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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瓶掣签制度是清军两次征剿廓尔喀战争期间乾隆皇帝为了整饬格鲁派活佛转世中存在的弊端而制定的一项宗教改革措施，并成为清朝治理西藏宗教政策的核心内容。前人对该制度的研究成果较多，多从背景、发展过程及积极作用展开论述。本文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梳理，并简要总结研究优点及存在问题，以便了解研究概况。
【关键词】 清朝 金瓶掣签 活佛转世
纵观前人有关金瓶掣签制度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对金瓶金瓶掣签制度的产生背景及原因分析。
如却西、曹自强所作一文指出金瓶掣签制度是藏传佛教认定大活佛转世灵童特立的一项法定制度，认为这项制度符合佛教教义和仪轨，肯定了其积极意义。王玉平所作一文概述了活佛转世制度的由来，论述了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并对转世灵童的认定过程具体表述。康明一文指出，转世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弊端，进而危及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安全。乾隆皇帝由此进行大胆改革，创立金瓶掣签制度，使之成为藏传佛教的定制仪轨。王文利关注制度产生的特定背景，从三方面加以论述：活佛转世制度自身发展的要求;清朝巩固其统治的要求;西藏佛教界、上层贵族世家和信教群众的要求。切排、霍续龙、杨凯所作具体分析特定背景，认为其是历史传承与现实因素结合的产物。王家鹏则聚焦于关键人物，指出拉穆吹忠是西藏护法神白梵天的代言神巫，是乾隆设定金瓶掣签制度时的关键人物，并将其作为金瓶掣签制度的内在成因。认为乾隆五十七年清朝金瓶掣签之策的产生与乾隆皇帝对拉穆吹忠的了解有直接关系。
第二類则对金瓶掣签制度的实施过程及事务管理进行论述。
如柳陞祺、邓锐龄根据原始材料，将全部事实经过，特别着重将黄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定过程加以详细叙述。格桑卓嘎主要考察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寻访认定程序。豆格才让扎嘎所作一文对班禅世系的认定及坐床过程进行了详细表述。曲青山重点探讨了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及开始发展历程。赵学毅、常为民主要论述清代中央政府对大活佛转世事宜的管理，认为对两大活佛转世世系的管理是中央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发祥所作就金瓶掣签仪式及其实施过程中某些具体细节的变更进行探讨，并对清代西藏地方金瓶掣签的一般规定及仪式进行了总结。陈庆英在具体阐述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基础上，对金瓶掣签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分析，指出金瓶掣签是清朝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重要历史定制。周燕指出金瓶掣签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既体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宗教治理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也保障了其对西藏宗教治理的有效性。
第三类是对金瓶掣签制度的历史作用进行评价。
曲青山指出金瓶掣签制度对清中后期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活佛传承产生了影响并形成定制。廖祖桂、陈庆英、周炜所作指出活佛转世制度传承方式解决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传承和延续问题。但由于相沿既久，到清朝已流弊丛生。金瓶掣签制度，就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活佛转世制度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吴云岑将金瓶掣签的设立、掣签过程等简要介绍，并对掣签制度的意义进行了总结阐释。于洪的一篇文章以清代京城皇家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雍和宫为例进行分析，认为从兴建、发展中，折射出清政府制定蒙藏民族宗教政策的成熟化和制度化。
第四类是从其他视角予以补充分类说明。
首先是从法律视角着手分析金瓶掣签制度。如孙镇平对金瓶掣签制度分析认为其使转世秩序化和合法化，确立了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宗教的管理权，杜绝了在掣签中的各种违法现象。于鹏翔对制度高度评价，认为其完成了从习惯到法制的飞跃，从人神相隔到人神合一的跃升，从地方自主到中央施控的升华，终成千古之规法。牛绿花认为清朝借鉴并继承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管理和立法调整的经验，制定并完善了金瓶掣签制度，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启示。李德成指出自制度颁布以来，中央政府建立以大活佛转世管理为中心的活佛转世制度，并逐步实现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田庆锋、王存河认为金瓶掣签立法遵循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的宗教立法规律，注重宗教立法的方式和技术，以及立法沟通和宣传工作，以护法降神问题为切入点，较为合理地确立了宗教立法的边界。田庆锋、蒙爱红对法治视域下的宗教行为予以研究，认为清代金瓶掣签立法的成功之处在于较为合理地确定了宗教立法的边界、方式与视角，以及藏传佛教宗教团体的法律权利和义务。
接着是从宗教视角着手分析金瓶掣签制度。如于洪、张双志认为金瓶掣签就是清朝根据藏族的社会情况，以及客观存在的活佛转世制度、神判文化而制定的神判仪式。张曦对颁布金瓶掣签制度之际关于护法神的干涉进行研究，梳理了制定过程中对“护法神”的不同态度。
最后从考古文物视角出发，注重利用文物、档案新材料予以研究。如王家鹏通过介绍清宫原藏金奔巴瓶制造档案、拉穆吹忠画像贡品等有关文物，对金瓶掣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探讨。宗喀·益西丹佛依据新近翻译披露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中的满文档案以及藏、汉文等材料，分析了关于设立两处金瓶的背景、次序、缘由以及乾隆皇帝处理此相关事件的态度与举措。阿音娜，N·哈斯巴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雍和宫满、汉、蒙文档案，对蒙古地区各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认定的程序和特点进行探讨。
前人对金瓶掣签该制度的研究成果众多，内容详实，引证材料丰富。从法律、宗教、考古文物等研究视角的切入，表现出对金瓶掣签制度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多元拓展，呈现出多学科多元化交融的特点。前人研究从各个方面指出了金瓶掣签制度的背景、发展、背后涉及的央藏关系，法理意义、历史作用等。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研究成果大多以汉文史料为依据，藏文史料的研究相对匮乏，对于海外的研究成果关注不够。因而进行汉藏文史料对比研究，深入发掘史料的真实性，是未来研究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此外，多数研究者的着眼点在西藏地区，而对于蒙古地区推行金瓶掣签制度的分析和研究则显得相对较少。
【关键词】 清朝 金瓶掣签 活佛转世
纵观前人有关金瓶掣签制度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对金瓶金瓶掣签制度的产生背景及原因分析。
如却西、曹自强所作一文指出金瓶掣签制度是藏传佛教认定大活佛转世灵童特立的一项法定制度，认为这项制度符合佛教教义和仪轨，肯定了其积极意义。王玉平所作一文概述了活佛转世制度的由来，论述了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并对转世灵童的认定过程具体表述。康明一文指出，转世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弊端，进而危及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安全。乾隆皇帝由此进行大胆改革，创立金瓶掣签制度，使之成为藏传佛教的定制仪轨。王文利关注制度产生的特定背景，从三方面加以论述：活佛转世制度自身发展的要求;清朝巩固其统治的要求;西藏佛教界、上层贵族世家和信教群众的要求。切排、霍续龙、杨凯所作具体分析特定背景，认为其是历史传承与现实因素结合的产物。王家鹏则聚焦于关键人物，指出拉穆吹忠是西藏护法神白梵天的代言神巫，是乾隆设定金瓶掣签制度时的关键人物，并将其作为金瓶掣签制度的内在成因。认为乾隆五十七年清朝金瓶掣签之策的产生与乾隆皇帝对拉穆吹忠的了解有直接关系。
第二類则对金瓶掣签制度的实施过程及事务管理进行论述。
如柳陞祺、邓锐龄根据原始材料，将全部事实经过，特别着重将黄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定过程加以详细叙述。格桑卓嘎主要考察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寻访认定程序。豆格才让扎嘎所作一文对班禅世系的认定及坐床过程进行了详细表述。曲青山重点探讨了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及开始发展历程。赵学毅、常为民主要论述清代中央政府对大活佛转世事宜的管理，认为对两大活佛转世世系的管理是中央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发祥所作就金瓶掣签仪式及其实施过程中某些具体细节的变更进行探讨，并对清代西藏地方金瓶掣签的一般规定及仪式进行了总结。陈庆英在具体阐述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基础上，对金瓶掣签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分析，指出金瓶掣签是清朝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重要历史定制。周燕指出金瓶掣签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既体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宗教治理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也保障了其对西藏宗教治理的有效性。
第三类是对金瓶掣签制度的历史作用进行评价。
曲青山指出金瓶掣签制度对清中后期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活佛传承产生了影响并形成定制。廖祖桂、陈庆英、周炜所作指出活佛转世制度传承方式解决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传承和延续问题。但由于相沿既久，到清朝已流弊丛生。金瓶掣签制度，就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活佛转世制度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吴云岑将金瓶掣签的设立、掣签过程等简要介绍，并对掣签制度的意义进行了总结阐释。于洪的一篇文章以清代京城皇家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雍和宫为例进行分析，认为从兴建、发展中，折射出清政府制定蒙藏民族宗教政策的成熟化和制度化。
第四类是从其他视角予以补充分类说明。
首先是从法律视角着手分析金瓶掣签制度。如孙镇平对金瓶掣签制度分析认为其使转世秩序化和合法化，确立了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宗教的管理权，杜绝了在掣签中的各种违法现象。于鹏翔对制度高度评价，认为其完成了从习惯到法制的飞跃，从人神相隔到人神合一的跃升，从地方自主到中央施控的升华，终成千古之规法。牛绿花认为清朝借鉴并继承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管理和立法调整的经验，制定并完善了金瓶掣签制度，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启示。李德成指出自制度颁布以来，中央政府建立以大活佛转世管理为中心的活佛转世制度，并逐步实现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田庆锋、王存河认为金瓶掣签立法遵循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的宗教立法规律，注重宗教立法的方式和技术，以及立法沟通和宣传工作，以护法降神问题为切入点，较为合理地确立了宗教立法的边界。田庆锋、蒙爱红对法治视域下的宗教行为予以研究，认为清代金瓶掣签立法的成功之处在于较为合理地确定了宗教立法的边界、方式与视角，以及藏传佛教宗教团体的法律权利和义务。
接着是从宗教视角着手分析金瓶掣签制度。如于洪、张双志认为金瓶掣签就是清朝根据藏族的社会情况，以及客观存在的活佛转世制度、神判文化而制定的神判仪式。张曦对颁布金瓶掣签制度之际关于护法神的干涉进行研究，梳理了制定过程中对“护法神”的不同态度。
最后从考古文物视角出发，注重利用文物、档案新材料予以研究。如王家鹏通过介绍清宫原藏金奔巴瓶制造档案、拉穆吹忠画像贡品等有关文物，对金瓶掣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探讨。宗喀·益西丹佛依据新近翻译披露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中的满文档案以及藏、汉文等材料，分析了关于设立两处金瓶的背景、次序、缘由以及乾隆皇帝处理此相关事件的态度与举措。阿音娜，N·哈斯巴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雍和宫满、汉、蒙文档案，对蒙古地区各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认定的程序和特点进行探讨。
前人对金瓶掣签该制度的研究成果众多，内容详实，引证材料丰富。从法律、宗教、考古文物等研究视角的切入，表现出对金瓶掣签制度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多元拓展，呈现出多学科多元化交融的特点。前人研究从各个方面指出了金瓶掣签制度的背景、发展、背后涉及的央藏关系，法理意义、历史作用等。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研究成果大多以汉文史料为依据，藏文史料的研究相对匮乏，对于海外的研究成果关注不够。因而进行汉藏文史料对比研究，深入发掘史料的真实性，是未来研究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此外，多数研究者的着眼点在西藏地区，而对于蒙古地区推行金瓶掣签制度的分析和研究则显得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