以思蕴史，以诗化的形式将思与史有机地统一起来。
《史记》是一部情感史、一部生命史，融入了浓重的悲剧意识，“自成一家言”，超越了政治领域的“立功”、“立德”，突破了儒家道统的框定。司马迁笔下支撑社会历史的中心人物是“倜傥非常之人”，他们“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超越了浅薄的物质欲望与困窘的生存之境，追求生命价值最大程度的实现。司马迁对生命活动进行审美观照，突出个体主体意识的自醒与人格追求的独立，引领读者触摸生命的悲剧底色，探寻生存的本质意义。
在《史记》中，司马迁的悲剧意识与诗化艺术紧密联系。雅斯贝尔斯认为伟大的悲剧诗人应该是民众的教育者、道德的预言者，通过热情歌颂悲剧主人公的英雄气概、崇高人格、牺牲精神，使得“他们的观众不仅被感动，而且还能变成真正的自我”。而李广的自杀既是对沙场失误的羞愧自责，又是对其人格尊严的捍卫；他怀着一腔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完成了悲剧人生的逆转，从而实现精神境界的提升。李广的抗争表现为不依靠宗族的显贵、凭借自身能力超越自然物欲的束缚，超越社会强加的约束，甚至超越死亡，从而在历史中不朽。无论是周游列国未能说服君主推行德治主张的孔子的“不能行其道”的思想悲剧，还是品行高洁不能见容于流俗的屈原“不能达其情”的人格悲剧；无论是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却不为重用、难以封侯、“不能展其志”的李广的宦途悲剧，还是由“力拔山兮气盖世”转而悲叹“奈若何”自刎乌江的项羽的“不能终其始”的性格悲剧，人物均具有崇高的道德规范和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于不得同其道的困境中自强不息，与黑暗现实不懈抗争，表现出强大的人格力量已成为共通的模式。
由于自身深切的生命体验，司马迁善于摹写痛苦、毁灭、死亡等边缘处境遭遇到的折磨、郁结、挫折、绝望的心态。于困窘生存之境挣扎的悲剧人物毁灭肉体以实现生命的价值，其痛苦的心灵正折射不屈的抗争精神。悲剧的生存是一种审美的生存，人物卓然不群的壮美人格尤其为悲剧增添了控诉力量，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和着血色音符奏出旷古辽远的铿锵绝响，其深度的悲剧精神凝聚着不朽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版。
[2] 关秀娇：《论〈史记〉人物悲剧超越性的艺术之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3] 黎洁：《〈史记〉人物传记的诗性美学本质》，《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作者简介：高原，女，1981—，秦皇岛人，在读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文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单位：燕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