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最深层次的根源在于过去较强的计划生育调节和人口流动管制。笔者结合中国三十多年这样一个十亿—十三多亿人口大国的历史和政策观察,就其人口生育、增长、结构和流动等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了一系列分析,形成下列研究成果:提出了人口生育和流动的政府强制与社会自动两种调节机制;阐释了生育权和迁移权在家庭或者国家之间的归属,对于资源配置、人口与其他方面的协调和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关系;提出了人口增长波动较大情况下,20年前人口增长速度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的定理;指出工业化初期的人口快速增长与工业化中后期人口增速下降有着经济主力人口跨期储蓄、积累和平衡的关系;还讨论了政府和社会双重调节下形成的人口坑,以及人口生育和增长呈凹凸状时,对一国经济高增长时期长短、中等收入发展是否有陷阱、不同产业和经济增长波浪式上行和下行等之间的关系;最后笔者认为,2.1的生育率是一国和一个民族人口长远是否安全的警戒线。这些研究成果为人口经济学和发展经济理论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