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在云南腾冲开会，中午在一个静谧的古院落用餐，当一道清炒松茸端上来时，所有的媒体同行都目光爆射，如同贼寇见了金器，淫虫见了比基尼，不消说，这帮夜班佬都看过陈晓卿的《舌尖上的中国》。我拦住一班撸袖准备下毒手的饿殍，说：且慢，拍个照片再吃。于是苹果手机咔嚓咔嚓响成一片，我们约好晚上8点20分一起发。但我手贱，顺手就发了个微博出去。然后就悲剧了，有人骂我国难当头居然还吃松茸。
　　据说被骂的不止我一人。那几天五岳散人发了张早餐图片，被骂；郑渊洁的老爸发了微博评点青歌赛，被骂。我不知道骂骂咧咧的网民从哪找来那么多的道德优越感。那天的早晨芦山地震，早餐时聚集腾冲的一帮媒体高管都在忙着打电话调度记者赴一线采访，但谁都不会在微博上说自己如何忧心忡忡如何心系震区，那叫装逼，大家只是在做分内的事。假若上峰来电让我即刻从云南赶赴四川采访，我也会手忙脚乱把餐厅里的所有精美糕点洗劫一空打包装袋，然后嚼着鲜花饼往机场跑。是的，天塌下来都不能阻挡我对食物的热爱。
　　强制他人跟自己同步啼笑，是中国人的一大陋习。地震首日，我看了一晚的直播，心情沉重，但我不认为谁若在那晚出去泡温泉就是罪孽。我涌起了无数与地震有关的私房回忆，但我亦不认为大家都得在那晚回忆地震，即便是汶川的生者，对他们而言，不再回忆，也许是更大的仁慈。
　　曾经在车载电台里听过一句话，所谓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
　　在地震新闻中，惟一令人轻松的是灾民们摆起了麻将桌，这同样无可厚非，至少我认为，在灭顶之灾面前能够保持淡定，总比以泪洗面好。我的心理素质不如他们。那晚我在腾冲也有轻微震感，网上说腾冲一带也可能有地震，我当即研究了宾馆的建筑结构，估测若是来了地震大概几秒内能逃出去。为了流氓兔，我得确保自己好好活着。幼齿也发短信来叫我和衣而卧，被我悍然拒绝，我都想好了，若是被晃醒，我可以在5秒内赤条条窜到酒店的庭院里，只恨满塘的荷叶尚未长起，不过我可以拈起一张小小的海棠叶微笑，呃，遮羞足够了。
　　在云南时，和同行聊起滇人习性，我发现云南人外出务工的人数很少，宁可在高原上看平湖雪山，不愿去珠三角长三角挣钱。按GDP眼光看，当然是懒惰、不思上进，但现今看来，一个人有没有贫穷的自由？有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我刚毕业时呆的广西小镇，极贫瘠，县里组织劳务输出，不少农民工到广东打工一个月比在故乡一年收入还多，但许多人两个月之后就回家了，宁愿呆在大石山区，在光秃秃的山梁上放羊。我年少时最看不得懒人，自是鄙夷得很，中年时却觉得只要不损害别人，只要不违反法律和伦理，谁爱怎么活，都是天赋人权。
　　强制道德，与强迫作恶的本质并无区别，如果说国殇之时不允许娱乐是必要的道德，那么，在灾难来临时盯紧别人的餐盘——尤其这还不是三公消费的餐盘——简直是一种强迫症。
　　以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逻辑和价值观去揣度他人，往往谬之千里。