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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孟子于“外王”无术，却对“内圣”有方。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在他看来，“仁义礼智”并不是获取权力和地位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当达到“不言而喻”的境界时，人就能产生“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的愉悦。反之，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即使拥有整个世界又有何意义？不难看出，孟子这种超越功利的心性修炼，已近乎神圣了。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追求，超越了人的肉体需要和感性存在。与宗教不同的是，孟子的人格修炼既不是为了使人成为佛陀，也不是为了让人皈依上帝，而是在世俗的、感性的、日常的生活中实现“人皆可为尧舜”的理想。从这一意义上讲，孟子对人性的推崇不能视为愚笨，多少有些神圣。
　　这种神圣的价值理想，使得孟子绝不趋炎附势，有着一般人所难以具备的尊严。他主张做人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与那些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侍从文人相比，这份铮铮傲骨，真有几分“与天地同流”的“浩然正气”呢！这种浩然正气，使孟子敢于笑傲王侯，极具平民色彩。与时刻不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子不同，孟子不仅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甚至公然宣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上》）难怪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听了这话便气得嗷嗷乱叫，差一点把他的牌位赶出孔庙呢！可见，“亚圣”不像“至圣”那样温文尔雅、老成世故，然而也正因如此，他才显得更为耿直、坦诚，甚至有几分可爱。
　　从理论上讲，孟子的“性善论”显然是片面的；从实践上讲，孟子一生也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然而两千多年来，当人们提起孟子的时候，总不免生出几分敬意。宋朝文天祥那首气贯长虹的《正气歌》，使我们领悟到孟子身上的某种东西已经融入到汉民族的血液里，不知不觉地被保留了下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下为河流，在上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然塞苍冥……”
　　倘若有一天你来山东曲阜拜谒孔子故里，不妨顺便到邹县去看一看孟子的故乡。与“三孔”相比，“三孟”的格局要小许多，且少了几分御赐的荣耀。惟独孟林中那一片合抱粗细的松柏，郁郁葱葱，显示出无限的生机。
　　
　　作者简介：陈炎，1957年生于北京，现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史哲》杂志主编，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