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是个忙碌的月份。送6岁的小女儿去上学，同时还要筹备汶川笔会，更要命的是为了女儿就近上学，还急急忙忙地搬了家。
　　把家安在成都的市中区，原本是我很不情愿的事情，何况是在红星路这个地段，更是让我难受极了。
　　因为修地铁，红星路的交通根本无法畅通。我是个急脾气，便放下汽车，索性买了辆自行车，专为接送女儿上学。
　　借住的朋友房子是所旧宿舍，厕所和厨房都在公共空间里，它使得我的生活变得光天化日，缺少了我已经习惯了的隐私性。
　　当然，住在市中区也是有好处的。至少紧张的日子突然变得空闲起来，原来大量用于赶路塞车的时间突然多出很多来，于是，便有了充裕的看书写字无聊发呆的时间。
　　我住的这段路，离东通顺街很近，那里曾经有我的旧居。我虽是在文殊院的老院子出生，但满月以后就跟父母回到了母亲工作的东通顺小学居住。那里除了本身是所小学外，它还是东城区的教师宿舍。学校是解放前某大户人家的宅子，楼台亭阁，山石水榭，很是别致。解放以后才挪用成了小学校。
　　我从出生到高中毕业的18年间，就一直在文殊院爷爷奶奶家至正通顺小学和马镇街的列五中学这一条直线上来回穿梭。其间，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和父母一起散步时，从马镇街列五中学走到我现在居住的红星路，然后再折回去。也就是说，我从出生到长成大姑娘的18年里，活动范围就是成都市中区大约1平方公里的城市笼子里。不难想象我对城市中心以外地方的向往程度。
　　于是，成年以后，我便一心要把家搬到离它远点的地方。先是从一环搬到二环；十几年前，因为大女儿读书，又从二环折回红星路居住了几年；后又再从红星路搬到三环；最后搬到双流机场附近的成都郊区。反反复复，市里市外，总觉得只要背离原来的生活轨迹，就是一种生命流向的胜利，没想到现在却又一次回到了这里，回到了起点上。这仿佛是被一条无形的丝线牵着，身不由己，无论怎么刻意离开，不过都是兜兜圈子而已。
　　人的一生总想逃离老天的摆布，因此才有了挣扎、叛逆，才有了与父母和家庭的意向冲撞。
　　我和许多城里孩子的生活并不一样。他们要么在外面野玩，要么在幼儿园接受教育。那时我是多么地羡慕他们的童年生活呀！我从来没有上过幼儿园，也就接收不到幼儿园的教育，但家规又很严，也没有能够像别的孩子一样能够在外面疯耍野玩。很多孩子根深蒂固地对老师怀有敬畏和惧怕，而这种情绪在我这里好像并不存在。因为家住在学校里，又是老师的孩子，于是在我的幼年，课堂便成了随意进出的地方。想玩的时候，一声不吭就从教室跑出去了，之后又悄悄回到教室的角落里，继续听母亲上课。那时候的学校，纪律好像没有现在这么严格，住在学校的孩子几乎都是在自己父母的教室里随进随出，只要不发出声音，即便进出的不是自己父母教书的教室，也不会受到父母的责骂。而且，学生老师也习惯我们这群教师的孩子在教室里自由出入。然而正是这样的不良习惯，不惧怕老师却成为我们这些孩子成长过程中最致命的缺陷。
　　后来，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东通顺小学和其他学校合并，与其他老师的孩子便就此失去了联系。我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怎样？而我这种随意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上大学也没能改掉。所以在老师眼里，我一直都不是个省心的学生。
　　去年同学会上，老师们从我读书时的文字说到我现在的诗歌，也谈及我小时候的叛逆和随意性，几乎都不能相信那么调皮的孩子却能够静下心来热爱文学，而且一专注便是二十年。这让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老师们很是不能理解。其实，面对昔日的老师，我的内心也很愧疚，我的自由散漫，不好好听老师讲课，肯定是对老师的劳动最大的不尊重，古训说得好：“从小看大三岁看老”，我以为不是老师们看走了眼，實在是我的人生太出乎意料，很大程度是许多机缘巧合所致，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宿命吧？！
　　家搬到红星路后，我带着小女儿去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不自觉地就把她带到了我的那所旧居。可是眼前原来偌大的一个学校现在被新起的高楼所取代，昔日的校园早已尸骨不存。我玩耍过的院子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被拆除了，旁边一条街上曾经是著名作家巴金的故居，也没能幸免于难，在城市大踏步地改革发展步伐中被拆毁后修成了高楼。但我家旧居外面临街的一楼一底的老房子不知什么原因居然还没有完全拆除，虽然已经十分破败，但临街的一楼还红红火火地做着生意。楼梯已经破旧不堪，二楼一定是上不去了。房屋旧旧暗暗的样子，还不懂事的女儿说它很像“鬼屋”。眼见这样的情景，心情有些郁闷，回家后我写了首名为《故园》的散文诗：
　　如果雕花的庭院还在，记忆就不会遥远。
　　我驻足新起的高楼，知道它的身下就是老屋的地基，我童年的脚印被压得生痛生痛，只有老街的名字蜷缩在街头。
　　每一个月圆的夜晚，门前的三七树和胭脂花染红的小手，牵着母亲唤着乳名的声音，在梦里总也找不见回家的路。
　　我的童年丢失了，连同那座古老的城市。
　　“鬼屋”往西到文殊院要经过正通顺街，那里的正通顺小学是妈妈老学校合并后上班和我后来上小学的地方，它紧邻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我们学校出了两个有名的艺人，一个比我高一年级，是以演《山城棒棒军》走红的赵亮；另一个比我低一年级，是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著名歌手韩红。他们都是母亲的学生，那个时候他们调皮的名声与我在伯仲之间。
　　把家搬到红星路，我仿佛变了一个人。日子有了凡尘的烟火味道，我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前半生从空中跌落回生活的地面。开始学着进菜市场买菜；和小商贩讨价还价；开始洗衣服、做饭；开始学会照顾女儿的口味，在烟熏火燎的厨房做她喜欢吃的晚餐。
　　我不知道一个人的故事到底有多少曲曲折折的片段？长长短短的片段中又会经历怎样毫无征兆的变故？我们总希望逃离固有的生活，从一个车站往另一个车站不断驿动。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一直不愿遵循母亲的意愿，不愿意过她那样一成不变的日子，不愿意每天抱着书本修改那无止无尽的作业。所以后来我去选择一个当时看来很不稳定的企业工作，虽然是外企，但在许多人眼里也还是不如铁饭碗稳定。我宁愿一个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地奔波忙碌，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的跳槽折腾，也坚决不当老师，不去做当时我很容易就能就业的教师职业。
　　一路走来，恍惚间又回到了起点，还是与文字书本打交道，依然从事了最没有挑战性的文字工作。现在连家也搬回了这个我最不想呆，最想逃离的地段，这或许也是宿命。
　　人一辈子，开始时并不知道直路抵达的便捷和快速，常常为了成全自己的心愿而绕无数的路程。我们与父母抗争，总觉得他们不合时宜地顽固。
　　人到中年，当一切变得透明，在我们为了看风景而经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以后，才恍然明白，上天的安排如同如来佛的手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力是很难逃离宿命的桎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