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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点与母亲通话，是吕凡每天必做的一件事。而母亲仍然住在家乡辽宁大石桥市。
“虽然我希望家乡越来越好，但并不觉得家乡的好与坏与我有直接的责任，因为家的存在，对于故土更多的是一种情感联系，而不是责任联系。”作为北京某区县检察院的助理检察员，吕凡计划在北京成家立业。
吕凡是第六次人口普查中辽宁流出的89万大军中的一员。东北之于她，更多的是家乡符号化的象征。
薪酬的落差
2006年，吕凡来到北京读大学，她的高中同学有一半在北京，还有两个在上海，留在家乡大石桥市的只有一个人，在银行工作。2013年7月研究生毕业找工作时，吕凡在留京和回家之间犹豫了很久。
“因为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长了一点，在北京我可能不是北京人，回到家乡我却是异乡人的感觉。北京是个开放的城市，我回去以后反倒与环境不能融合。与其在故乡成为异乡人，不如在北京接着打拼好了。”吕凡说。
“我父母也不太支持我回去。东北经济形势不太好，是人情社会。在北京还是讲规则，如果回去，未来就不仅仅与能力有关了。没有爹可拼，还不如在外面拼自己。而且家里的雾霾比北京更严重。”她笑着说，“虽然现在缓和很多，但比北京有过之而不及。因为它走的是工业路线，我小的时候，冬天的早晨，就会看到粉尘直飞冲天。那时候我们以为是雾。”
马达加（化名）是吕凡的高中同学，2012年7月从东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北京，在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从事有色金属设计的工作。
他原本想留在家乡，因为大学的专业是冶炼，希望毕业后找一家离家近的厂子工作。但是，毕业那年，马达加一直想去的鞍钢经济形势不太好，没有招人，而他暑期在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实习过，觉得还可以，就收拾包裹，来到北京。
马达加记得，他本科毕业时，一个钢铁行业的公司到学校招聘，给本科生开出薪酬是一个月5000元。当他研究生毕业时，同样是这家公司，给研究生的薪酬也是一个月5000元，还需一年后转正才能拿到。“由此可以看出，这个行业是多么不景气”。
国企改制时的家
“辽宁的经济总体上可以，但是近几年发展得不是很好。大石桥主要是开发镁矿，做耐火材料，工厂效益不太好，工人压工资发不出来钱的事情还蛮常見的。”吕凡说。
在吕凡的印象中，国企改制前后是她家境况最糟糕的一段时期。她父母毕业被分配到辽镁公司下属的营口耐火材料厂，当时工厂的效益非常好，她家是最早住上暖气楼的一批。然而2000年工厂破产，所有职工按工龄买断下岗，解除一切劳动关系。吕凡的父母双双下岗。由于他们工作时间不长，所以给的钱不多。
吕凡的父母有半年都没有工作，家里几乎到了无米下锅的状态，那时候吕凡还在读小学。读初中的时候，吕凡的父亲在一家私营小企业找了份工作，然而那家企业的效益也不好，半年才发一次工资。当时，父亲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去运炉灰干体力活儿，一天收入30元，这样坚持了一年。
后来工厂的效益好了很多，父亲的职位也上升了。2003年吕凡读高中的时候，经济形势缓和，她的父亲到另外一家相对比较大的矿企上班，家里渐渐宽松了。尤其是从她读大学的那一年2006年开始，经济形势好转，父亲的单位效益好了很多。
马达加家与吕凡家有同样的经历。他的母亲在辽镁公司下属的一家公司做抄表员，那家公司破产后，母亲做了小卖店的售货员，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到了证当了小学老师。他的父亲是高中老师，曾经是辽镁公司下属公司附属高中的老师，那家公司倒闭之后，他父亲到私立高中做了老师。
马达加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买东西的时候，母亲说家里只剩下50块钱了。他说：“那时候全家的重担就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他一个月只能回来两次。母亲带着我，只能干零活，比如帮人给衣服上绣花。”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出台后，他们发现家里的环境有了变化。吕凡说：“政策还是有用处的，我们营口的港口鲅鱼圈，原来就是个无名的港口，后来发展货运港，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带动了我们那一圈经济的发展。”
回与不回
来北京不到两年的王俊即将要离开北京，回到家乡齐齐哈尔。当初出来时，王俊就是想见见世面，但是北京的生活成本太高，让他负担不起。
对于在京闯荡的东北人来讲，东北更多的是家乡符号化的象征。
23岁的王俊是北京一个住宅区的保安，每个月工资2000多元。他还没想好回家做什么样的工作：“父母希望我回去，在家虽然只有1000多元的工资，但家里有房有车，踏实。我并不想做出什么大的事业，能在父母身边尽孝就好。”
与王俊不同，吕凡和马达加选择了安居在北京。去年，马达加的父母在北京给他买了房，他也拿到了北京户口。他说：“我还是东北人，从身份证上来说，210打头的就跟着一生了。”
吕凡说：“我还很关心东北，我的家人还在那儿，他们很多都是农民，我也会关注三农政策在东北的实施。”
吕凡的堂哥现在兰州大学读博士，正在找工作，预计定在天津。表妹在厦门大学，今年大三，以后不会回东北。在吕凡姥姥所在的农村，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在温州、深圳等地，“能开厂赚钱的，他们就不会回来了，还会带一些家里的年轻人出去，如果仅仅是打工的最终还是会回来。”
而马达加的两位表哥，一位在成都，一位上海，都发展得很好，没有回东北的打算。
“当初的离开不正是为了今后的发展吗？家乡的空间是有限的，北京有无数发展的可能。”吕凡说。
“虽然我希望家乡越来越好，但并不觉得家乡的好与坏与我有直接的责任，因为家的存在，对于故土更多的是一种情感联系，而不是责任联系。”作为北京某区县检察院的助理检察员，吕凡计划在北京成家立业。
吕凡是第六次人口普查中辽宁流出的89万大军中的一员。东北之于她，更多的是家乡符号化的象征。
薪酬的落差
2006年，吕凡来到北京读大学，她的高中同学有一半在北京，还有两个在上海，留在家乡大石桥市的只有一个人，在银行工作。2013年7月研究生毕业找工作时，吕凡在留京和回家之间犹豫了很久。
“因为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长了一点，在北京我可能不是北京人，回到家乡我却是异乡人的感觉。北京是个开放的城市，我回去以后反倒与环境不能融合。与其在故乡成为异乡人，不如在北京接着打拼好了。”吕凡说。
“我父母也不太支持我回去。东北经济形势不太好，是人情社会。在北京还是讲规则，如果回去，未来就不仅仅与能力有关了。没有爹可拼，还不如在外面拼自己。而且家里的雾霾比北京更严重。”她笑着说，“虽然现在缓和很多，但比北京有过之而不及。因为它走的是工业路线，我小的时候，冬天的早晨，就会看到粉尘直飞冲天。那时候我们以为是雾。”
马达加（化名）是吕凡的高中同学，2012年7月从东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北京，在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从事有色金属设计的工作。
他原本想留在家乡，因为大学的专业是冶炼，希望毕业后找一家离家近的厂子工作。但是，毕业那年，马达加一直想去的鞍钢经济形势不太好，没有招人，而他暑期在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实习过，觉得还可以，就收拾包裹，来到北京。
马达加记得，他本科毕业时，一个钢铁行业的公司到学校招聘，给本科生开出薪酬是一个月5000元。当他研究生毕业时，同样是这家公司，给研究生的薪酬也是一个月5000元，还需一年后转正才能拿到。“由此可以看出，这个行业是多么不景气”。
国企改制时的家
“辽宁的经济总体上可以，但是近几年发展得不是很好。大石桥主要是开发镁矿，做耐火材料，工厂效益不太好，工人压工资发不出来钱的事情还蛮常見的。”吕凡说。
在吕凡的印象中，国企改制前后是她家境况最糟糕的一段时期。她父母毕业被分配到辽镁公司下属的营口耐火材料厂，当时工厂的效益非常好，她家是最早住上暖气楼的一批。然而2000年工厂破产，所有职工按工龄买断下岗，解除一切劳动关系。吕凡的父母双双下岗。由于他们工作时间不长，所以给的钱不多。
吕凡的父母有半年都没有工作，家里几乎到了无米下锅的状态，那时候吕凡还在读小学。读初中的时候，吕凡的父亲在一家私营小企业找了份工作，然而那家企业的效益也不好，半年才发一次工资。当时，父亲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去运炉灰干体力活儿，一天收入30元，这样坚持了一年。
后来工厂的效益好了很多，父亲的职位也上升了。2003年吕凡读高中的时候，经济形势缓和，她的父亲到另外一家相对比较大的矿企上班，家里渐渐宽松了。尤其是从她读大学的那一年2006年开始，经济形势好转，父亲的单位效益好了很多。
马达加家与吕凡家有同样的经历。他的母亲在辽镁公司下属的一家公司做抄表员，那家公司破产后，母亲做了小卖店的售货员，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到了证当了小学老师。他的父亲是高中老师，曾经是辽镁公司下属公司附属高中的老师，那家公司倒闭之后，他父亲到私立高中做了老师。
马达加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买东西的时候，母亲说家里只剩下50块钱了。他说：“那时候全家的重担就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他一个月只能回来两次。母亲带着我，只能干零活，比如帮人给衣服上绣花。”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出台后，他们发现家里的环境有了变化。吕凡说：“政策还是有用处的，我们营口的港口鲅鱼圈，原来就是个无名的港口，后来发展货运港，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带动了我们那一圈经济的发展。”
回与不回
来北京不到两年的王俊即将要离开北京，回到家乡齐齐哈尔。当初出来时，王俊就是想见见世面，但是北京的生活成本太高，让他负担不起。
对于在京闯荡的东北人来讲，东北更多的是家乡符号化的象征。
23岁的王俊是北京一个住宅区的保安，每个月工资2000多元。他还没想好回家做什么样的工作：“父母希望我回去，在家虽然只有1000多元的工资，但家里有房有车，踏实。我并不想做出什么大的事业，能在父母身边尽孝就好。”
与王俊不同，吕凡和马达加选择了安居在北京。去年，马达加的父母在北京给他买了房，他也拿到了北京户口。他说：“我还是东北人，从身份证上来说，210打头的就跟着一生了。”
吕凡说：“我还很关心东北，我的家人还在那儿，他们很多都是农民，我也会关注三农政策在东北的实施。”
吕凡的堂哥现在兰州大学读博士，正在找工作，预计定在天津。表妹在厦门大学，今年大三，以后不会回东北。在吕凡姥姥所在的农村，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在温州、深圳等地，“能开厂赚钱的，他们就不会回来了，还会带一些家里的年轻人出去，如果仅仅是打工的最终还是会回来。”
而马达加的两位表哥，一位在成都，一位上海，都发展得很好，没有回东北的打算。
“当初的离开不正是为了今后的发展吗？家乡的空间是有限的，北京有无数发展的可能。”吕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