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只有曾国藩，“湘军”成为不了概念；如果只有毛泽东，“湖南人”也成为不了品牌。同样，湖南如果只有远大和三一这样少之又少的企业品牌，那么，企业“湘军”、品牌“湘军”，又怎能形成？
如果没有形成，湖南省的父母官们是否觉得扛起“湘军”的大旗时，像下雨天背棉花——越背越沉？粱稳根和张跃兄弟是否觉得自己身单力薄，在和 “青岛品牌”、“广东品牌”，“晋江品牌”，甚至“内蒙品牌” 团体比肩作战时，中气越来越不足，底气也从此消失殆尽？
湖南，曾让国人骄傲；“湘军”，曾让世界侧目，可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湖南为何屡屡呛水；在企业品牌建设中，为何频频陷阵？！
湖南，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声叹息。
湘泉折翼，倒了一个湘西州
湖南湘西民间有一句谚语：飞出去的是凤凰，飞不出去的是麻雀。
许多年来，湘泉集团的“湘泉酒”、“酒鬼酒”，如同沈从文、宋祖英一样是湘西、湖南的骄傲，也是湘西人所崇颂的金凤凰。
确实，湘泉集团（前身系吉首酒厂）从1956年建立到20世纪末，已拥有旗下5个全资子公司、分布在30个省市区的湘泉酒业经营公司、7个控股公司、1个托管企业等61个经济实体，其主要产品有酒鬼酒、湘泉酒、啤酒、白酒、中西医药品等12大类200余个品种。1997年7月，湘泉集团旗下湘酒鬼在深圳成功上市。湘泉集团每年上缴的税收占湘西当地财政收入的85%以上，经济总量相当于当地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九五期间，湘泉集团的总资产已经达到35亿元，累计创造利税16亿元。
应该说，湘泉集团从1997年到1999年的三年，是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三年。1997年，湘酒鬼股份每股收益创纪录达到了0.86元，曾让买过其股票的股民们内心欣喜而骄傲；更让湘西人民和地方官员对其寄予了莫大的厚望。甚至有人夸言：要是某天湘泉打个喷嚏，不说湖南省政府的所有官员感冒；起码，整个湘西州的官员头疼、发热是绝对的。
可是，这么一个在湘西可以翻江倒海的企业，这样一个被湖南人喻之为“酒业湘军”的“军长”企业，却在2004年负债4•2个亿，成为湘西州第一个申请破产的企业。
2002年，湖南人改变了多年糖酒会被四川人包下的历史，首次在长沙举办了秋季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一位副省长在开幕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湖南有好酒，湖南酒业发展的历史悠久，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从长沙马王堆的西汉古墓中出土的精美酒具，就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湘酒’已经具有了很高的品位。直到今天，‘湘酒’无论是酒品，还是酒质都不比别人逊色。说酒品，五次国家酒类评比中，有4种‘湘酒’榜上有名；论酒质，‘湘酒’坚持传统的酿造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工艺，酒色清冽，口感醇和，‘湘酒’真正算得上是‘香酒’。”
也就是这一年，所谓的“酒业湘军”领头羊——湘泉集团开始受伤，到2005年，已经彻底折翼，如今其惨其状连麻雀都不是。更不幸的是，因大股东湘泉的不争气，属下从产品品牌转为企业品牌的湘酒鬼也被拖累得千疮百孔，虽然没有折翼，但要像金凤凰那样飞翔，那双翅膀也会是绑着石头一般，异常地沉重。
其实，湘酒鬼股份的股票下跌早从2000年就开始。当年，每股收益跌到0.19元，慢慢地，到2002年，湘泉集团同比销售收入、利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应收账款则高达7亿余元，存货达3亿余元。三年后，湘酒鬼停牌；2004年，湘泉负4亿巨债。同年，湘泉的破产计划列入湘西州经济、行政的头等大事。
可以想象，一个经济收入占当地财政85%以上的企业宣布破产，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夸张一点地说，湘泉的破产，即是整个湘西州经济的坍塌！
那么，是谁造成了湘泉的破产？是谁使事实上还未形成的“酒业湘军”——“军”未成，业已死呢？
据记者了解，在湘泉申请破产之前，有过一段让媒体热衷的收购个案。这个收购个案，也许是政府的善良引导，也许是商人的见缝插针。盘踞在长沙的成功集团乘虚而入，如同当年收购健力宝的张海一样，一个叫刘虹（成功集团老板）的投资商花不多的三亿元控股了湘泉集团。可是，“成功集团根本就是空手套白狼，刘虹也并没有从一个资本运作高手变成实业家。”湘西州一位官员称，“成功集团股权收购款流进来了，不久又打了个转流出去了。”
记者在酒鬼酒2005年2月16日公告的整改报告披露中看到：成功集团于2002年9月将股权受让预付款汇入长沙市商业银行建湘支行某账户，但这笔资金在2002年12月28日到2003年1月7日期间被转出。成功集团股权转让款3亿元形式到帐，实际使用受到诸多限制。上海鸿仪股权转让款1.2亿元，仅在2004年6月30日报表日以过账方式名义到位，实际随后又转走。
“这些钱根本就不是刘虹自己的。”一知情人士透露，“成功集团的3亿元受让资金，其中1亿元从它控股的岳阳恒立(000622)挪用，另外有2亿元是向工行湘西自治州分行借贷，不过，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此项贷款竟然是由湘酒鬼担保。”
想想，当年张海通过浙江国投花3•38亿元控股健力宝，采取的手段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刘虹并没有像张海那样直接参与湘泉的管理，而是在三亿元资金上玩弄花招。也就是这样玩着花招，湘泉集团企业和湘酒鬼股份企业在某些毫无品牌意识、毫无商业道德的人的操作和操纵下，其元气大伤，其品牌大大缩水。以至，银行整天围着企业领导人讨债，企业主也成天在躲债的提心吊胆中度过。
正如健力宝在股权转让中的猫腻让健力宝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一样，湘泉从2002年的转股也为后来的破产埋下了祸根。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说，湘泉破产更多的原因是湘泉集团政企不分、权力斗争的一个恶果；也是地方政府过多的干预，安插外行人管理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贪污现象严重的恶果。但总其一点，内外因都有。外因是众多中国企业重蹈覆辙的那种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力的结果；内因是湖南人毫无品牌意识、窝里斗的结果。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湘泉坍塌，湘酒鬼也摇摇欲坠。湘泉和湘酒鬼本来就是父子关系，何况，在成功集团玩套路的三亿资金里面，就有二亿是湘酒鬼担保的。这样一种自己出钱给对方让对方把自己买下的、谁也看不懂的投资关系，哪有不殃及池鱼的道理？
2005年4月，记者了解到，湘泉集团持有湘酒鬼7780万股国有法人股(占比25.67%)，已被司法冻结；另外，成功集团持有的8800万股股权中(占比29.04%)也有6100万股(20.13%)被司法冻结；就连湘酒鬼号称价值两亿元的得意之作——800吨2008年北京奥运会庆功洞藏酒也已被工行湘西州分行冻结。
如此，湘泉这只凤凰带着哀鸣折翼。湖南白酒行业唯一的旗杆随风飘落。
仔细分析，湖南的“酒业湘军”远没有形成，更不像2002年糖酒会上某副省长所表述的那样。因为湖南不是产酒大省，而是酒类消费大省。湖南白酒年消费量45万吨，而自产只有25万吨；啤酒销量80万吨，自产只有32万吨；葡萄酒全是省外调进。因此，聪明的五粮液打造金六福酒业时，首先就把工厂建在长沙。据悉，目前湖南省市场上销售的白酒有200多个品牌，啤酒有80多个品牌。三年前，或许大小宴会都喝湘泉，更有人对酒鬼酒钟情，可如今，湘泉已经销声匿迹，酒鬼酒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啤酒类的白沙、岳阳楼本就没有形成全国品牌，近两年，连长沙、岳阳自家酒店的餐桌上都看不见白沙和岳阳楼，有的只是青岛、珠江；葡萄酒类就更不用说。所以，“酒业湘军”根本就是一个远没有形成的、子虚乌有的概念，虽然有人把浏阳河、金六福划归“湘军”行列，但那只能说是一个自我安慰的笑话。
太子奶玩捐赠游戏，自损品牌
太子奶也是湖南企业，也是称得上佼佼者的全国品牌，而太子童装是太子奶集团旗下的一家企业。可这个从株洲起家的民营企业，却一直处在业界争论的风雨飘摇中。在这里，不说它把家搬北京的伤心事，也不说他走多元化道路涉入童装的烦恼事，单说它玩捐赠游戏，被推上被告席，自损品牌的傻事。
2004年年初，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状告“太子”耍无赖，捐赠一年不付款。
2003年1月10日，北京太子童装有限公司、北京太子奶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太子奶生物美容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企业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签订了《捐赠协议书》，承诺捐赠100万元，用于购买10辆“母亲健康快车”。1月12日，太子方面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向“希望工程”和“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捐赠仪式，并将象征“母亲健康快车”的金钥匙交给了原告法定代表人。然而时过一年多，被告一直未履行捐赠协议。基金会多次催促，被告却以种种理由搪塞推托。为此原告只能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兑现承诺。
像这样可笑的事情，一般只在小说、银幕上出现，可想不到的是，它却实实在在地出现在首都北京；让人还想不到的是，被告居然是著名的“太子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被告法人代表金哓林曾是《湖南卫视》品牌栏目“玫瑰之约”的金牌主持人，应该说是一个尤其要注重自己的品牌形象和社会责任的公众人物。
怪不得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不给面子，因为公益捐赠，它给北京太子童装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晓林带来了荣登《福布斯》“2004中国慈善榜”第72位和无形的品牌形象的大幅度提升。谁都知道，这种公益性的社会道义责任的行为是要付出金钱代价的，并不是闹着玩的，可偏偏就有人想不付出就得到那无形的资产和品牌提升。
法律专家认为，一般的赠予在没有兑现前，赠予人可以反悔。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予合同，做出了“不适用赠予人在赠予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予”的规定。这意味着一旦签下捐赠协议即具有法律效力，捐赠人就不能反悔，否则就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也许，我们应该对企业多做一些善意的理解。或许，太子公司一时资金到不了位；或许，太子童装临时遇到了资金瓶颈------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自己坐上被告席，哪怕付不了100万，先付50万；甚至，哪怕从银行贷款，也先把这犹如企业生命——品牌美誉度的100万付上。可不知金晓林和太子奶集团的老板到底意欲何为？到底要把自己的品牌带到哪里去？
这，极让人匪夷所思。
有专家分析，如果说娃哈哈走多元化道路因其庞大基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太子奶就“罪不可赦”了。娃哈哈是中国一级品牌，在浙江更是莫人能比，而太子奶和娃哈哈比，应该说是飞机上钓鱼——差得远。当然，谁也不能阻止一个企业的梦想。但无论如何，对太子奶来说，本身基业未稳，没有太多的实力可以无休止地进行品牌延伸；而对于出现捐赠出去的100万又想收回的无赖行为，更不像是一个公司四处拓展、业务天女散花、公众形象大升的知名品牌应该做的事情。
而作为“乳业湘军”（按有些人的逻辑推理称呼，而事实上不存在）的领头羊，太子奶这样的行为自损品牌自不必说，也有断送“湘军”声誉、做“湘军”掘墓人的危险。
远大还能远多远，还能大多大？
远大空调是中国私营企业，1992年开发成功中国第一台商业用途中央空调主机，1995年建成全球最大的溴冷机生产线，1996年成为全球溴冷机产销量最大及技术水平最高的企业。
截止1999年底，公司连续4年缴税过亿元，连续5年无贷款，拥有全球同行业最完备的技术力量、生产系统和售后服务系统，并建立了确保企业良性循环的经营体系和确保企业长远发展的独特的企业文化体系。
远大的独特企业文化体系，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性、人格、人权在全社会的完善，其文化“独特”下的管理“独特”开始受到各方的质疑。更为忧虑的是，近几年，记者作为湖南人，只要一回到湖南，总能听到“远大业绩早已出现滑坡”的声音。可上个世纪90年代，远大最高峰销售额曾达到24亿，2003年的前后几年，就徘徊在10亿上下。
远大，是中国名牌，是湖南企业标杆。现在出现滑坡，不能不让人担忧。
高盛（中国）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前不久被张跃以湖南老乡之谊邀请为远大董事。胡专程赴远大做了一次简约的调研后直言，远大并不是呈直线型增长的企业，而是起伏不平，有些业务甚至是下降的，这从公司长远发展来说应该引起警觉。综合指标ROE，即股权回报，过去最高的时候有40%到50%，但在2004年跌到12%，并非可以高枕无忧。胡在“专业化管理、人才吸引、规模扩大、财务指标”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但有意思的是，胡祖六先生在远大的建言评论，大约在远大网上保留了不到一个星期就突然消失了。
如今，在诺大的远大城，已经难见张跃之兄张剑的身影——远大资产的所有权已经一分为三，张剑执掌远铃公司，远大空调归张跃，远在美国的姐姐则负责远大海外市场。张氏三人曾经一起创立远大品牌与巨额资产，但他们现在已经忘情于江湖、分执天下，这是大多数家族企业真正走向整体发展的硬伤之一。据说，当初张剑从远大空调分离出来，另建远铃公司，即是完成家庭内部资产所有权的分界。
远大的投资分散一度被业界诟病。长沙科技局曾为远铃整体浴室项目做过评估，认为当时因技术、材料全依赖日本进口，以至成本居高不下，差失了市场机会；而远铃的集成建筑已在长沙市政府对面设立了“试验楼”，其技术确有市场空间，但当时每平米造价超过3000元，所以远铃迟迟未下投资地皮建楼的决心。
其实，最引以骄傲的远大市场领先者地位只持续了不多的几年。曾有经济学者批评远大空调患了“创新萎缩症”——1997年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制冷展上，远大空调展台上只摆了一台Ⅶ型直燃机。而1998年在上海举办的国际制冷展上，远大空调展台上亮相的仍然是那种Ⅶ型直燃机，与当时远大的竞争对手开利公司、双良特灵公司、约克公司等公司新产品形成一种让人心酸的对比。
而在非市场层面，远大发现电空调市场背后隐藏着一只强大的看不见的手——电力部门和有关行业专家认为，制冷和采暖应该分而治之，锅炉采暖和电力制冷更加经济，不宜提倡运行费用偏高的溴化锂制冷采暖。远大偏执于与电力部门和有关专家抗衡。今日为了自己的生存摇身一变成为了鼓吹“中国电力改革、中国能源结构性危机”的最积极者。
而正是在与政府、行业、专家的搏弈过程中，远大最终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独。这种孤独外界可能看不出来，但其实从前两年远大要搬离长沙的沸沸扬扬传闻中就可见一斑。当然，在“搬家”风云中，除了自己有“制造湘军”的孤独外，还有政府和当地政策的不近人情，也让“制造湘军”的始作俑者——湖南官员们不得不反思和反省自己。
任何一家企业都有选择自己经营模式和经营管理的权利和自由，但当社会和市场发生进步式的变化时，企业应该是最能变化的，也应该是变化最快的。远大是科技型企业，曾经销售达24亿但员工却一直只有1000多人。这种少行管、少技工、少业务员、并非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是不太适合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尤其是对于现在人性、人格、人权不断释放的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来说。
虽然，远大在滑坡，但远大毕竟是走得远也做得大的。我们期望远大在时代的变革中，能适时调试自己，适时变化并不断进步。说不定，还真能和三一并肩带出一批制造企业来，从而形成湖南在企业方面的第一支“湘军”队伍。
如果没有形成，湖南省的父母官们是否觉得扛起“湘军”的大旗时，像下雨天背棉花——越背越沉？粱稳根和张跃兄弟是否觉得自己身单力薄，在和 “青岛品牌”、“广东品牌”，“晋江品牌”，甚至“内蒙品牌” 团体比肩作战时，中气越来越不足，底气也从此消失殆尽？
湖南，曾让国人骄傲；“湘军”，曾让世界侧目，可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湖南为何屡屡呛水；在企业品牌建设中，为何频频陷阵？！
湖南，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声叹息。
湘泉折翼，倒了一个湘西州
湖南湘西民间有一句谚语：飞出去的是凤凰，飞不出去的是麻雀。
许多年来，湘泉集团的“湘泉酒”、“酒鬼酒”，如同沈从文、宋祖英一样是湘西、湖南的骄傲，也是湘西人所崇颂的金凤凰。
确实，湘泉集团（前身系吉首酒厂）从1956年建立到20世纪末，已拥有旗下5个全资子公司、分布在30个省市区的湘泉酒业经营公司、7个控股公司、1个托管企业等61个经济实体，其主要产品有酒鬼酒、湘泉酒、啤酒、白酒、中西医药品等12大类200余个品种。1997年7月，湘泉集团旗下湘酒鬼在深圳成功上市。湘泉集团每年上缴的税收占湘西当地财政收入的85%以上，经济总量相当于当地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九五期间，湘泉集团的总资产已经达到35亿元，累计创造利税16亿元。
应该说，湘泉集团从1997年到1999年的三年，是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三年。1997年，湘酒鬼股份每股收益创纪录达到了0.86元，曾让买过其股票的股民们内心欣喜而骄傲；更让湘西人民和地方官员对其寄予了莫大的厚望。甚至有人夸言：要是某天湘泉打个喷嚏，不说湖南省政府的所有官员感冒；起码，整个湘西州的官员头疼、发热是绝对的。
可是，这么一个在湘西可以翻江倒海的企业，这样一个被湖南人喻之为“酒业湘军”的“军长”企业，却在2004年负债4•2个亿，成为湘西州第一个申请破产的企业。
2002年，湖南人改变了多年糖酒会被四川人包下的历史，首次在长沙举办了秋季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一位副省长在开幕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湖南有好酒，湖南酒业发展的历史悠久，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从长沙马王堆的西汉古墓中出土的精美酒具，就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湘酒’已经具有了很高的品位。直到今天，‘湘酒’无论是酒品，还是酒质都不比别人逊色。说酒品，五次国家酒类评比中，有4种‘湘酒’榜上有名；论酒质，‘湘酒’坚持传统的酿造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工艺，酒色清冽，口感醇和，‘湘酒’真正算得上是‘香酒’。”
也就是这一年，所谓的“酒业湘军”领头羊——湘泉集团开始受伤，到2005年，已经彻底折翼，如今其惨其状连麻雀都不是。更不幸的是，因大股东湘泉的不争气，属下从产品品牌转为企业品牌的湘酒鬼也被拖累得千疮百孔，虽然没有折翼，但要像金凤凰那样飞翔，那双翅膀也会是绑着石头一般，异常地沉重。
其实，湘酒鬼股份的股票下跌早从2000年就开始。当年，每股收益跌到0.19元，慢慢地，到2002年，湘泉集团同比销售收入、利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应收账款则高达7亿余元，存货达3亿余元。三年后，湘酒鬼停牌；2004年，湘泉负4亿巨债。同年，湘泉的破产计划列入湘西州经济、行政的头等大事。
可以想象，一个经济收入占当地财政85%以上的企业宣布破产，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夸张一点地说，湘泉的破产，即是整个湘西州经济的坍塌！
那么，是谁造成了湘泉的破产？是谁使事实上还未形成的“酒业湘军”——“军”未成，业已死呢？
据记者了解，在湘泉申请破产之前，有过一段让媒体热衷的收购个案。这个收购个案，也许是政府的善良引导，也许是商人的见缝插针。盘踞在长沙的成功集团乘虚而入，如同当年收购健力宝的张海一样，一个叫刘虹（成功集团老板）的投资商花不多的三亿元控股了湘泉集团。可是，“成功集团根本就是空手套白狼，刘虹也并没有从一个资本运作高手变成实业家。”湘西州一位官员称，“成功集团股权收购款流进来了，不久又打了个转流出去了。”
记者在酒鬼酒2005年2月16日公告的整改报告披露中看到：成功集团于2002年9月将股权受让预付款汇入长沙市商业银行建湘支行某账户，但这笔资金在2002年12月28日到2003年1月7日期间被转出。成功集团股权转让款3亿元形式到帐，实际使用受到诸多限制。上海鸿仪股权转让款1.2亿元，仅在2004年6月30日报表日以过账方式名义到位，实际随后又转走。
“这些钱根本就不是刘虹自己的。”一知情人士透露，“成功集团的3亿元受让资金，其中1亿元从它控股的岳阳恒立(000622)挪用，另外有2亿元是向工行湘西自治州分行借贷，不过，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此项贷款竟然是由湘酒鬼担保。”
想想，当年张海通过浙江国投花3•38亿元控股健力宝，采取的手段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刘虹并没有像张海那样直接参与湘泉的管理，而是在三亿元资金上玩弄花招。也就是这样玩着花招，湘泉集团企业和湘酒鬼股份企业在某些毫无品牌意识、毫无商业道德的人的操作和操纵下，其元气大伤，其品牌大大缩水。以至，银行整天围着企业领导人讨债，企业主也成天在躲债的提心吊胆中度过。
正如健力宝在股权转让中的猫腻让健力宝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一样，湘泉从2002年的转股也为后来的破产埋下了祸根。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说，湘泉破产更多的原因是湘泉集团政企不分、权力斗争的一个恶果；也是地方政府过多的干预，安插外行人管理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贪污现象严重的恶果。但总其一点，内外因都有。外因是众多中国企业重蹈覆辙的那种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力的结果；内因是湖南人毫无品牌意识、窝里斗的结果。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湘泉坍塌，湘酒鬼也摇摇欲坠。湘泉和湘酒鬼本来就是父子关系，何况，在成功集团玩套路的三亿资金里面，就有二亿是湘酒鬼担保的。这样一种自己出钱给对方让对方把自己买下的、谁也看不懂的投资关系，哪有不殃及池鱼的道理？
2005年4月，记者了解到，湘泉集团持有湘酒鬼7780万股国有法人股(占比25.67%)，已被司法冻结；另外，成功集团持有的8800万股股权中(占比29.04%)也有6100万股(20.13%)被司法冻结；就连湘酒鬼号称价值两亿元的得意之作——800吨2008年北京奥运会庆功洞藏酒也已被工行湘西州分行冻结。
如此，湘泉这只凤凰带着哀鸣折翼。湖南白酒行业唯一的旗杆随风飘落。
仔细分析，湖南的“酒业湘军”远没有形成，更不像2002年糖酒会上某副省长所表述的那样。因为湖南不是产酒大省，而是酒类消费大省。湖南白酒年消费量45万吨，而自产只有25万吨；啤酒销量80万吨，自产只有32万吨；葡萄酒全是省外调进。因此，聪明的五粮液打造金六福酒业时，首先就把工厂建在长沙。据悉，目前湖南省市场上销售的白酒有200多个品牌，啤酒有80多个品牌。三年前，或许大小宴会都喝湘泉，更有人对酒鬼酒钟情，可如今，湘泉已经销声匿迹，酒鬼酒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啤酒类的白沙、岳阳楼本就没有形成全国品牌，近两年，连长沙、岳阳自家酒店的餐桌上都看不见白沙和岳阳楼，有的只是青岛、珠江；葡萄酒类就更不用说。所以，“酒业湘军”根本就是一个远没有形成的、子虚乌有的概念，虽然有人把浏阳河、金六福划归“湘军”行列，但那只能说是一个自我安慰的笑话。
太子奶玩捐赠游戏，自损品牌
太子奶也是湖南企业，也是称得上佼佼者的全国品牌，而太子童装是太子奶集团旗下的一家企业。可这个从株洲起家的民营企业，却一直处在业界争论的风雨飘摇中。在这里，不说它把家搬北京的伤心事，也不说他走多元化道路涉入童装的烦恼事，单说它玩捐赠游戏，被推上被告席，自损品牌的傻事。
2004年年初，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状告“太子”耍无赖，捐赠一年不付款。
2003年1月10日，北京太子童装有限公司、北京太子奶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太子奶生物美容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企业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签订了《捐赠协议书》，承诺捐赠100万元，用于购买10辆“母亲健康快车”。1月12日，太子方面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向“希望工程”和“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捐赠仪式，并将象征“母亲健康快车”的金钥匙交给了原告法定代表人。然而时过一年多，被告一直未履行捐赠协议。基金会多次催促，被告却以种种理由搪塞推托。为此原告只能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兑现承诺。
像这样可笑的事情，一般只在小说、银幕上出现，可想不到的是，它却实实在在地出现在首都北京；让人还想不到的是，被告居然是著名的“太子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被告法人代表金哓林曾是《湖南卫视》品牌栏目“玫瑰之约”的金牌主持人，应该说是一个尤其要注重自己的品牌形象和社会责任的公众人物。
怪不得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不给面子，因为公益捐赠，它给北京太子童装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晓林带来了荣登《福布斯》“2004中国慈善榜”第72位和无形的品牌形象的大幅度提升。谁都知道，这种公益性的社会道义责任的行为是要付出金钱代价的，并不是闹着玩的，可偏偏就有人想不付出就得到那无形的资产和品牌提升。
法律专家认为，一般的赠予在没有兑现前，赠予人可以反悔。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予合同，做出了“不适用赠予人在赠予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予”的规定。这意味着一旦签下捐赠协议即具有法律效力，捐赠人就不能反悔，否则就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也许，我们应该对企业多做一些善意的理解。或许，太子公司一时资金到不了位；或许，太子童装临时遇到了资金瓶颈------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自己坐上被告席，哪怕付不了100万，先付50万；甚至，哪怕从银行贷款，也先把这犹如企业生命——品牌美誉度的100万付上。可不知金晓林和太子奶集团的老板到底意欲何为？到底要把自己的品牌带到哪里去？
这，极让人匪夷所思。
有专家分析，如果说娃哈哈走多元化道路因其庞大基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太子奶就“罪不可赦”了。娃哈哈是中国一级品牌，在浙江更是莫人能比，而太子奶和娃哈哈比，应该说是飞机上钓鱼——差得远。当然，谁也不能阻止一个企业的梦想。但无论如何，对太子奶来说，本身基业未稳，没有太多的实力可以无休止地进行品牌延伸；而对于出现捐赠出去的100万又想收回的无赖行为，更不像是一个公司四处拓展、业务天女散花、公众形象大升的知名品牌应该做的事情。
而作为“乳业湘军”（按有些人的逻辑推理称呼，而事实上不存在）的领头羊，太子奶这样的行为自损品牌自不必说，也有断送“湘军”声誉、做“湘军”掘墓人的危险。
远大还能远多远，还能大多大？
远大空调是中国私营企业，1992年开发成功中国第一台商业用途中央空调主机，1995年建成全球最大的溴冷机生产线，1996年成为全球溴冷机产销量最大及技术水平最高的企业。
截止1999年底，公司连续4年缴税过亿元，连续5年无贷款，拥有全球同行业最完备的技术力量、生产系统和售后服务系统，并建立了确保企业良性循环的经营体系和确保企业长远发展的独特的企业文化体系。
远大的独特企业文化体系，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性、人格、人权在全社会的完善，其文化“独特”下的管理“独特”开始受到各方的质疑。更为忧虑的是，近几年，记者作为湖南人，只要一回到湖南，总能听到“远大业绩早已出现滑坡”的声音。可上个世纪90年代，远大最高峰销售额曾达到24亿，2003年的前后几年，就徘徊在10亿上下。
远大，是中国名牌，是湖南企业标杆。现在出现滑坡，不能不让人担忧。
高盛（中国）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前不久被张跃以湖南老乡之谊邀请为远大董事。胡专程赴远大做了一次简约的调研后直言，远大并不是呈直线型增长的企业，而是起伏不平，有些业务甚至是下降的，这从公司长远发展来说应该引起警觉。综合指标ROE，即股权回报，过去最高的时候有40%到50%，但在2004年跌到12%，并非可以高枕无忧。胡在“专业化管理、人才吸引、规模扩大、财务指标”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但有意思的是，胡祖六先生在远大的建言评论，大约在远大网上保留了不到一个星期就突然消失了。
如今，在诺大的远大城，已经难见张跃之兄张剑的身影——远大资产的所有权已经一分为三，张剑执掌远铃公司，远大空调归张跃，远在美国的姐姐则负责远大海外市场。张氏三人曾经一起创立远大品牌与巨额资产，但他们现在已经忘情于江湖、分执天下，这是大多数家族企业真正走向整体发展的硬伤之一。据说，当初张剑从远大空调分离出来，另建远铃公司，即是完成家庭内部资产所有权的分界。
远大的投资分散一度被业界诟病。长沙科技局曾为远铃整体浴室项目做过评估，认为当时因技术、材料全依赖日本进口，以至成本居高不下，差失了市场机会；而远铃的集成建筑已在长沙市政府对面设立了“试验楼”，其技术确有市场空间，但当时每平米造价超过3000元，所以远铃迟迟未下投资地皮建楼的决心。
其实，最引以骄傲的远大市场领先者地位只持续了不多的几年。曾有经济学者批评远大空调患了“创新萎缩症”——1997年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制冷展上，远大空调展台上只摆了一台Ⅶ型直燃机。而1998年在上海举办的国际制冷展上，远大空调展台上亮相的仍然是那种Ⅶ型直燃机，与当时远大的竞争对手开利公司、双良特灵公司、约克公司等公司新产品形成一种让人心酸的对比。
而在非市场层面，远大发现电空调市场背后隐藏着一只强大的看不见的手——电力部门和有关行业专家认为，制冷和采暖应该分而治之，锅炉采暖和电力制冷更加经济，不宜提倡运行费用偏高的溴化锂制冷采暖。远大偏执于与电力部门和有关专家抗衡。今日为了自己的生存摇身一变成为了鼓吹“中国电力改革、中国能源结构性危机”的最积极者。
而正是在与政府、行业、专家的搏弈过程中，远大最终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独。这种孤独外界可能看不出来，但其实从前两年远大要搬离长沙的沸沸扬扬传闻中就可见一斑。当然，在“搬家”风云中，除了自己有“制造湘军”的孤独外，还有政府和当地政策的不近人情，也让“制造湘军”的始作俑者——湖南官员们不得不反思和反省自己。
任何一家企业都有选择自己经营模式和经营管理的权利和自由，但当社会和市场发生进步式的变化时，企业应该是最能变化的，也应该是变化最快的。远大是科技型企业，曾经销售达24亿但员工却一直只有1000多人。这种少行管、少技工、少业务员、并非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是不太适合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尤其是对于现在人性、人格、人权不断释放的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来说。
虽然，远大在滑坡，但远大毕竟是走得远也做得大的。我们期望远大在时代的变革中，能适时调试自己，适时变化并不断进步。说不定，还真能和三一并肩带出一批制造企业来，从而形成湖南在企业方面的第一支“湘军”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